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许多年过去，我依旧清晰地记得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那个落雨的清晨。屋檐上的雨水掉落在地，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村庄的人还沉浸在睡梦里。犬吠声由远及近地传来。母亲和我把父亲送到小镇的汽车站。车启动，车身颤抖起来，车尾冒出一阵浓烟。母亲和我撑着伞站立在雨水中，直至那辆中巴车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才转身往回走。身为木匠的父亲第一次离开老家，跟着村里人踏上了前往广东的汽车。 我对城市最初的印象来自父亲。父亲每次在电话里都会跟我讲深圳的世界之窗、航空母舰主题公园，青岛奔腾的大海，北京的长城、故宫以及安徽的黄山。腊月，父亲每次疲惫地从异乡归来，总是会眉飞色舞、不知疲倦地讲外面世界的色彩。父亲的身上弥漫着城市的气息，他给我们带回来的方便面和波司登鞋子，我们都爱不释手。父亲的一言一行，让我对城市充满好奇。多年后，我渐谙世事，才知道父亲在城市的屈辱和艰辛。他坐黑车不仅钱被抢光，还被打得伤痕累累。每次过年回来，他买的都是无座票，深夜实在站累了，就蹲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眯上一小会儿。父亲在我们面前的吹嘘不过是为了掩饰他的不堪和艰辛。 迁徙是这几代人的宿命。随着成长的步履，我慢慢远离故土。二〇〇七年大学毕业后，同样是一个雨天，我登上前往广东的火车。在时光的流逝中，雨的意义变得复杂，成为漂泊的象征和隐喻。雨是潮湿而伤感的。雨冲刷着一切，让大地重新变得干净。 我的城市记忆弥漫着工厂的气息。我曾在工厂做过五年的外贸业务。刚毕业时进的是东莞寮步一家一万多人的台资厂。台资厂等级森严，员工必须佩戴厂牌才能进门。厂牌分红黄蓝绿四种颜色。我因在总经办工作佩戴的是最高一级的红色厂牌。门口的保安见了我时常投来诧异的眼神。保安看人下菜碟，我时常看见门口的保安对佩戴绿色厂牌的工友露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工厂朝八晚五、三点一线的生活如一条无形的绳索勒得我喘息不过来。我工作几个月后辞职，躲在出租屋里写作，天真地以为能写出一条路来。 工厂机器冰凉的气息深深嵌入我的生命里。二〇一一年，在一家制衣厂，工友辉通宵加班，最终因心梗死在宿舍里。那天正好是“五一”假期。在人民公园游玩的我忽然接到锋的电话。锋语气里满是惊慌，他说辉死了，你快回来。我匆匆赶回去，在医院的太平间，看到辉已盖上白布。宿舍里辉床铺旁边的墙上满是辉的抓痕，那是他临死前最后的挣扎。辉阳光开朗，是我们宿舍的开心果。一周后，一个瘦弱的男子抱着辉的骨灰盒踏上了回家的路，工厂只赔了八千元。辉年仅二十二岁，彼时的他对未来充满憧憬，正自考大学本科。他曾跟我畅聊十年后他在城市里结婚生子定居下来的场景，说这话时，他的眼神清澈而明亮。辉的床位一直空着。我们宿舍其他七个人没有因为辉的死而迅速搬离。 家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安全回家。辉离乡时是活蹦乱跳的大男孩，归去时却变成一个窄小的骨灰盒。透过车窗，看着他弟弟满脸泪痕的样子，我仿佛看见他年迈的父母伤心的模样。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亲戚和朋友，在外谋生多年，最终带着满身的疾病回到老家。 有的人衣锦还乡，更多的人则是面带菜色，带着满身的疾病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在时代的巨轮下，人如钟摆般，在离乡和返乡间不停摇摆。二〇二〇年年底，东莞石龙一家经营三十多年的玩具厂因疫情导致资金链断链而倒闭。老板跑路，政府接管。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工人们措手不及。薄暮下，我一个远房亲戚背着被子、水桶和衣物离开了这个工厂，他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他在这个工厂工作了三十多年。当年进厂时，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离开时已年过六旬。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他带着满身的疾病踏上了通往故乡的列车。 二 当我结束颠沛流离的日子，生活日趋稳定下来，过往那些苦涩不堪的日子渐渐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在时光的浸润下，这些灰暗甚至残酷的记忆开始弥漫着温润的气息，成为我扎根异乡的土壤。我对城乡经历的不断书写，不过是自我身份的怀疑、重建和确认。 去年年底，一个寂静的午后，我驱车近一个小时重新来到东莞寮步镇华南工业区。站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工厂门口，那些模糊的记忆又变得清晰起来，我看见那个年轻的自己正穿梭于各个生产车间，步履匆匆，眼神坚定却又迷茫。物是人非，喧闹变为寂寥，偌大的厂房空荡荡的。厂房四周只剩下几家商店和饭馆在硬撑着。十多年前，这个万余人的工厂，每当下班的铃声响起时，员工蜂拥而出，马路上人流密集，商业街人满为患。这个大工厂养活了周边的商铺、饭馆、出租屋和酒店。 那个午后，我蹲在马路旁静静地望着这个工厂。许多东西正悄无声息地消失。 一晃多年过去，我已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许多次深夜醒来，我心生恍惚。夜色苍茫，看着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致，我心底忽生悲凉之感，掐指一算，大学毕业后来莞至今，已近二十年。我已由青年步入中年。 寂静的深夜，我内心深处常生出一种疏离感，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浓重。年少时拼命想远离的故乡，多年后的今天却成为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内心深处的疏离感来自生存的重压、命运的无力感以及对生死等终极归宿问题的思索所引发的诸多困惑。这些交织在一起让疏离感愈来愈重。 回家二字变得意义复杂。在我心底，回家指的是回千里之外的江西老家。而下班后回的则是小区。潜意识里，老家才是真正的家，是生命的根须和血脉所在。而我居住的地方，只是钢筋混凝土铸就的房子。这种疏离感具有普遍性。 户口是乡村通往城市的藩篱。女儿出生后，我把户口迁到了东莞。这意味着我成了没有土地的人，老家的一亩三分地不再属于我。我曾在散文《忧伤的土地》里写到办理完户口迁移手续后的感受：客观上，户口的改变，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我与故乡断了关系。我盯着新的身份证默默发呆。身份证上的住址清晰地写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西平宏伟路，而我的身份证号前六位依然是362430，这是江西吉安永新的代码，它清晰地指明了我无法更改的来处。这个细节让我烦躁的心忽然变得安静下来。我小心翼翼地把身份证揣在裤兜里，仿佛揣着整个故乡，揣着故乡的土地。 在城市生活多年，我的穿着、言谈举止以及生活方式俨然一个标准的城里人。我早睡早起，注意养生，每天坚持用枸杞子泡水喝，脸上时刻露出礼貌的微笑，出门前总会在镜子前细细检查自己的形象是否干净整洁，周末按时去健身房锻炼身体。我开始不断矫正自己的口音，试图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些都是表象，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对故土恋恋不忘，身上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当我在人群里或者寂静的小区听到乡音，身心不由得为之一颤，浑身的疲惫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对故乡的记忆始终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而时光这叶小舟在生命的河流里彻夜疾驰，不管不顾。我与故乡是撕裂的，身在此岸，心却在彼岸，如一个笨拙的刻舟求剑者。 土有熟土和生土之分，异乡的泥土还带着陌生的气息。我把从故乡田野里挖来的两大包泥土倒入阳台两个比较大的花盆里，分别种入母亲给我的豆子和红薯苗。一个月后，豆苗和红薯叶在微风中摇曳着。看着它们，千里之外母亲的身影就浮现在我脑海里。 女儿从出生的那刻开始就生活在城市，她对乡村是陌生的。暑假带她回到老家，三岁的她对乡村的一草一木满是好奇。她光着脚丫在稻田里奔跑，不时笑着回望我。薄暮里，看着在稻田里嬉戏追逐的女儿，恍惚间我看见年少的我在田埂上奔跑的模样。相同的场景，却已相隔几十年，乡村由外而内发生质变。城市慢慢成为女儿的故乡，而乡村则是她的异乡，纵使这里是她祖籍和根须所在。 乡村与城市不再二元对立。城乡一体化是必然的，在这个历史演变的进程中总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撕裂和阵痛。 我们之所以前仆后继赶赴城市谋生，试图在城市扎根下来，无外乎城市里改变命运的机遇多一些。城市里交通便捷，教育资源以及医疗资源都优质而丰富，这是乡村所无法比拟的。城市的气息早已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随着一代代人远赴城市谋生，村庄如一个被掏空了瓜瓤的西瓜。随着城乡一体化进度的加快，这些年又出现了不少返流的现象。 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在乡村，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一件好事或者坏事口口相传下迅速传遍整个村庄，成为孤寂乡村生活的边角料。而城市高楼大厦里，一道道紧闭的大门宣示着彼此的空间和阵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令人心寒。在喧闹的、人流密集的城市，人如一滴水般消失于海洋。 乡村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一道道门串联在一起，紧密相连，编织成一个村庄的模样。而城市里的防盗门和防盗窗，暗示着背后紧闭的心房。 三 二〇一六年，在外漂泊近三十年的父亲回到老家照顾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祖母和我多病的母亲，不再出去谋生。 父亲那一代人将城市作为赚钱的地方，农村才是最终的归宿，他们每年候鸟般往返于两地。作为农二代，我将进城居住和生活作为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城市，不存在城乡生活方式转变的心理隔阂，还因为在与同龄人的交流和比较中，城市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目标。” 回到老家的父亲以为自己从此会寸步不离村庄，就这样在故乡终老。二〇二一年，在母亲的不断劝说下，两鬓花白的父亲再次收拾行装，踏上了去往广东的大巴。多年前父亲初次外出打工谋生的画面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父亲这次是来东莞给我带孩子。 在一股无形力量的裹挟下，越来越多的老人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支持儿女的家庭和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带孩子的事情中，苦乐交织。国内有近两千万的“老漂”一族。父亲明显是当下“老漂”一族的典型缩影。他们年迈体弱，来自农村，没有退休金，有的只是疾病缠身的肉身。在儿女面前他们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 庞大的“老漂”一族即是中国城乡巨变下的真实呈现。 东莞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外来人口逾千万，文学题材与艺术样式呈现多样化。城镇一体化语境之下，乡村与城市不再是彼此隔离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逐渐变得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是独特的，国外逾百年的城乡进程被压缩简化为几十年。文学即人学。城市文学因城乡剧变而变得意义复杂。像深圳、东莞这类新移民城市，城市人口流动性大所导致的身份焦虑和命运的毫无把握感，这种生存经验是崭新、复杂而独特的，它是时代的烙印，这让城市文学呈现出一副崭新的面貌。 东莞作为世界工厂，工厂气息浓郁。这些年我一直在写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的散文或非虚构，记录身边亲人或者朋友的疼痛与温暖，试图呈现人性的幽暗和微光。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中，作者通过全球性的视野来呈现底层群体背井离乡在城市落脚的生存图景，客观、冷静，真实而丰富，读来惹人深思。 底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变离不开数十亿农民工的付出。或许如北京、上海这样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其城市文学才显得纯正，但城市文学应当对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予以更多关注。 岭南随处可见的榕树成为生命的一种隐喻。榕树有两种根，一种是原根，一种是气根，原根深扎在大地的土壤里，而悬挂在半空的气根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养分，慢慢抵达地面，扎入土壤之中。 气生根是为了稳固树干的生长。暮年离乡来莞帮我带娃的父亲如气生根般，是为减轻我生存的重压。 我想我也如悬空的气生根，试图深扎入城市的土壤里。悬空一词与我在异乡的精神状态暗暗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