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官场小说还是寂寞悲歌？
    仅仅为了一个说法（辨明离婚的真假），一个称谓（是不是潘金莲），一个妇女（李雪莲）一生（二十年的青春）的心血，都耗在了年复一年的上访之路上。从这个角度看，刘震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2012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显然可以解读为一部上访小说。而事实上，这部小说也的的确确反映或暗含了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讽刺。小说中官场的百态世态，简直就是当代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焉不难看出刘震云此前的官场小说写作传统（如《官场》《官人》《单位》等）。但问题似乎不仅如此。因为大凡官场或上访小说，总有正邪善恶之间或隐或显的区分，总有冤情的昭雪或者不昭雪，其间价值上的判断十分明显。但在这部小说中，李雪莲似乎没有什么冤情可言，官僚也并不怎么的戾气：看来，作者似乎无意于把小说写成严肃刻板的官场批判之作。
    显然，李雪莲的一生也很难用悲剧或寓言等大词来概括形容之，把小说解读成对社会/民族的文化批判同样言过其实。虽然，李雪莲的性格塑造上，有太多的象征色彩和漫画化的倾向，但这一夸大的表现并不指向社会/民族的层面，李雪莲很难被说成是国民性或人性的代表。因为显然，李雪莲既不愚昧，也无太多人性之光的表现，我们很难赋予她太多的文化内涵。但李雪莲的一生，又确确实实的太过拧巴。这年复一年的坚持，持之以恒的奔告，官员“告倒”了一批，没倒的也无不囚之“谈虎色变”，但就是没有人相信她，至于理解更是奢望加虚妄了。李雪莲的固执并非没有由来。如若联系作者前此的《一句顶一万句》，小说不妨看成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理解与交流的不可能;不然，怎么会有李雪莲二十年如一日的上访，和二十年来了无一人的理解？这两者间的因果逻辑并非只是预设。显然，这两部小说，都不是以情节的精巧或奇巧取胜。事实上，两部小说中，情节的叙事部分明显少于人物之间的对话。相对于情节的朴拙和结构的贫乏，人物之间的对话则显得跌宕起伏酣畅淋漓了。小说中故事情节的推进，常常不是靠人物间的矛盾或某种外力，而往往是对话/话言的逻辑使然。语言/对话在这里，实际上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所谓千言万语，所谓喋喋不休，更加表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距离。语言的繁复并不能填补人际之间的匮乏和空白，反而是制造了更大的匮乏：繁复在这里显然是匮乏的表征，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正比例的关系。
    以此观之，小说似乎可以看成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续编，并无太多特别新奇之处。但如此结论又似嫌过早。因为显然，对于如下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并不十分自信：李雪莲的背后是否隐藏某种神秘原始的力量在始终推动着她——这样一个农村妇女？而如果仅仅只是为了一个说法或者一个称谓，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否值得？另外一个棘手的困惑就是，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十分的奇特，在中国小说史上罕见其先例。第一二章为序言部分，第三章为正文，但正文只占全书的不足百分之六。小说虽为三部分，但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最多，其次是第一部分。正所谓“千呼万呼始出来”，粉墨登场恰好似谢幕退场了。这种前后比例上的严重失衡，与《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前后两分明显不同，于此很难说没有作者的某种考虑在内，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后者的主题，风格延续。
    二、还是前言：符号的痛苦及其错位
    虽然，《我不是潘金莲》在各方面延续了作者此前的小说创作风格，但终究不同。这一不同，不仅仅在内容上，还表现在形式上。形式上的最大不同，不仅是章节上的严重失衡，还在于章节间的重复上。这种重复不仅是内容上的重复，也是形式上的重复。在内容上，李雪莲后二十年的上访是对第一次上访的重复，但后二十年的上访，在形式上和结果上却每每不同。第一次上访表面上“成功”了：李雪莲闯进了人民大会堂，因之相关的各级领导该撤的撤了，不该撤的也撤了。但这种成功只是上访的成功，李雪莲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没有人相信李雪莲离婚的真假，也没有关心她是否叫潘金莲或者窦娥。后二十年中，李雪莲的上访，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李雪莲从一个年轻妇女变为中年妇女，岁月在她身上明显烙下了鲜明的踪迹，所以这二十年的上访，虽然年年在结果上一样，但在形式上又不一样。
    同样，二十年后的最后一次上访，同前二十年的上访，又有所不同，虽然同样惊动了自法院院长到市长到省长各级官员。二十年前，是李雪莲的层层上告，同各级官员有了联系，这次却不同。这次上访（或可能的上访），使各级官员想到了二十年前李雪莲的贸闯大会堂，因而他们空前地紧张，这一紧张使得自下而上的各级官员再一次同李雪莲有了密切联系。这次是他们层层劝止李雪莲，最后逼成了上访;上次是李雪莲层层上告，最后变成了上访。这次上访失败了。失败并不是因为李雪莲被地方成功的“围追堵截”逮住抓回了原籍，而是因为突然的一场大病，意外地阻止了她;这一意外，使得她赶到北京时，人民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她的上访再一次失败。这一失败对她的打击不谓不大，但更大的打击却是前夫的意外车祸导致的身亡。这一打击不是因为前夫秦玉河的车祸让她心疼，而是因为没了秦玉河，她的上访/上告的整个链条，被从源头根部切断和掏空，她的上访最后竟变成根部上无以辨明说清的极大的反讽。
    虽然李雪莲的上告注定了是一个悲壮的重复/反复，但使得李雪莲从反复变成反讽的，不是李雪莲，而是符号和符号引起的痛苦。对于李雪莲来说，是不是或叫不叫潘金莲，是生死攸关的;但对他人而言，她叫潘金莲、小白菜、窦娥、或者哪吒，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称呼，在他人眼里，只是一个个分裂的符号，他们看到的是符号，看不到人。在他们那里，所指——概念——可以无限“延宕”的，至于到底是潘金莲、李雪莲或者小白菜，都无关紧要。李雪莲则不同。她追求的个人名誉，其实是一种名实一致，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换言之，当她被称之为潘金莲时，她就已经不是李雪莲，当然也就不是窦娥或者小白菜了。而令她痛苦的是，她的“名”——所指——却是无限延宕的。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她那里，芝麻越滚越大，竟然变成了西瓜，蚂蚁也最终成了大象。她的痛苦，因而也就是一种符号的痛苦。
    作为一个符号，李雪莲的身体和她的名字（李雪莲）分别代表能指和所指;在这当中，作为所指的这一概念名字（即李雪莲），显然是被赋予和约定俗成的，李雪莲自身并没有命名的权利，而一旦她被说成是（或命名为）潘金莲、小白菜、窦娥或哪吒的时候，她其实已经不再仅仅是李雪莲，而具有了新的“所指”——概念——了。李雪莲面临着能指和所指的分裂。而造成这一分裂的根源，是他的前夫秦玉河。因为他的倔犟和背信弃义，使得李雪莲的告状（辨明离婚的真假）难以持续。但也正因为这种背信，李雪莲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告状进行下去。而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她的前夫不仅背信，而且信口雌黄，他把李雪莲说成是潘金莲，因而李雪莲的告状便多了一重目的，她不仅要辨明真假，还是为自己“正名”。如此看来，李雪莲的不管是上告/上访，还是不上告/上访，都是一个悖论。上告，但前夫矢口否认;不上告，又被说成是潘金莲。正所谓，告亦难，不告亦难。李雪莲注定了走上一条不归路。
    这一痛苦，虽然是李雪莲一个人的，但其实也是整个时代的表征。因为从小说中各个人等来看，他们并不看重能指，他们关心的是所指。而事实上，在当今这个年代，所指又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所指可以无限扩张;这就是说，李雪莲这一身体形象本身，是叫李雪莲、潘金莲、小白菜或者窦娥，其实是随意的。如果说能指是一种真实和不能化约的内核的话，所指就是这一种真实的表象了，而一旦所指可以无限延宕的话，那么表象也就变成一种假象或者说仿像了。
    李雪莲离婚的真假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极富症候的仿像。在这样一场官司中，真假其实是无法辨明的，因为离婚是真离婚了，有离婚证为证;但他们又有口头上的协议，这一口头协议后面是他们的真实意图，而一旦口头协议变成互不认帐的时候，真实意图也就真假难辨了。如果说，李雪莲更看重真实意图的话，她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更看重形式。离婚证是形式，因而在他们看来，如果离婚证是真的，李雪莲同她前夫的离婚也就是真的，至于其中真实的意图如何，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了。当李雪莲还在执著于意图的真假时，周围的人却在关心形式的真实，对他们而言，形式的真实比本质的真实更重要，而至于有无本质的真实（真假离婚），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可见，这是一个形式的真实掩盖了本质的真实的年代。看来，李雪莲同大家的区别，不仅是本质主义者同形式主义者的区别，也是两种现实主义者的区别。如果说李雪莲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话，那么她周围的人则同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不管世界的表象如何纷乱繁复，这背后总有真实的内核和深度存在。而一旦只看到表象，以至于表象掩盖并最终取消内核和深度的时候，表象和内核的区分也就消失了，真实消失在对真实的模仿中，（离婚的真假消失在离婚证这一对离婚的模仿中）现实主义者也就演变为“超级现实主义”者了。
    虽然，“超级现实主义”是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用来形容今天这个现实的范畴，但用来分析《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却是奇怪的契合。虽然这部小说中没有直接表现时代特征的方方面面，但其以李雪莲离婚案的演变这一象征事实表明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时代距离真实无疑已经十分遥远，不然一粒芝麻不会变成西瓜，一只蚂蚁也不可能成为大象，而当芝麻和蚂蚁变成西瓜和大象时，其本源意义的芝麻和蚂蚁却早已被人们淡忘，似有似无真假难辨了，甚至是否存在也变得十分可疑。“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级现实主义的”，“真实和想象混淆在相同的操作全体性中”，“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08页，第109页，译林出版社，2006年）这也是一种错位：当芝麻变成西瓜时，人们早巳淡忘了芝麻，而只看到西瓜。芝麻这时已经不是芝麻，李雪莲实际已经不是李雪莲了。而一旦她不是李雪莲了，当她表示不再去上访/上告的时候，她的真话（决定不去上访了）也就变成了假话，没有人相信了。其结果是真话经过了假话的演变之后，再一次重造了真实：她从决定不上访到坚决要去上访。不过此时，真实显然已经不再同真话相比配了，真实建立在虚假（假话）的基础上，真实变成了“仿真”。李雪莲的悲剧在于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与她农妇的身份相符——却生活在“超级现实主义”的时代，她是一个时代的错位者、精神分裂者和偏执狂。她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中，却要面对现实，自然最终碰得头破血流了。
    三、结语：芝麻和西瓜，与历史之轻重
    虽然李雪莲耗尽二十多年的时间去证实自己的真假，最终以惨败告终，这看似一出悲剧，其实又不尽然。因为，围绕她的上访，各级官员也并不轻松，甚至比她更忙。尤其是她那二十年后的最后的上访，其虽充满悲壮色彩，但实际上是一场闹剧。先是各级官员围绕李雪莲的真话/假话——李雪莲说不去上访，他们却说这是假话——之辩，最后到对李雪莲的软禁和围堵，真可谓上下其手折腾不已。从这个角度看，李雪莲最后一次的上访，并不完全失败。她以一己的行止，把所在的全市上下搞得天翻地覆，她的痛苦也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痛苦，实际上牵扯到数百千人的幸福了。
    小说虽名为“我不是潘金莲”，但最后部分，也就是正文，却始终不见李雪莲/“潘金莲”的影子。显然，最后部分并不是写李雪莲。但也并不能说，最后一部分与序言部分毫不相干，至少史为民以反讽的形式模仿了李雪莲的上访。但他的上访并不是真的上访，上访于他只不过是手段和工具，目的达到了，上访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与李雪莲的上访明显不同，李雪莲是想把西瓜变回芝麻，把大象变回蚂蚁;而在史为民那里，虽然有过冤屈——因为李雪莲的冒闯大会堂而被莫名其妙地撤职——但他知道这一冤屈其实无以申辩。在他这里，西瓜（被撤职）或者芝麻（李雪莲离婚的真假），都已无关紧要，他关心的只是上访的形式和功效，（帮助他达到与上访无关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最后一部分其实是对第一、二部分的颠覆性重复。而若从李雪莲和史为民的上访实践来看，都并不是为了“申冤”，一个是为了给自己“正名”，一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他们的上访实践与上访形式本身的价值诉求明显不符，在这点上，它们显然又有共同之处。如果最后部分（即正文部分）仅仅只是颠覆性地重写第一、二部分（章）的话，这一重复本身便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显然，第二章的最后，李雪莲前夫的意外车祸已经使得李雪莲持续二十多年的上访成为一个绝大的反讽，史为民的上访并不能改变这个反讽本身，最多只是在反讽的基础上更多几分反讽。
    事实上，如果说李雪莲的痛苦是一种符号的痛苦的话，这一痛苦并不指向自身。因为，对于到底叫李雪莲、潘金莲或者小白菜，“李雪莲”自身是没有权力的，这一权力显然来自社会和历史。如此看来，李雪莲的痛苦当中，其实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的重负。就像小说中所说的，李雪莲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本来和市长省长，和国家大事并没有关系，但因为有了人大会的召开，有了她的上访，于是就有联系了。另一方面，当李雪莲被说成是潘金莲或者小白菜、窦娥的时候，她其实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意义。李雪莲以一介女子身负历史之重，这也是为什么李雪莲要不断的上访的原因（要与这一历史的恶名撇清关系）。当被称为潘金莲的时候，李雪莲被视为一个风流女子，她的上访就是为了“正名”;而一旦被视之为“小白菜”、“窦娥”或“哪吒”的时候，她并不被认为有“冤情”，而是因为她的固执在各级官员眼里成了一种挑战和威胁，一种双重历史的重负，既是历史上的，也是二十年前的，这双重的重负，都使得李雪莲的“正名”不再是“正名”。李雪莲和各级官员们之间的诉求不同，其结果不同也就可想而知了。李雪莲的痛苦，虽然是一种符号“正名”的痛苦，但其实也是历史加诸于个人身上的痛苦。
    史为民的上访明显不同。相对于李雪莲的以己身之轻负重，他则是化历史之重为轻盈了。他并非没有冤屈，他的冤屈同样是一种历史债务，与二十多年前李雪莲的闯人民大会堂息息相关。但他也知道，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他的冤屈不可能申辩。如果说李雪莲的上访，是因为历史加诸于她身上使她不得不为之的话，那么史为民的上访则是化历史之重为轻盈的灵机一动了（因为买不到票，但又必须赶回）。他的上访不论是从真假、动机以及结果来看，都是对李雪莲的上访的一种反讽。李雪莲因为阴差阳错进入了“历史”，陷入了“历史的怪圈”走不出来。就像小说所说，当芝麻变成西瓜，当蚂蚁变成大象，这样一种链条，就是历史之重的最为形象的表征。历史往往把简单变为复杂，把小事变成大事，把轻盈变得沉重：这就是历史感，就是历史的负累。这样来看史为民，他其实最为聪明。他虽深陷“历史”之中，但是他懂得如何从“历史”挣脱，下面几句话可以为证：
    老董当头喝道：“老史，过分啊，为了打麻将，这么欺骗党和政府。”
    老薛也喝道：“不但欺骗党和政府，也骗了我们哥儿俩一路。”
    老史打出一张牌，说：“兄弟，话说反了，党和政府，还有你们，应该感谢麻将。”
    老薛：“啥意思？”
    老史：“本来我想上访，一想到打麻将，就改了主意。不然，趁你们在火车上睡着，我不早跑了？”
    又说：“我要跑了，你们哥俩儿身上，会担多大的责任？”
    老史：“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多年来，我该年年上访;但为了党和政府，我含冤负屈，在家煮肉;到头来，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倒认真了。”
    按照福柯的说法，历史分析就是要把偶然的事情说成必然，把没有联系的事情说成有联系，即“如何求取两个孤立事件的关联？如何建立其因果关系？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连续性及整体意义？是否可能界定事件的整体性？”（福柯：《知识的考掘》，第69-70页，台湾麦田出版，1993年）这样来看，老董和老薛他们其实是在代表“历史”对史为民进行宣判，要重新赋予史为民的上访行为一种历史感，（即所谓欺骗党和政府）但史为民显然不吃这一套。他这种“一想到打麻将，就改了主意”，和所谓“说反了”的说法，显然是一种“去历史”的做法。且不说他这种理由的真假，他这种对“历史”“关联”（即上访和欺骗党和政府的关联）的拒绝和反写（即党和政府应该感谢麻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祛魅”，“祛”历史之“魅”，以此还原事情的偶然和离散状态。
    从这点来看，最后一章作为“正文”部分，就再恰当不过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序言部分，叙述了“历史”如何把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第三章的正文部分则相反，它是在把西瓜还原为芝麻，把大象重新变成蚂蚁。如果没有前面两章大段的铺垫和对这种演变过程（即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的叙述，第三章是不可想象的。而第三章的简洁也在暗示我们，事情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历史之“重”也并非不可避免。就像李雪莲的结局，她的漫长上访路，因前夫秦玉河的意外车祸而突然告终。这一偶然事件使得历史的怪圈和重负突然之间断裂，李雪莲竟一时不知所措，其想到自杀，显然也是无法面对不能承受的轻盈与失重。同样的“荒唐”，但在史为民那里，则转变为“轻盈”，上访于他并不严肃，就像打麻将一样，其实是可以等同的。如此看来，最后一部分如果写得繁复细密反显得累赘，与化历史之重为轻并不相符。
    写到这里，似乎明白，通过这种奇特的结构和重复的情节，刘震云何尝不是想告诉我们，历史之反复，虽然是一种对意义的赋予，其实正如西瓜与芝麻之两端，轻重只是相对和偶然的。他以繁复的语言和大段的对话，在表明，繁复之于简约，一句之于万句，虽然相去甚远，其实是可以相通的。有些时候，为了表达一个简单的道理，往往需要千言万语，甚至日复一日，而这或许就是人生的悖论吧。看来，最孤独的人，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那些最聒噪的人;最简单的道理，不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是费尽千言万语仍不得要领;同样，要想证明“我是李雪莲”，必得证明“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不是……，而事实上无论“我是谁”或“我不是谁”都不是“我”所能决定了的。这注定是一个永无答案的“历史”之怪圈。史为民之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的。
    （来源：《文艺评论》 20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