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何为“丝路文学”?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何在? 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为此，钟世华专访了«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整理此访谈录，以飨读者。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石一宁：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研究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这一问题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相一致，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主要形态是民间诗歌(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等)，作家诗产生比较晚。少数民族的作家诗有少数是秦汉以后出现的，而大多数是唐代以后产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当代时期。由于我国实行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获得长足发展。少数民族诗歌从自发到自觉;从以民间诗歌为主到以作家诗为主;产生作家诗的民族从少数到绝大多数;诗歌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近4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更为空前繁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1000多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600多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5000多人，其中小说家和诗人人数最多。以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来看，这个阵容是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给予极大的奖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进行了十一届评奖，每届都评选四至五部获奖诗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大型丛书，都有诗歌卷。除了«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全国各文学期刊的重点作者队伍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与当代汉族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语言形式方面，汉文新诗同样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主流。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母语创作。铁衣甫江、韦其麟、柯岩、苗延秀、牛汉、金哲、阿尔泰、晓雪、饶阶巴桑、吉狄马加、胡昭、木斧、库尔班·阿里、汪成栋、包玉堂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如果要指出少数民族诗歌与汉族诗歌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歌颂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集中。如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尼米希依提和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在诗歌的审美意象方面，则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的长诗«我，雪豹……»，诗中拟人化的濒危动物主人公雪豹，反映了少数民族诗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又如藏族青年诗人阿顿·华多太发表于«民族文学»2015年第７期的诗歌«北京，北京»：“北京太大，以致我不能确定/站在哪里? 才是北京/这个城市，广阔如草原/牛羊都带着滑轮，在奔跑/一个牧人骑着一匹老马/乘夜色到最近的邻里/借一瓶酒，都得走十个站点/ 北京确实太大，以致我/怀疑自己，在北京/还是在北京的阑尾里/从天安门到圆明园的路程/在我家乡，可以把山里的母牛赶回家/等着母亲挤奶/ 北京太大，声音也很大/玻璃窗离公路多么遥远/我的耳朵还能听见沙子/在每一个轮子下哀嚎/沙沙沙的哭泣/早已成为手工制造的天籁之音/ 但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１]这首诗中的想象与意象，显然只能出自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此外，少数民族诗人甘于寂寞，勤奋笔耕，他们创作态度的诚恳，情感的真挚，表达的敦厚，也都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优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存在何种问题? 答案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就汉文新诗而论，少数民族诗歌流派较少，风格较为单一，偏向于抒情，以诗歌形式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入开掘尚有不足，对诗歌语言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也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200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近20万行，亦享誉世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长达20多万行，同为世界名著。«格萨尔»和«玛纳斯»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这份历史底气，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走向更加辉煌的前景并非没有可能。少数民族诗歌今后在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与风格特色的同时，还应多方学习借鉴，在思想的深度、语言的广度追求上更多着力。对于在本民族母语环境中成长的少数民族诗人来说，汉文诗歌创作比汉族诗人是有难度的，在语言上的探索要比汉族诗人走得更远，需付出更多的艰辛。但既然是运用同一种语言创作，诗歌的审美评价标准就是没有例外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着母语背景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也有可能给当代汉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元素。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的语言体系。当然，少数民族诗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既需要创作者的主观努力，在客观上亦需假以时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学的罗马也是如此。
    钟世华：对于少数民族诗歌您其实是有发言权的。无论是在«文艺报»工作，还是现在的«民族文学»，您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叙述者。您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多民族文学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更为广泛。之前学界一直都是用“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您觉得“多民族文学”的广泛性体现在哪里?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石一宁：之所以说多民族文学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更广泛，是因为在中国，多民族文学指的是56个民族的文学，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学，而不是单纯指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有人会问干脆说中国文学不就行了吗，制造这么多概念不是繁琐多余吗? 但细究起来，中国文学、多民族文学，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有的人在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对少数民族文学未必予以太多注意。而使用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时就不一样了，语象、语义皆使人不得不关注、不得不容纳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更能体现文学平等与民主，其中没有大民族主义，也没有小民族的自卑。在这样平等与民主的语境中，我们更能理性和公正地谈论文学，谈论文学多样性，谈论各民族的文学成就和贡献。
    钟世华：那对于文化同一化和差异化问题，您有何深入的思考?
    石一宁：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民族文学的活力之源———兼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状»一文中作了相关描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的演进是双向的，一是文化的趋同，一是文化的回归，也就是与文化同一化保持距离的文化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前者比如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比如好莱坞大片的东方题材乃至中国题材，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趋同的态势。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又使得这种文化趋同明显地具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占领的色彩，文化趋同变成西方化、美国化，必然引起各发展中国家的警觉反应。而且文化的千篇一律，并不符合人性的发展需求，最终将伤害人类的精神性和创造激情。因此民族文化的回归，即保护文化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也是一种高度的人类共识，并且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在文学领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开始的、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学转向所极大推动的性别话语、弱势话语、边缘话语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可以说前所未有地刷新了世界文学的面貌，重绘了世界文学乃到整个人类文化的地图。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始自觉地探索和表现民族历史、文化和当代现实生活。很多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制订平等的、注意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使各民族和睦共处，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少数民族所用语言80多种，方言110多种，次方言和土语多达几百种。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这是很可宝贵、很可珍视的文化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文学，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底蕴和色彩，既记录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文化多样性本身，是中国文学多样性的重要呈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正是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文学才会这样色彩斑斓，才会这样风情万种。
    钟世华：这也是您为何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原因，是吗?
    石一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呈现着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丝路文学的复兴，实际上意味着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再次引起瞩目，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凸显。
    我曾在«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一文中谈到：“无论是北方丝路还是南方丝路，其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应更多地寄望于他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前所述，丝路地域曾经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其中«格萨尔»«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早已启动。丝路地域还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仓央嘉措、居素甫·玛玛依等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钟世华：何为“丝路文学”? “丝路文学”有什么鲜明的特征吗?
    石一宁：其实我早在2015年就对丝路文学的定义作了相关的阐述：“丝路文学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二是指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目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丝路文学概念，是将这两种含义都包括在里面的。但问题就来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范围何其广，题材更是千种万样，如何能用‘丝路文学’一统了之? 如果将我国丝路地域的文学和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学都统称为丝路文学，虽然直截了当、简单明快，但能否形成相关各方的共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而且循着第一种定义，有的研究者将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文学，也归入丝路文学，未免更不能令人信服。这样看来，丝路文学概念的泛化，将会带来学术上的不严肃、学理上的不严谨。我认为将丝路文学定义为‘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更为科学。这一定义虽然将目前包罗万象的丝路文学缩小了，但它的内涵更为充实，外延也更为清晰。发生在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非丝路题材的文学，并不因硬性将之归入丝路文学而更有意义，亦不因合理地将之排除于丝路文学之外而失去价值。丝路文学只是一种文学的分类，并不涉及价值评价和艺术评价。”
    丝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发展之路，这决定了丝路文学的风格更多的是健朗刚劲、慷慨豪放的，如唐代的边塞诗。但丝路文学亦无太多必要将自己的光荣寄托于遥远的古代。丝路文学的辉煌，更在于当代新的创造。“一带一路”日益成为全球共同参与的宏图大业，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外作家也会将丝路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丝路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不妨先假以一段时日。
    钟世华：“一带一路”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您当时提出丝路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机遇的初衷是不是也想给少数民族作家树立一种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
    石一宁：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的高潮。尤其是中国作协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以体制机制的力量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不仅«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而且全国各名刊大刊和出版社，也都很重视刊发和出版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少数民族文学老中青作家创作活跃，新人辈出，作品大量涌现，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局面。然而，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短板也是明显的，这就是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因为经历、阅历所限，创作题材狭窄，往往局限于身边生活琐事，题材乃至内容撞车甚为常见，原创性严重不足。能够书写和驾驭重大题材，创作史诗性作品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是甚少。而“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全球经济宏图，又何尝不是文化的一次回归和新变? 回归，是因为“一带一路”唤起了深远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汉唐气象、大漠雄风，还有浩荡的航海船队……货物贸易、戍边卫疆、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这些历史内容，该有多么宏富，多么厚重，值得作家去挖掘、钩沉、打捞，去回味、咀嚼和反思。新变，是因为今天的“一带一路”规模与意义已远远超越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经济之路、民生之路，也是交流之路、和平之路;是发展中国之路，也是造福世界之路，是“新型全球化”，是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这其中，当有多少文化的新风貌、新内涵、新经验! 少数民族作家多来自或生活在丝路地域，面对重新唤起的历史记忆，面对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确实需要深切体认，激活情感，开启想象，以深刻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迎接令人充满期待的未来。
    钟世华：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刚刚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的语境，决定了作家们更多侧重于民间文化的鲜活经验和审美方式等层面，未曾达到对文化同一化和差异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但在文中又强调“广西的民族文学还要再民间化”。这个问题能否展开谈谈?
    石一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一股从民间文化传统寻求活力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对话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潮流，“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少功在其论文«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作家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４]这两段话很能概括新时期文学初期语境中的“文学寻根”的目的与特征。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全球化的浪潮尚未风起云涌，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尚未形成明显的冲突，“寻根文学”的作家们更多思考的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问题，其对民族生存发展的促进或阻滞问题。而进入21世纪之后，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文化发展方面，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已不是优与劣的拣择，而是同与异的忧虑。正如尼采所认为，世界完全诞生于差异之中。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西方思想家对文化差异也颇多肯定。因此，关注文化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人类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广西文学的发展，“再民间化”是一个甚为自然的议题。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从文学创作的层面探索、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必然面临着“再民间化”的课题。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民间化”还几乎是“民族化”的同义词。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再民间化”不是要求作家去写民间文学，不是再回到民间文学模式，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以新的目光去注视民间文化，以新的思考去审问民间文化，从中获得文化差异、文化多样性的新的发现，进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新的意涵，呈现新的风貌。
    钟世华：对“寻根文学”的评价，学界始终褒贬不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寻根文学”，您是如何评价的? 您认为文学真正的根是什么?
    石一宁：“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一次探寻，这种探寻其实在不同的“寻根派”作家那里，目的也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继承，有的是为了批判。但无论是继承或批判，都有合理的依据，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极为丰富和复杂，呈现正负两方面的意义。正面的需要阐扬，负面的必须摒弃。“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进程，“寻根文学”思潮及其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文学真正的根是生活，这可能是一句大白话，但仔细分析，它又是很学术性的。生活包括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又是各民族人民分别或共同创造的，其中贯穿着民族性。而民族性的创造已经进入了文化的范畴了。
    钟世华：那您觉得在创作中如何坚持现实和历史两条腿走路呢?
    石一宁：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文学生态来说，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都很重要，也都很必要，因为生活是广阔的，读者的审美需求是多样的。从作家个人的创作来说，现实与历史都是必修的功课。无论是创作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作家都需要现实生活积累和历史知识储备，现实和历史两种维度都需要兼顾。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和作家培根的这句名言，即使对现实题材创作者也是十分有益的启示。历史包含人类丰富的经验和深沉的教训，对现实题材创作同样可以起到镜鉴和参考的作用。现实和历史都是时空结合体，现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而历史是现实中的人所理解的历史。现实题材的作品应有历史感，历史题材的作品应有现实感。只有对现实与历史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一个作家的创作才有可能是成熟的、根基厚实的。
    钟世华：创作和理论是文学的两翼，您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能否谈谈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您的一些建议?
    石一宁：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说比前些年要可喜。中国作协2013年起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包括了对理论评论的扶持。相关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专著，这几年得以顺利出版。«文艺报»«民族文学»等报刊加大了刊发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的力度，一些优秀的汉族理论评论家也加入其中。但从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态势来看，理论评论还是显得较为薄弱。相对于作家，理论评论家的入门门槛较高，而且有理论评论兴趣的也不多。而目前加入的一些汉族理论评论家，少数民族文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兼顾的副业，当作主要研究和评论对象的甚少。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队伍人数偏少，甚至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整体状况一样，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存在一味地表扬，不敢像鲁迅所言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问题。此外，整体的批评素质也还有待提高。
    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建设，我认为要加大力度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扶持，要像对创作那样，以体制机制的力量促进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繁荣。相关大专院校包括鲁迅文学院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人才。相关报刊应增加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版面和篇幅，稿酬从优。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也要不断地提高批评素质，使自己的理论评论水平始终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保持同步。最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要勇于批评，在文学标准面前，各民族都应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对象是少数民族作品，就不敢批评，或者降低标准和要求。只要是善意的批评，我想批评对象最终都会接受，都会理解这是对自己的创作真正起到提高作用的批评。
    钟世华：一味说好话的确是当下文学的一大弊端。能否谈谈您的批评观?
    石一宁：批评也是一种话语权。话语权如同现实中的其他权力一样，需要操持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慎重对待，理性运用。文学批评成为阿谀奉承，实质上是话语权的滥用，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公信力的丧失。话语权被轻佻运用，其根源有拜金主义，更有站位、学养和勇气等问题。
    批评家首先需要解决自己的站位即价值观和立场问题。辩证唯物论和人民立场，是当代中国文学对批评家的站位和见识要求，也是批评家面对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能够履行和承担批评职责的前提。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有问题的作品被吹捧，首因即为批评家的站位不正确。做一个批评家又是辛苦的，需要深厚渊博的学养。做批评家还有一难，就是要有相当的勇气。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不同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人。栽花令人喜，种刺惹人嫌，这一人性的弱点不断地考验着批评家的勇气。
    批评家的勇气不是刚愎自用，而是来自正义感，来自对批评对象的善意。批评家要讲原则，要有底线，是非面前决不能动摇和失守。批评家要坚信在尊重作者精神劳动基础上的善意的批评，是对作者和文学生态有益的批评。恶意的批评，这是“骂杀”。而“捧杀”，其实也是一种似善而非善的批评，它令创作固步自封裹足不前，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杀死“青蛙”。
    清代郑板桥有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觉得这也是创作与批评关系之真谛。所谓“入木三分”，不是酷评，更不是“骂杀”，而是真切、坚实和深刻，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参考文献]
    [１] 阿顿·华多太．北京，北京[J]．民族文学,2015（7）：139G140.
    [２] 石一宁．民族文学的活力之源：兼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状[J]．文化与传播,2015(3)：7．
    [３] 石一宁．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G10G27．
    [４]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2G6
    刊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