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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总是跑不出一些事，是命里注定的，是由血脉连着的，这是命运。 在你很小的时候，因为年少轻狂，总想挣脱这个命运的链条，比如：因为父亲是搞文学的，你便想逃开这个文学链，以证明自己的不依靠，为了这个证明，就让自己的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好，目标直奔医科大学。 但是，何谓命运？最后，我还是被校长暗暗调到文科班，结果还是上了中文系。 后来，我发现，我与文学，真就是命里的渊源，从我还没有出生，从我出生时的名字“黧眉”，从我无处不在的莫名感觉，是注定了的。 所以，当回顾我和文学的关系，用“我们家的文学事”来表述，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许多人都不知道富拉尔基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人知道富拉尔基是通过我爸爸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这个小说后来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多年后我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红岸止》。其实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富拉尔基就是红岸，红岸就是富拉尔基。富拉尔基是达斡尔族语，译成汉语就是“红色宝石之岸”，在我的故乡，我们称它为“红岸”。 红岸，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的父亲1957年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来到了当时还是北大荒的富拉尔基，当时这里是一个小渔村，偏僻，寒冷，人迹稀少。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我国的重工业基地、远东最大的重型机器厂——第一重型机器厂，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一重”。这里被周恩来总理赞为“国宝”，生产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长期以来为中国的重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来父亲的梦想是北大中文系，但是父亲高中毕业时，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学子，父亲满怀激情报考了天津大学。大学毕业来到这个遥远的边陲时，工厂正在初建，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刚刚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年轻人，其中不乏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哈工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以及各地工科专业的大中专学生，还有一些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总之，我小时候的发小和同学，家里都是五湖四海的口音，几乎没有一个当地人。我们的父辈就是在这一片荒原上，住窝棚，吃窝窝头，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来这个大工厂。父亲经常回忆那时候的情景：整个建筑工地白天挖土机的声音隆隆作响，夜晚灯火通明，彩旗飘飘……你能够想象得出那热火朝天的场面吧？ 那时我年轻的父亲，写信给远在南方的年轻的未婚妻：“来吧，来建设我们中国的乌拉尔！”许多年后，我那年迈的母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封极富文学色彩的信带给她的激情与震撼——乌拉尔，是苏联著名的重工业基地；而富拉尔基，正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天高云淡、茫茫草原，实在是太适合年轻人的火热的心了，尤其是青年学子——那就是文学的土壤啊！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因为文学而相识的，年轻的父亲经常发表作品，母亲爱慕父亲的才华，他们书信往来畅谈文学，鱼雁传书，闪耀出爱情的光芒。大家闺秀的母亲，不顾北大荒的寒冷与偏僻，义无反顾，带着祖母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北中国。 我那年轻的父亲，二十几岁的父亲，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用他那充满激情的笔，写下话剧《草原上的钢铁巨人》，在全省公演；后来他又改成了长篇小说《钢铁巨人》。记得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我们厂拍摄电影《钢铁巨人》时，我们的街区万人空巷，都跑到江边去看拍电影了。我那时候跟剧组去拍戏，坐在汽车里，听他们讲那些有趣的拍摄花絮，非常开心，但是即便这样，我依然没有想过自己会跟文学有什么关系。 那时我们的家在红岸，说家喻户晓并不为过，不仅仅是我的父亲，我年轻美丽的母亲也在写诗，还发表过中篇小说。我们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厂里的文学青年都爱聚集到我们家，与父亲谈文学，母亲也经常以她惊人的见解得到父亲的赞许。那时还有全国各地的编辑来找父亲约稿，很多文学界人士都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家，甚至记得因为住房窘迫、我父亲经常在厨房的灶台上写作的事。在《中国作家》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与何志云先生坐在一起，他向周围的人说他见过小时候的我，这话一点也不假。许多文坛上的人物我小时候都见过，他们大都是父亲的朋友，只因我那时年纪小，大家都还视我为孩子，所以我工作以后与一些文坛前辈共事，很多人还开玩笑让我叫他们“叔叔”。 前不久在一个聚会上见到高洪波先生，我母亲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时，高先生是创联部主任，他跟我爸爸妈妈都很熟，谈及我父母去年突然相继去世，他感慨说：黧眉现在是孤儿了。我悲从中来。最近经常会跟一些文学界前辈有联系，其中很多人跟我的父母有各种交集，看见他们，我百感交集。 小时侯我认识许多作家，很多都成了名家。比如：张洁、谌容、叶辛、古华，等等。如果我没有记错，叶辛先生当时还在贵州插队，但是已经出版好几本书了，他送给我们的书有的扉页还写着我姐姐的名字。我们有很多书都是作家前辈送的，这是他们对晚辈的鼓励。作家张洁当时与爸爸同属于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他们之间很熟悉。那时张洁刚刚发表那篇有名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我和姐姐奉父亲之命去她家送什么东西或者是取什么东西，当时她家住在二里沟，一机部宿舍，我们敲门，开门的是她母亲，一个温文尔雅很有风度的老太太，那套房子很小，但是很朴素，也很整洁。这就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里的那个母亲。 在父亲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时，有一次一个作家代表团到哈尔滨，碰巧我也在哈尔滨度假。爸爸邀请我一起去见见女作家谌容，她带了她的女儿，应该就是梁欢，我们握了握手，她们都朴素而真诚，这是我那个年代对所有作家的印象。 作家冯苓植先生令我记忆深刻并不是缘于他的书，而是他有一个表妹当时是在黑龙江的下乡知青，冯先生委托我父母亲帮忙照顾。我记得那是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叫冯利，每次从我们家路过，我父母都把最好的床让她睡。因为她到我们家的次数多，我便印象深刻。她穿着紫色的毛衣坐在床上涂擦脸油的样子，不知为何至今我还记得。 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些当代作品，所以我整天都在读这些书。有两本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印象深刻，一本是《牛田洋》，另一本是《虹南作战史》。父亲的很多书都是作者本人赠送的，他们是父亲的朋友，有许多人来过我们家。记得读长篇小说《征途》时，我最喜欢里面的上海知青万黎莉，喜欢她在寒冷的北大荒的马车上抱着热水袋的可怜样，其实这个人物是作者作为非主流人物来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里，只有她是最真实的，因而也是可爱的。所以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父亲说：这就是郭先红叔叔，你不是喜欢看他写的《征途》么？看到这样一个严肃的叔叔，吓得我没敢问。我想问的是他是不是也喜欢那个老被人骂的万黎莉？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说，题目是《向阳院的故事》，是一群少先队员与坏分子作斗争的故事。虽然幼稚，但是也有点意思。 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我少年时的理想是当护士。我向往黑黢黢的夜晚惟有医院里闪亮的灯光，和灯光下白衣护士铅笔一样苍白的手，在安静地摆弄着器械。后来到了考大学的年龄，我又想当医生。我记得有一篇课文《无影灯下送神针》，是讲医生救死扶伤的故事，我就非常迷恋医生这个职业。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志向都是会随时改变的，有时候某一件小事，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选择。 但是，又是命运，我只能说是命运。不可抗的宿命。命运让我拐了一个弯。我姐姐当年以齐齐哈尔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她的理想是中文系，我父亲年轻时代的梦想也是北大中文系，我们当时子弟中学的校长李长安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认为我如果考理科，不一定能进北大，但是考文科，北大中文系志在必得。 但是，又一个“但是”，种种原因，我没有填报北大中文系，而是第一志愿填写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此，我开始了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