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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瞳距》里，我所设置的两组人物分别对应了当下中国社会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层：一个是集合了“准院士”、海产大佬、知名主持等名流的所谓精英群体，另一个则是以尹芳和尹翔姐弟俩为代表的城市务工者。仿佛是在做一场化学实验，我把他们装进同一个试剂瓶，充分地进行混合、搅拌。正常情况，每一个人都会稳定地待在自己的圈层和密度里，但是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他们之间将会发生奇妙的物理融合与化学反应。比如加热，比如加入某种催化剂——因为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出了问题而造就的一场吊诡婚姻。 人和人当然是不同的，毋庸讳言。先天原因也好后天原因也罢，个体原因也好环境原因也罢，共同作用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的成为强者，有的沦为弱小；有的孔武显赫，有的卑微喑哑；既有幸运儿，也有倒霉蛋；既有“牛魔王”，也有窝囊废。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物质层面以及灵魂层面的基本景观和基本秩序。 人和人不同，但是说到底人和人其实又没什么不同。不管是京城的“准院士”，还是县城眼镜店的配镜女工，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精神隐疾和心灵苦难。这隐疾和苦难，只属于人类，且人人有份。在激烈的混合和搅拌下，在命运无常的剧烈反应中，人人都有可能被还原，所有的差异或许都将在一瞬间被抹平；并且我们发现，这差异和鸿沟，在那巨大的隐疾和苦难面前，是多么地不值一提。写作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那就是时刻提醒人们，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和真相的存在。 作家都是自己作品那艘大船上的船长兼救生员。他故意让船出事、翻掉，然后去打捞溺水的人。船必须要翻，船上的每一条生命也都必须要去打捞。在等待救援的那一刻，人人都是可怜虫。电影《泰坦尼克号》结尾处有一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二副查尔斯·莱特勒，那个唯一驾船回去救援的人，当初船出了事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妇女和儿童先走的人，举着手电筒，在冰冷彻骨的大西洋海面上，试图去搜救和打捞曾属于这船上的任何一条生命，而不管他（她）之前属于几等舱。 2012年写《恐高》的时候，我其实就在做这样的事了。“低处的人恐高，高处的人也恐高”，一个“恐”字，将一船人全部打入水中，将每个人都还原为可怜的倒霉蛋。就是在刚刚写下这篇创作谈的时候，我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十二年了。就这么点事，我还没放下。（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