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叠加青春期骚动的灵魂，再经人生经验的熔铸与发酵，奠定了陈楫宝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无论是早期以“市场”为导向的财经小说的写作，还是后来以“人性”为旨归的纯文学写作，“历史与命运”“速度与激情”“新奇与诧异”都是其所内蕴的主题，而这些主题生成了四种美学风格关键词：新奇、欲望、速度和历史。
一
新奇
“新奇”，就是“新鲜而特别”，它是人听到或看到超乎自己日常经验和认知范畴时产生的心理感觉。
若作为一种艺术方法论，“新奇”本身就孕育了叙事的张力，例如林黛玉初入贾府的经典场景。在陈楫宝的小说中，“新奇叙事”所在多有，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姑娘系列”。“北京姑娘系列”包含三篇，分别是《城南姑娘》《你好，北京姑娘》《万寿路姑娘》，相应的三位姑娘分别叫：颖、乔乔和曼迪。这里以《城南姑娘》为例。小说中“我”对颖的爱慕、“跟踪”与追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被颖落落大方的性格和气场所吸引，另一方面也是“我”对“北京姑娘”或者说“北方妞儿”的好奇。当时的“我”，也就是汪春水，刚刚踏进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北京，作为有着六百年建都史、上千年建城史的巨型城市，如今依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引车卖浆者流，在这里风云际会。丰厚沉重的历史，交织了错综繁缛的政经生态，沉淀出了北京无穷的魅力。即便脱开文本，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也能感受到在社会经验上“乳臭未干”的汪春水对颖的迷恋，其实掺杂了很大一部分对城市的好奇。不过迷恋与好奇总是脆弱的，随着在京生活的时日愈久，城市带给人的新奇感也愈加稀薄。汪春水终于还是放弃了颖，而迷恋上了乔乔（《你好，北京姑娘》），乃至于曼迪（《万寿路姑娘》）。最后一篇神秘的曼迪，代表了北京最渊深的魅惑，那是汪春水所无法抗拒的。
我们总是发现“新奇叙事”的背面，始终有一双好奇的“眼睛”。这双“眼睛”，无论是作者的，还是叙事主人公的，都在默默地观察着、打量着这个世界，并为之而感到激动与欣喜。当然，“眼睛”的立场是中立的，理性而客观的，充满了物质性和可感性。典型的例子是《西单大杂院》。
“西单大杂院”是国家某部委的家属院，坐落于太仆寺街与府佑街交界处，其人口构成特别复杂。金大姐、金三儿，是院儿里的老住户；朱大哥是“红小鬼”出身，托乃父亲参加革命早的福分，解放后在大杂院儿里分得了两套房；毛老师是院儿里唯一的知识分子，中戏老师；王贝是工农兵大学生，院儿里住户的亲戚，不文不武，不丁不卯。从工作的角度讲，金大姐是单位上班，朱大哥是国企下岗员工再创业，娶了个媳妇儿，成日把家私往犯事儿的亲弟弟所蹲的监狱里“孝敬”；金三儿打着皇族后裔的名头，到处诓吃诓喝；王贝是个面包车夫，嗜好赌博和女人，面包车被偷后，断了食路，要南下谋生计……截然不同的人口同住一个封闭的空间，私域生活被完全公共化，这本身就构成了复杂的小型社会。至于“我”，是金大姐的新同事，是因受到关照而搬进院儿里来的。在整个大杂院儿里，“我”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我”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大杂院儿里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
金大妈“是典型的居委会大妈，每逢国家盛大会议或赛事，就会戴着红袖章在胡同口转悠，戴着老花镜，时常微微低首，从眼镜片上方空隙处射出审视的目光，把行踪可疑的人盘问个遍”。这一细节的描写，把金大妈作为“居委会大妈”的形象活脱脱地刻画了出来。然而谁也不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大妈，却有着煊赫的身世背景——大清朝雍正皇帝后裔，正统八旗子弟，爱新觉罗氏，改姓金。但对于如此身份，小说并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刻意铺垫，而是在勾勒“居委会大妈”形象之前就风轻云淡、若无其事地做了说明，所以并不会给读者造成“震惊”的效果。
张爱玲说：“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把“传奇”压扁，碾进日常生活的柏油路面上，是张爱玲小说叙事的密码，它能产生“悲凉”的美学效果。在陈楫宝这里，因为“传奇”是被“打量”的目光挖掘并审视的，因此始终保持了“新奇”的美学氛围。不过这种“新奇”，并不是单调的，其中还混杂了滑稽、感伤、错愕、唏嘘等复杂的感受。这种感受在阅读“金大妈”这一形象时，可以获得感性的理解。
二
欲望
“欲望”是人生实现不同层级需求的动力来源，也是人类生命运动的内在根源。欲望产生行动，行动生发故事，“欲望”从来都是叙事文学的重要母题和文学叙事的巨大动力。高老头对金钱的追逐以及极端的吝啬，包法利夫人对上流社会的艳羡以及对“小丈夫”的遗憾，背后都充满了欲望。
陈楫宝写于早些年的“财经小说三部曲”（《对赌》《黑金时代》《纸金时代》），是“经济欲望”叙事的完美呈现。它们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市场导向的虚构写作，另一方面也确实调动了作家在该领域大量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其中《纸金时代》以一个在西南边陲之地的毛头小子邬之畏一路杀进帝都房产圈的故事为线索，带出了包括张茂雨、贾阿毛、符浩、戴志高、牛老师等一批金融界大佬与新锐的传奇故事。在赤裸裸的物欲环境下，一幕幕关于忠诚与背叛、悔恨与迷失、幸运与落魄、挣扎与逃离的画面在书页上被打出来。
以《纸金时代》为代表的“财经小说”的写作，其实也暴露了其固有的缺憾：“资本”成了叙事的核心，“传奇”成了审美的道德，“K线”“对赌”“并购”等金融词汇，就像迪斯科里的五彩灯光，令人目眩神迷、精神恍惚。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只有指向人性的“欲望叙事”，才具有更沉实的内涵与价值。陈楫宝有一篇散文叫《金钱罗曼史》，是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书随笔。在这篇随笔里，作者却毫不掩饰菲茨杰拉德对其创作的启发和影响。盖茨比的欲望是“黛西”，而这个“黛西”其实是盖茨比通过想象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事实上，“黛西”不仅平庸粗俗，而且精明虚伪、冷漠无情。以盖茨比之聪慧和敏锐，不可能毫无察觉，但他却始终迷恋于“黛西”这道来自西卵的绿光。有时候，你甚至很难判断在那个浮华璀璨的“爵士时代”，盖茨比的欲望到底是“黛西”这个具象的女人，还是“黛西”这个能指符号所隐喻的“难以逾越的上流社会”。由此证明，人性的幽暗与复杂在“欲望叙事”中是可以得到特别深刻揭示的。
从财经小说的类型写作转向纯文学写作后，陈楫宝舍弃了很多“感官刺激”的叙事手段，但却保留了“欲望叙事”的艺术手法，并且在这种手法的运用上生长出了更多的意涵。此前，“金融和资本”不仅是叙述的直接对象，也是叙事的动力和意义所在；而今，“金融和资本”成了“开瓶器”、背景板、线索，它跟立体与动态的人性有了更多的交融、渗透与互喻关系。在《万寿路姑娘》中，它象征了北京金融界的深广与神秘；在《石佛寺街》中，它象征了新旧擘裂时代小镇青年对自由流动与广阔天地的憧憬与渴慕；在《北京金蚁》中，它象征了脆弱的体面与荒芜的繁华；在《抛锚》中，它象征了人生意义的干涸。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陈楫宝的“欲望叙事”到了《接班》这篇小说，已经有了“反欲望叙事”的萌芽。这是一个关于“企二代”接班的故事。许廷宝作为赛尔科工的现任董事长，曾经被资本的恶魔所吞噬，以至于连一同创业、功勋卓著的亲弟弟许朝玉也被他冷酷地排挤出了团队。现在创业垂成，即将上市，压在许廷宝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便是如何把“家业”传承下去。小说最重要的角色儿子许少阳，也是在这时候出场的。从小接受英式教育的许少阳，如何看待“接班”这种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叙事？怎样在“自由”与继承家族企业之间进行抉择？亲情与资本，情感与理智，应当如何平衡？《接班》所展示的，与其说是一个单向度的“欲望叙事”，不如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欲望装置”，在这个装置里，关于“欲望”的价值判断，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得到了充分的收容。
三
速度
数学讲究经济，文学讲究耽搁。在耽搁的过程中，我们得以发现日常的快节奏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事物：丁香、二月兰、泡桐花开了，春天向着紫色纵深发展下去，然而早春的繁盛也渐渐稀落，迎春、樱花、海棠，像散了集市似的，只留下一树光秃秃的花蕊。这是春天的叙事节奏，像渐变色一般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耽搁的美学，很大意义上是细节的美学，细节在确保了文学审美质地的同时，也对叙事的推进构成了阻力。然而，恰恰是一再的“耽搁”，重新赋予了叙事以新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极速发展，“快”成了现代生活最普遍的节奏道德，也成了当下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陈楫宝叙事的“速度美学”，就是“快快快”。从A点到B点，他不但选择了一条通畅的大道，而且不耽搁，不阻滞，不拖沓，不犹疑，向着目的地健步疾走。他的故事的线索清晰而明朗，情感的生成与消散如溪流般跳跃，似萤火虫般旋生旋灭。在“快”的叙事节奏中，人物吃饭快，说话快，走路快，选择快，理解快，决断快。当然，“快”在一定意义上会对“文学性”造成伤害，因为叙事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延长旅途的风景；然而如果能一直“快”下去，而迟迟不会抵达终点，那么这样的“快”，与数学或经济学意义上以结果为导向的“快”就有本质的不同，它只是对密集故事的高度压缩和倍速播放。
佛国广济、江城武汉、山城重庆、魔都上海，以及帝都北京，这些时常出现在陈楫宝作品之中的地理空间，大多是故事的滋生之地。这些地理空间是陈楫宝所熟知的，多年游走其间让陈楫宝积累了不少素材。所谓“远行人必有故事”，行走得越远，故事当然也越多。当远行人归来，在月夜之下围着篝火，向邻里故人讲述和回味故事的时候，他的冲动和激情是可以想见的。
“北京姑娘系列”是由三篇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的，但若将三个“姑娘”串联起来阅读与思考，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颖来自北京城南一个贫穷的城中村，但大方爽快，活力四射，后来成为一家著名券商投行部的董事总经理。乔乔是一家高铁媒体公司的部门副总监，简洁，明快，会跆拳道，一出场就把借酒骚扰的男老板撂倒了，活脱脱像是刚刚踏进社会的颖。到了曼迪，更是英姿飒爽，我行我素，谁也看不上，却独独钟意于出身一般的汪春水。从颖，到乔乔，到曼迪，陈楫宝好像切开了北京姑娘的群体，露出了它的纵剖面，她们的成熟度依次加强，神秘感也随之加深。谁也没想到，来自万寿路的曼迪姑娘，竟有着这样莫测高深的背景。
叙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讲述”，一种是“展示”：“讲述”倾向于对故事脉络的勾画，视角往往是外在的、全知的，而“展示”则迷恋于对故事肌理一笔一划的描绘，视角常常是内在的、限制的。“北京姑娘系列”中，有大量的“讲述”，例如城中村“李村”的经济地理属性、“莫斯科餐厅”的历史沿革及文化意义、万寿路的政治喻义，对这些信息的展示，快速框定了北京姑娘们的时空象限，同时也揭示出了人物性格生成的外部因素，这比用具体而微的“展示”方式富有更快捷的叙事效率。但一旦进入到微观层面的博弈过程（三位姑娘与“我”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较劲），“讲述”的方式就失之粗笨和钝滞了，于是小说毫不犹豫地切换成了“展示”，在真真假假的玩笑、戏谑和试探中，逼真地还原出一幕幕精彩的、富有现实质感的“口角戏”。这种“口角戏”当然也是敏捷的、凌厉的，不过眨眼之间，却又放弃了、分手了、夭折了、败落了，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展示”又切换成了“讲述”，直到叙事的终结。
四
历史
北京这座城市，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历史厚重。在北京城中生活的人，就像泡在热气腾腾的岁月澡堂里，舒爽而惬意，昏昏然如堕梦境之中。在这种环境里浸淫的人，久而久之多半会习得一种爱好或本领：“讲古”。“讲古”既是京城人的天赋，也是京城人的兴趣点。陈楫宝自然也不例外。
在《城南姑娘》中，小说在“我”与颖的情感明线之外，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城市的变化。这种城市变化，是以城中村“李村”为焦点的。“颖住在李村，天坛公园往南，景泰桥西南那片平房区。”“李村在南城几乎就是贫民窟的代名词。”这是早期的李村，虽然贫穷并且混乱，但是像“荆棘丛”一般，“活力四射”，顽强生长。“我和颖的连接点，唯有李村。一天傍晚，陪同一位获老舍文学奖的作家从方庄去前门，推车徒步穿过李村，满目皆‘拆’，临街的小饭馆小商店堆砌着杂物，七零八落，无人收拾……”小说结尾处的李村，正在接受“棚户区改造”，即将从一个城中村、贫民窟，蜕变成“美好家园”。实际上，“李村”是千禧年前后北京城的一个缩影，甚至是国家的缩影。它的变化之快、之大，与人物命运（从“颖”到“安妮”）的变化之快、之大，是同频共振、互为因果的，它为人物命运的巨变提供了参照和衬托。
历史的本质是时间，时间的本质是流动，但历史的本质却并不是流动，因为历史是被截取过的时间，它是完成时态的时间段落，它的流动只能是相对的。在浩瀚无垠的时间轴上，从哪个点到哪个点将历史截取下来可以折射出具体的历史哲学观和历史美学观。考察陈楫宝的历史叙事，我们发现其中篇小说《石佛寺街》很具典型意义。对这篇作品反映出来的“历史叙事美学”的分析与鉴阅，不妨从三个维度切入：时间、空间、命运。
首先说“时间”。小说中，陈楫宝对时间的叙述有着特别的迷恋。“那年夏天，我十七岁，他十八岁，我们在同一所高中读书。”“高二那个暑假，是我和武必胜的蜜月时光。”“很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时光这把手术刀，切掉了腐肉，过去的伤口已经愈合。他直截了当说，武必胜没了，前不久的事，在老街一个小酒馆喝高了，从阳台上跌落下来，摔没了。”首先，时间名词频频出现，这为小说营构出了一层怀旧与感伤的氛围。其次，时间是流动不居的，对时间的叙述，赋予了小说以流动之美。在小说中，时间既是叙事的重要路径，也是美学效果生成的重要载体。
其次说“空间”。“石佛寺街”本身就是一个地名，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当然是狭小的：一条街，两排房屋，整个小镇就像一个“非”字。但对于童年的“我”而言，它又是宽阔甚至无限广大的，它不仅承载了“我”十几年的童年时光，也承载了整个村庄的老人与年轻人的生命。为了把这样一个空间讲述好，作家择取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空间单位加以分述，它们分别是：粮站、广播站、供销社、邮局、水利站。这些空间单位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而被扫进了历史，或正在走向衰亡。它们是承载了沉重的时间质量的空间意象，对它们的描绘促成了对“石佛寺街”空间形象的整体性建构。
最后说“命运”。在粮站、广播站、供销社等空间单元的结构框架下，小说讲述了包括武必胜、王启旺、胡萍、兰草姐姐、许裤子、孟瑶、赵小丹、游志刚、戴洁、夏师傅等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这批“年轻人”年龄参差不齐，实际上有少年，有青年，也有中年，但之所以统称之为“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普遍有着“年轻人”的血气旺盛，普遍对现实的环境感到不满与压抑，普遍想要逃离，追求自由。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以石佛寺街之狭小封闭，根本无法安放他们滚烫的身体与火热的灵魂。在时代的召唤下，他们南下的南下、北上的北上，于是“走出去”成了小镇的主题。有“走出去”，就有“走回来”，出出进进之间，石佛寺街成了命运交叉的码头。小说中所展示的一系列的“囚徒”的故事、致富的故事、逃离的故事、落魄的故事，就是这样诞生的。
陈楫宝有一篇散文，题为《命运魔方》。文章以闪电般的速度，讲述了一个人大半生的传奇故事，其中充满了新奇、欲望、速度和历史，显示出了命运的吊诡与神秘，正如同魔方一般。这篇看似漫不经心的文章，却集中喻示了陈楫宝小说叙事的诸多面向。
“魔方”这一玩具，最伟大的发明，以及最根本的魅力就在于，虽然变幻是无穷的，但都可以遵循一定的算法而化约为一，复归到原始状态。陈楫宝以“命运魔方”的形象来比况他对人世的看法，想来是掉进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陷阱。所谓“命运”，是“命”与“运”的结合，“命”是宿命，是定数，“运”是运气，是变数，“命运”一词，反义互补，既有人力不可及的地方，又有人力有可为的空间，既是一种告诫，也是一种提醒。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从“新奇”，到“欲望”，再到“速度”，再到“历史”，陈楫宝的叙事美学又回到了起点，从而构成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旋转一周，三十年的时光飘然一过，隐约之间，它已经跟那个飞速发展的特定时代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呼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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