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挑战的今天，人类学如何寻找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田野调查又应如何开展？近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邀请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博物馆客座研究员赵式庆作了题为“鄂温克族自治旗吉登嘎查的田野反思——探索人类学的当代意义”的学术讲座。
    三年来，赵式庆带领就读于不同学科的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以家庭组、语言组、迁徙组、狩猎组、生活组等8个内容的范式，到内蒙古鄂伦春旗古里乡、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鄂温克旗吉登嘎查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
    民族学、人类学的反思和当代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挑战
    人类学是上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同时，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也开始产生。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类学以“少数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定义”为标志的田野调查，以及研究取得了有影响的学术成就。此时，中国人类学接受了苏联的“民族学”。我国民族学界采用“进化论”给民族社会形态定位，如“鄂伦春族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彝族奴隶制社会”等等。而且，这种定义性研究还影响了官方的政策决定和官方表述。
    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研究本体在逐渐丧失。即物质文化渐渐失去了基本存在的条件，精神文化受到了现行价值观的影响和挑战，传统文化已然成为碎片。各民族在当代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构，“文化失真”的现象比比皆是。赵式庆说“田野调查中，有些受访者自我文化的知识在减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间接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是从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再用来接受访谈”。经过这样的社会、个人的重构、循环，传统文化的原貌越来越难以探寻。其次，文化产业化中“文化的符号化”倾向已初见倪端，在餐饮业、旅游业、时装界，博物馆、舞台上、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民族文化闪亮登场。第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也在改变。研究者们现在难以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学科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相较于曾经的数月、数年的田野调查，短期的田野调查不能够支持深入研究。
    探索人类学的当代意义
    有人说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最宝贵的资料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田野调查中得到的，这是在60年前民族文化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完成的较全面的资料搜集。那么，如今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价值如何实现呢？
    首先，对已有的田野成果作后续研究并进行填补和修正。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有将同一条河流域的人们定义为鄂伦春、鄂温克两个民族的情况。在吉登嘎查的调查中，调查组发现当地的鄂温克人主要是“诺敏浅”，他们分两条路线从诺敏河流域搬迁到此地。访谈鄂伦春“诺敏浅”老人时，他们还记得曾经的迁徙路线。他们认为“鄂伦春”、“鄂温克”是“别人这么叫我们的”，“我们其实就是诺敏浅”。这种流域区分，似乎能更准确地追溯出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
    80年前，英国人类学家林格伦博士到呼伦贝尔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2014年由剑桥大学与内蒙古大学接洽引回。2016年，调查组从其中的5000多幅照片中挑选了250张照片，在鄂温克博物馆举办了名为“英国剑桥与鄂温克大地——穿越时空的回归”展。在追寻这些照片背后的历史时，调查组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展览，照片中主角的后人认出了长辈，照片中有的老人近年才去世。调查组通过访谈将他们的经历记录了下来。这说明，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已经做过调查研究了，但实际上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发现和挖掘的内容。而且，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一定要利用好档案、考古、游记、影视等资料。
    其次，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不能仅限于采风访谈形成的论文或调查报告，还应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把研究成果注入实践。2016年，赵式庆和学生们在吉登嘎查调查时发现，当地牧民面临着畜牧业生产的共性问题：一是草场分配不够，劳动力少；二是牛羊肉受市场影响，并在进口牛羊肉的冲击下价格持续下跌，牧民牛羊肉的销售价远低于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三是当地牧户饲养规模越大、负债越大，收益同规模不成比例。就扩展吉登嘎查的发展出路问题，调查组以开发高端旅游、建立户外马文化基地、建立“吉登嘎查数字博物馆”等内容进行了可行性调查和思考。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调查组认识到，旅游是把“双刃剑”，在看到现实收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可能造成的文化和民族内在精神的破坏。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小兴安岭是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家园，他们的文化处于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这里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游猎、游牧族群具有独特价值的地点。
    赵式庆的这次讲座提出了民族学、人类学对民族传统的认识和担当的现实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民族发展的愿景是，不忘传统、不忘历史，也要前行。这三次田野调查组织有效，视野广阔，调查内容设计专业且有创新，以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很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