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追求的考古学家肯定是不满足于盆盆罐罐的研究的，我们的终极理想是透物见人，甚至探究古人的思想。中国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是兄弟学科，而它们作为研究手段，最终都应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
    
    继《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之后，著名考古学者许宏继续他的以“考古学本位”说中国之旅，今年再度推出《大都无城》，考察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时代的都邑变迁，提出“大都无城”的观点，认为该都邑形态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再度深化了“中原千年大转型”的结论。
    这一颇具颠覆性的认识，引发公众的极大兴趣，自出版后，屡次登上媒体好书榜。“高冷”的考古学知识与公众的求知热情深度契合，使严谨的学术走出书斋，融入国民的智识，实现了另一种价值的飞跃。
    今年底，《大都无城》入选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其在上述方面的突出成就，恰如评委刘苏里所说：“这是一部看似小型，但以其“大都无城（墙）”观点必将载入史册的大书。这一颠覆原有“无城不郭”共识的结论，既由扒梳前人零星叙述而概其成，亦是作者20年研究专业、审慎之总结。联系《何以中国》等作品，‘中原’政制于两千年前发生重大转型结论，亦呼之欲出。是中国考古学界重大研究进展。以“小书”面世，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以下是腾讯文化对许宏教授的专访：
    腾讯文化：书名是“大都无城”，结构与“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类似，是否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不设防的“都城”就是好的？
    许宏：谈不上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与既往“无邑不城”的主流认识相比，我通过对考古现象的归纳和历史传统的辨识提出的“大都无城”的观点，至少是具有颠覆性的，书名相应地也该响亮些，是有这样的考虑。同时，“大都无城”也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去认识，这种认识当然是正面的、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都无城》的书名的确与“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道至简”等意境相近。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腾讯文化：您将开启“大都无城”时代的“二里头”定义为中国广域王权国家，依据的是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譬如城内内部功能分区强化，有保护统治者的封闭区域，以及其他遗址出土文物与“二里头”文物的联系等等。这种定义，似乎是参照了后世王朝国家都城以及组织方式给出的。这种建构是否会因忽视了别的可能性而与历史真实有距离？
    许宏：正是秉持由已知推未知的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本人从已被公认的三代王朝的都邑内涵与社会结构特征向上推，指出只有距今3700年前后出现的二里头文明是这种广域王权国家的先导，许多制度的创建前无古人而下启来者。再往前，东亚大陆还是“满天星斗”的无中心的多元政体并存的时代，所以说作为“大都无城”之肇始的二里头都邑及其时代，开创了“有中心的多元”这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当然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和建构，但就考古学证据和推导理路而言，它比另外的代表哪种可能性的推论距历史真实更远呢？是二里头村落说，还是单线进化的5000年文明说？
    腾讯文化：从“大都无城”时代的实用性城郭到汉魏以后礼仪性城郭，是否单线转换？为何会有这样的转换？
    许宏：这个还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我在书中总结出的城郭齐备、都城大中轴线和严格的里坊制这三项，几乎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标配”，应该是皇权增强，集权国家礼制完善、都邑制度渐趋规范的反映吧。其中所显现的深层次的历史问题还很多很复杂。已有日本学者在读了《大都无城》之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般认为先秦秦汉具有较典型的华夏底色，而魏晋南北朝以降，北方族群走马灯似地入主中原，外来色彩浓厚，甚至可称为“胡汉文明”。但本人指出的“后大都无城”时代上述礼制建设的规范化行为，恰恰是肇始于这一时期的，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所谓常识性的认识。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有待进一步探究。
    
    二里头遗址宫城东墙
    腾讯文化：您屡次提到“大都无城”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如何理解这种“文化”的自信？
    许宏：从考古学上观察，“大都无城”的时代，都是广域王权国家或初期帝国兴盛强大的时代，而非积贫积弱的时代，几无例外。从二里头到西周，中原王朝的基本特征是“国上之国”，王朝具有盟主的地位。《左传》记载春秋时代人有这样的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明确表述了外线作战思想和讲信修睦的理念和气度，这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相当于我们说人民军队是钢铁长城，根本不需要再筑个城圈来自保。冯时教授通过对古文字和文献的梳理，指出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为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不筑城墙的“邑”的形式出现的，意在宣示教化，无城之邑具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已经从防御文化上升到政治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认为“大都无城”是一种代表当时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理念。“大都无城”所显现的文化自信，当然指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
    腾讯文化：考古学与历史学科的区别之一便是，前者重视考古出土材料，擅长对出土之物的解读，而后者更重视文献及其解读。考古学本位的解读与历史学本位的解读，您认为二者的区别在哪？考古出土的非文字性质的材料，在何种意义上能转化成“史料”？
    许宏：其实你已经说清了他们的差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我们在完全没有传世文献的环境下做考古，那“考古学本位”就不是个问题，或者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是个具有丰厚文献和重史传统的国度，甲骨文之前的考古遗存出土后，最引起关注的是它们与文献所载国族是否能“对号入座”的问题，这代表了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主要研究取向。但后世追述性的文献材料早不过东周秦汉，所记内容又鱼龙混杂，所以歧见纷呈久议不决，就是很自然的事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本人在内的少数学者秉持“考古学本位”的研究方法，即不以后世文献为研究前提，而是先梳理考古材料，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做阐释历史的努力，疑则疑之，慎重整合，这可以说就是“考古学本位”的研究吧。传世文献、考古遗存、口述史、人类学与民族学材料等，本身就是各有千秋的史料。考古学材料转化为史料，当然需要考古人的阐释，它也具有或然性和相对性，多为推论和假说，是可以理解的。
    腾讯文化：从您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到《大都无城》，这几本考古学小书内在的一以贯之的关怀是什么？
    许宏：考古人写史，是我这几本小书的共同特征。有追求的考古学家肯定是不满足于盆盆罐罐的研究的，我们的终极理想是透物见人，甚至探究古人的思想。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是兄弟学科，而它们作为研究手段，最终都应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本人的三本小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和《大都无城》都是在这一路向上的粗浅尝试。如果说《最早的中国》是关于二里头都邑的微观研究，那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就是中观研究，而《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可以说是宏观研究。下一步想写的《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就属于大宏观了，试图超越“中国”，从大历史的视角，梳理下东亚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与动向，届时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