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长篇小说大年。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在颇受瞩目的优秀作品中，乡土题材占据了大半壁江山。由此，有评论家发文称，乡土文学“依然强劲”。在社会转型期，时代生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也前所未有地经历着嬗变和震荡。作家们，尤其是拥有乡土经验的作家们，把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通过艺术方式表达、呈现出来，写出了转型期复杂丰富的新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张荣超的《镇长》，正是这样一部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的长篇小说。
    《镇长》塑造了以常君为代表的一群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者显然对当下中国农村的诸多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历史的、现实的等等，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积累，对于中国农村基层结构的诸多节点，持守与裂变、倾斜与制衡、分化与聚合、新与旧、变和常等等，都有着准确的整体的把握。作为一位曾经的镇长，一位在中国农村生活的激流中摸爬滚打过的人，一位对基层生活的每一个拐弯抹角处都成竹在胸的人，作者对材料和经验那种近乎强悍的占有和控制力，使得小说获得了一种丰满厚实的生活质感，显得血脉充盈，筋骨强健，接地气，有元气。那些扎实的细节，坚硬的数字，以及准确复杂的毛细血管一般的纠结不清的社会关系，非有着深切的生活体验而不可得。
    这是一部对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进行正面强攻的作品。在叙事策略上，《镇长》并没有采用迂回战术，侧面出击，避实就虚；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赤膊上阵，与变动不居的生活短兵相接。这种写作姿态，不仅仅是基于作者对于农村经验的烂熟于心，对笔下人和事的整体把握的自信，更是由于作者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剖解现实的豪情。这是一个写作者对时代生活的回应，是文学对时代脉动的捕捉和触摸。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镇长等人形象，并没有被勾上理想主义的金边，塑造成“高大全”的“神”化的人物，光滑无比，刀枪不入；而是依然有血肉，有体温，有瑕疵，有裂隙，有着普通小人物的烦恼和忧愁，也有着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从而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更加可亲可感，触手可及。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内心的摇摆和犹疑，有了精神上的彷徨和不安，主人公镇长常君这个人物，才真正地在小说中获得了生命，才有了呼吸和心跳，才有了呼喊和泪水，才成全了这部小说中的男一号，最终成全了这部小说。
    当然，从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镇党委书记红雨湘，这个女性人物的光芒似乎更为耀眼，也更为引人注目。这个野心勃勃风姿妖娆的一把手身上，既有着女性的柔软特质，同时又有着强硬坚韧的属于男性的刚性质地，二者内在的巨大矛盾和撕裂构成的张力，恰恰构成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别样魅力。她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以及纠缠不清的情感遭际，令人反思女性命运及其生存困境等命题，赋予了小说更加丰富复杂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女性形象的光芒甚至超越了男一号镇长常君，这或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个女性人物小卢，作为男一号常君的女朋友，小卢这个人物形象稍显单薄了，其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未及深入发掘，因而显得概念化，缺乏活力。尤其是同红雨湘这个人物的光芒相比，小卢远为逊色。在文学创作中，或许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比如孙犁《铁木前传》中那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小满，光彩熠熠，配角竟抢了主角的风头。有心栽花，无意插柳。或许，这是人物的宿命，也是作品的宿命。
    《镇长》通过对以镇长常君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几乎是全景式地透视了中国乡镇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转型期复杂的个人经验与民族经验，个体命运和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历史巨变中人的精神变迁和命运起伏，都在小说中有着丰富的表达和呈现。小说叙事朴实诚恳，不玩花招，忠直无欺，把热腾腾的生活指给读者看，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真正的“为人生”的文学。以文学的利刃，直接劈开生活的肌理，把时代生活内部的纹理、年轮甚至疤痕裸露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作品，或许会被目为“笨拙”，但其可贵之处也正在这一份“笨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写当下，写现实，写世道，写人心，为我们身处的时代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