忝为在高校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撰写学术论文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学术论文，自有其一整套越来越复杂的学术规范，除了正文，还须有内容提要、关键词、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等等，不一而足。我也确实按照此规范写过一些偏重于考据的学术论文，虽然写得并不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我其实更喜欢写书话类文字，我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书名就是《捞针集：陈子善书话》（1997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书中所收并非篇篇都是“书话”，还有书评、新书推荐文之类。
何谓“书话”？书话大家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1980年9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序文中，有过如下的论述：
我以为书话虽然会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第一段话意思很明确，书话理应提供新鲜的资料，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第二段话更有名，对书话提出了应该具备“四要素”的具体要求，经常被论者引用。我认为唐弢先生把书话的基本特征大致说清楚了。不过，也有论者对“书话”提出过质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书话”。但我想学术研究本来就应该各种观点并存，不必也不能强求一律。
在我看来，除了唐弢先生有两本书，即《书话》和《晦庵书话》以“书话”命名，阿英、赵景深、黄裳等文坛前辈的一部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字都可归入“书话”之列，黄裳先生甚至把自己的这类文字总题为“拟书话”，今年 5 月去世的姜德明先生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书话”大家。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写的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话关注不够。这是很可惜的。好在现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书话的博士论文也已经问世了。
唐弢先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这有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为证，也有他写的一系列研究鲁迅和其他现代重要作家及文学史各个阶段各种现象的论文为证。但我还是更看重他的书话，因为我从他的大量书话作品中既得到了许许多多他的文学史著作中没有的现代文学史“知识”，同时也得到了“艺术的享受”，两全其美，岂不更好？有一次我当面委婉地向唐弢先生表示过这个想法，他笑答曰：你是这样看的？
作为有名的散文家，唐弢先生提出的书话“四要素”中，有一个是“一点抒情的气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虽然喜欢写书话，多年来乐此不疲，但“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或许还能不同程度地做到，但“一点抒情的气息”，却委实难以企及，因为我的文字一向比较枯涩，“抒情的气息”实在很稀薄。不过，我也努力做了自己的探索。
以唐弢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书话作家，大都写一本本具体的书，即以文集、诗集、译文集等为主，虽然也写到了与书密切相关的藏书印、藏书票、书籍装帧等。此后的书话名家已经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已经写到了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家间的交游等等。我一方面试图继承传统，继续写现代文学史上各种不常见的作品和刊物，注重其版本变迁和校勘，也谈谈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与书刊直接相关的序跋、广告、题词、装帧、插图等；另一方面也力图有所突破，即拓展书话的范畴，不再局限于只谈“书”和“刊”，而是进一步扩大到作家某一时期的创作历程和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作家的社团、手稿、集外文、签名本、已广告而未出之书、藏书、书信、日记、出版文件、纪念册、贺年卡、行止、住所、爱好、照片、声音和录像等等，对通俗文学作家也给予可能的关注。总之，关于一个作家的成长、一个文学社团的兴起和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均在我关注和撰写之列。
自2012年3月至2020年2月，我为上海《文汇报·笔会》的“周末茶座”版撰写每周一篇的“不日记”专栏，而后又为香港《明报·世纪》撰写每周一篇的“识小录”专栏，近两年还为上海《书城》月刊、《解放日报·朝花》和《新民晚报·夜光杯》撰写不定期的专栏，专栏的字数则从开始的八百字增加到而今的一千二百字。这些专栏文字就成了我这些年书话写作的主要载体，已经结集出版了《不日记》三集，《识小录》和《梅川千字文》。
在这么短小的千字左右的篇幅内写书话，当然不可能充分展开，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便是讨论一本书、一册期刊，一封书信、一段日记，也只能说说某个侧面，甚至只能说说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但我力争所说的都应是值得一说的，都应是现代文学史上还未说或很少说到的，都多少会让现代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和有所启发的。尽管我自知不可能每篇都已达到我的目标，个别篇还是急就章，有时甚至产生错讹，但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妨举两个例子。一，有位张友鸾，他是现代报人，研究现代新闻史的应都知道他是有名的《新民报》“三张一赵”之一。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位现代作家，即便知道，恐怕也只知道他后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秦淮粉墨图》，虽然文学史无论现代还是当代都不大可能写到他。而我发现他早年就从事新文学创作，曾在《创造》季刊等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作品，与郁达夫、徐志摩都有过交往。出人意料的是，他后来又转向通俗文学创作，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持续不断，有了更大的建树。于是，我先后写了关于他的《牛布衣的小说》《汗把滥的五爷》《〈白门秋柳记〉及其序》等书话文字，评介他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创作的章回体小说《白门秋柳记》、短篇小说集《魂断文德桥》和中篇小说《汗把滥的五爷》，为张友鸾在现代文学史上正名。我以为即便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写到他，至少江苏现代文学史中是不能没有张友鸾这个响亮的名字的。
二，友人示我两幅胡适与郁达夫及其他人的合影，这是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于是我就写了两篇书话，分别讨论这两幅合影摄于何时何地，合影中到底有哪些人，为何而摄。第一幅合影摄于胡适 1925 年 2 月到国立武昌大学讲学时，当时郁达夫正在武昌大学任教。合影中共有十九人，其他是些什么人，暂不可考，但至少这幅合影佐证了胡适《南行杂记》中所说的在武汉见到“最可爱的”“旧友”的相关记载。第二幅合影有九人，除了胡适和郁达夫及一人暂未认出外，其他六人是周作人、林语堂、陶孟和、凌叔华、陈西滢和丁西林，照片边上还有陈西滢的一句题词。这显然是1920 年代北京文坛的一次较为重要的聚会，与现代评论社的活动有关。具体时间虽一时难以考定，但应在1924年2月至1925年1月之间。我以为这是从照片这个角度来观察现代文学史的新的尝试。
以小见大的书话写作有助于促进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新发现和新思考，这点我已深信不疑。将来，若把我的这些书话文字再加以整理，去芜存菁，重新编排，或许会成为一部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中国现代文学小史，也未可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后，只要时间、精力和条件允许，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仍会继续，真有心得和创见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论文也自当继续撰写，而我的现代文学书话的写作同样也会继续，何况我对书话写作还情有独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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