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当下的小说，范围甚至可以扩大到21世纪以来，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无法释怀——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似乎少了主义和思潮，中国作家似乎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当故事成为小说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要素，当所有的作家都绞尽脑汁去追求讲述一个所谓好看的故事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便可想而知了。小说肯定需要故事，但故事却不是小说的唯一，毕竟小说还有许多文学性的层面。
    我想起195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小说”，距我们还不算太遥远，罗伯-格里耶等，以及他们亲自参与的法国“新浪潮电影”曾经让我迷恋不已。一个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的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的嬗变多数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社会思潮的涌流当是文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二战之后的社会思潮为西方文学艺术提供了深厚强大的思想与哲学基础。罗伯-格里耶及其“新小说”的出现，让还原现实真实性的“现实主义”陷入了一种可疑的窘境。
    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激烈程度恐怕是世界之最了。21世纪初以来，虽然处于一般认知意义上的“和平时期”，但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改革与变动不居之中。我们的文学呢？却没有因此而发生颠覆性的“革命”。让人颇觉难堪的是，世俗的文学，甚或娱乐化的文学主流，历经二十余载，至今仍然没有终结。1980年代的文学为什么至今仍然令人怀想？因为有着人的解放与人道主义的关怀，还有作家对文学的宗教般的信仰与理想。它也在诉说着我们民族的苦难、个人的悲欢离合与生活的一地鸡毛，但却没有沉沦与堕落，而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尤其是始自1985年，且持续了五六年之久的先锋文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小说思潮。面对当下的中国小说，或者说面对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我们太需要形式主义了；形式不存，经验便会迅速贬值，故事亦会食之无味，进而无将焉附。我们应该有一场类似于法国“新小说”那样的文学革命，才无愧于当今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
    2 当下的中国小说，我的总体判断是仍然在形而下的状态或层次上滑行，用一个关键词，干脆称之为“形而下叙事”也未尝不可。从传统上讲，中国历史上对小说是轻视的，《汉书·艺文志》小说类序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与西方文艺复兴后对小说的理解大相径庭。我们对小说的认识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了相当大的飞跃，小说成为关涉“新一国之民”（梁启超语），关乎世道民心与国民性的改造之经国伟业，之宏大叙事也。从社会与人生的角度论之，我们对小说的重视程度比之于西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及至五六十年代，那些后来被称之为革命历史题材或“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对共和国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对广大读者革命激情的鼓舞作用亦是显见的。1980年代的小说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人道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前所未有的张扬，使其成为小说宏大叙事的绝唱。
    如果说19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是“形而下叙事”的滥觞的话；那么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则将“形而下叙事”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写实小说”展现的是普通人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底层叙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伦理与道德的苦难诉求。让我忧虑的是，有些作家并没有思考如何表现“底层”苦难，或者苦难对人类的深层次意味，它让我们应该怎样去反抗命运的笼罩，而是执迷于挖掘苦难，甚至放大和夸张苦难，为了表现苦难而苦难，其遗绪至今还未散尽。我们总是将小说与现实、与人生画等号，我们甚至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小说关乎伦理与道德，但又不局限于伦理与道德，它还有更为广阔的文学性、思想性乃至哲学性空间。对伦理道德和“底层”苦难的过度宣示，导致我们的小说始终不能创新，始终不能为世界提供独特的中国小说叙事经验与审美范式，中国小说也就无法达到“形而上”的高度，甚至难以与世界文学对话。
    3 我不希望读者对我上述观点产生误解，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希冀着小说掩饰“底层”的苦难。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作家在表现“底层”苦难的时候不能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即当下“底层”的民众生活，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没有历史与文化的苟且状态，一种缺乏朴实与善良、悲悯与情怀的混沌，更不能为了小说的戏剧性与夺人眼球而夸大“底层民众”人格的卑劣与灵魂的丑陋。
    4 19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和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之所以被诟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哲学思辨与批判精神的匮乏，作品无法在更为宏阔与深刻的思想视域中拓展叙事空间、提升文学品格。现实主义无论它的前缀是什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别于自然主义。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学都渐渐远离了自然主义。也就是说，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几乎是没有发展空间的。
    当作家无能为力的时候，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界又给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支撑呢？假如我们将世纪之交作一个隔断的话，此前的所谓“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还真的有些探索与追求，思潮主义一类的也曾有过波澜起伏，尤其是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批评的译介、应用与本土化改造，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未来的一抹曙光。可是之后呢？在近2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除了一个“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收获了什么呢？“新世纪”过去近20年了，中国的理论批评界还在频繁广泛地使用这个概念，我不知道这“新”要到何时才能终结。我才疏学浅，当然不能为中国文学提供什么新的理论，或创作的主义与方法；我现在想换个思路，或者是退而求其次，就是我们的文学，包括小说，能不能先优雅高贵起来？具体说，就是要创造出与我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与我们当下社会发展与理想趋势相向而行的“优雅高贵的文学”？
    5 何为“优雅高贵的文学”？如何概念、界定它并描述其具体内涵，我并不清晰，这个想法只是从脑海里突然间冒了出来，真可谓随想。虽如此，但我想，直觉有时候可能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所以，先不去考虑理论与逻辑，感觉式地随想一下也未尝不可。或许，“优雅高贵的文学”的内涵与形态就蕴含在这里也未可知。
    我首先想到的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我以为，在近年来的小说中，《极花》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比比皆是，而且有的要比小说所叙写的残酷得多。从主题的角度论之，这个小说难以出新，结局即便是让读者感到有些突兀和不解，我也仍然不认为作品有多么深刻。当然，《极花》内蕴着或者说是隐喻着更复杂的存在也是事实。但我以为，《极花》特殊的文学价值与意义在于贾平凹没有循着“底层叙事”的老路，在直面乡村的衰败与农民的苦难时，采取了中国水墨画的写意方法与精神，描写了一幅仍然相当落后的乡村风俗画。在这里，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现代性冲突被乡村的文化风俗与村民的生活习惯所消解与遮蔽。贾平凹没有回避这种冲突，但却有意地消解了这种冲突。也许，在贾平凹的理想中，中国乡村无论怎样凋敝，农民的苦难无论怎样深重，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中浸泡和滋养着，宛若一幅中国水墨画，既有物象的清晰，也有情境的朦胧，既有皴法的笔意，也有水墨的趣味。我们很多作家是在刻意寻找并夸大乡村与城市、古朴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外在的戏剧冲突是他们的小说美学追求和屡试不爽的叙事策略；而贾平凹对乡村的认知与感受是浸泡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与乡村的历史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之，贾平凹的乡村叙事鲜有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衰败的乡村与苦难的农民，在他的笔下仍然是诗性的，这种诗性不流于生活现实的表面，而在于内生的文化根性。
    6 格非也开始回望乡村，现实中或衰败、或已经成为废墟的故乡唤起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他的书写在反思中不免多了些乡愁与挽歌的味道。与贾平凹一致的是，苦难的生活并没有阻碍他们对乡村诗意的留恋与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深情怀想。于是，我们在《望春风》的苦难叙写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古朴的民风和纯粹的人性。小说描写的人物很多，但多是采用一种白描式的勾勒，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塑造；也不注重故事与情节，碎片式的生活与场景，散淡而轻蔓，以写意的方法点点染染，似有了中国水墨的意境与味道。加之叙述语言的伤感与诗性，小说自然多了几分“优雅与高贵”的气质。格非说：“实际上几千年前的风俗礼仪，一直在乡村延续。江南更是如此。”这一立场亦与贾平凹同。
    7 葛亮的中篇小说《海上》，叙述沉稳老到，颇有些大家气象。后来对照《北鸢》，才知道是这个长篇最后几个章节的节选，这几章显然也是这个长篇中最出色的部分。在葛亮的笔下，日本投降后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混乱与恐怖。当然，秩序与安宁的背后却是波澜与凶险，阴谋与角斗，但葛亮的叙述与描写却是在气定神闲中彰显着优雅与高贵。与南方的大家族的生活有关，但却不尽然。其实从小说，或小说所描写的历史本身而言，我们或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葛亮的家族的历史也只能是他个人的想象，甚至虚构诗化的历史；换言之，作为读者，我们读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葛亮小说抒情的语言、诗性的叙事，以及优雅高贵的文学品格。
    8 前段时间在《文艺报》上读到雷达先生的《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一文，先生认为：“为追求某些虚悬的价值目标，使得叙事文学的文学性被冲淡，因为‘思想’的作梗，使得人物的灵魂不够饱满。”对此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从中国当代小说的总体论之，我恰恰认为小说的思想性，或曰哲学性实在弱爆了。所以，我们应该强调和鼓励作家在小说中进行独立的形而上思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改变和提升中国小说的品格。再好看的故事，再饱满的人物形象，没有思想的支撑也难以达到高超的文学性境界。托尔斯泰也好，莫言也罢，正是他们深刻的思想和洞察，才使其作品具有了世界性的高度。
    9 小说当是一种智者的佳构、孤独者的舞蹈。独特的视角、精巧的构思、隽永的思想与哲学的深度，以及文体探索的多向度的可能性，给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文学性表现空间。遗憾的是，当19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作家的写作转向之后，“形而下叙事”便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叙事，而他们集体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并回归现实主义，无疑让更多的年轻作家以为，先锋文学尚且如此，何况吾乎？是故，中国当代小说离优雅高贵的文学还有着难以估量的距离，而思想与哲学的高度恐怕就更得翘首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