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何辉。（受访者供图）
    
    ▶《宋代消费史》何辉 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6月定价：98.00元
    “我从小喜欢读历史书，尤其是喜欢读宋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很多学者比较钟情的研究领域，至今关于宋代的研究浩瀚纷繁。虽然何辉大学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但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猎哲学、广告学、翻译、文学等专业。也因此，这为他的宋史研究开辟了多维度的视野。
    何辉大学时代读广告学专业，从此对消费与经济问题感兴趣。自大学时代起，除了修经济学的课程，他也长期研读中外经济学著作。博士期间，他开始专注于研究宋代消费问题。从那时起，更是大量收集宋史资料，并大量阅读当代学者的论文。“多年来我已经收集了常用的宋史古籍，对于一些珍稀文献，也多有接触。”为了方便阅读与研究，何辉几乎买了宋史研究所需的基本古籍，所以像《宋会要辑稿》这样的大部头史籍，都算是手边的一般史料，有空时常常翻阅。“宋史资料在我所有藏书中占了一半，几乎占了一个屋子。珍稀文献就要借助图书馆。”何辉强调，宋代史料的准备与研读是宋史研究的基础准备工作，偷懒不得。而他研究宋代消费的信心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他表示，掌握的史料越多，研读当代学者的论文越多，眼里看到的、发现的问题就越多，由此可以知道研究可以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所以，即便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宋史专家，也是我心目中的师友。我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与论文，积累了许多宝贵知识，也看到一些问题，从而引发我自己的思考，敦促我通过深入研究去与他们进行讨论与商榷。至于其他领域的钻研，则使我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其实我有很多想解决的宋史问题，但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写。”
    事实上，除了《宋代消费史》，何辉还撰有长篇系列历史小说《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大宋王朝·大地棋局》《大宋王朝·天下布武》等。何辉告诉记者，《大宋王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他“宋史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之所以要创作这部规模很大的历史小说，其实是因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无法充分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学术作品，很难感动人的心灵，表现人丰富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历史的进程，包含了许多必然性因素，也包含了一些偶然性因素。学术研究，重在探索现象之下的必然性。文学作品，既可以反映必然性，也可通过想象，反映偶然性。学术作品，往往专注于某一方面。文学作品则可表现更加丰富的内容。”
    何辉表示，他正是以一种探索的心态来创作《大宋王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在这一系列小说中，他试图探索宋代基本政治军事局面形成的过程，探索宋代人（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探索宋代的社会面貌、地理风物，探索宋代的哲学与思想。“我可以自信地说，《大宋王朝》这部系列小说中有些部分甚至是有学术价值的。我曾与友人戏言，或许多年后，会有历史学者为我这系列小说做学术的注释。我将这些探索通过小说形式反映出来，是因为可能缺少明确的证据支持，但却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我相信，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可以让读者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还可以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他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环境的关系产生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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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历史经济视角从事研究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大作《宋代消费史》出版之前，也不乏有一些学者从消费角度研究宋代，令人好奇的是，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者、历史学者、作家之中哪种视角？有何差别？
    何辉：我想我主要是以历史经济学者的视角从事这项研究的，可能还带点社会学者的视角。我一直对历史与经济感兴趣，所以以历史经济学者的视角来做这个研究，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因为是学术研究，所以不能像作家写小说一样写虚构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说：“宋朝几乎遇到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可能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 那么，宋的消费与唐、明、清几个朝代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否足以看出宋代是一个大的转折吗？
    何辉：从国家的层面看，宋朝是在大分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宋朝建立后外部压力一直很大。为了避免大分裂局面，宋初便定出重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尽管宋朝的周边环境非常复杂，但还是出现了较长期社会繁荣稳定局面。军事方面，唐代对外基本是进攻与积极防御。宋代则多是消极防御。这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即不寻求霸权扩张。相对稳定的内部社会使宋代具备了较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唐代的市坊制度到宋代便彻底崩溃了。宋代的城市内部，居住区与交易区不再隔离，商品交易更加自由，消费活动更加自由。我家乡衢州有条小街叫百岁坊，这就是唐代市坊制残留下来的痕迹。如今街名带“坊”的城市，很可能历史可以上溯到隋唐。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二字，我认为就是“清明坊”的坊名。这个坊名，在古籍中是有记载的。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看我的书。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居住区与交易区很难区分开来。宋代的海外贸易很发达，朝廷是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这与明代与清代的日益闭关锁国形成鲜明对比。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宋人可以消费大量的舶来品。
    通过研究，我发现：从北宋至道末年（公元997年）到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北宋政府除两税之外的榷利，在保证朝廷消费方面逐渐超过了两税的地位，但变化趋势是比较平缓的。两税收入在北宋政府岁入中的比例较为剧烈地下降，是在天禧末年至熙宁末年这个时间段发生的。这一新结论说明，北宋政府完成从对两税的依赖向对榷利的倚重的转变过程，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变式的。这也说明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也是渐进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发现也揭示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一次转型的变化特征。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宋代转折性变化，是从南宋开始，中国的人地矛盾真正变得突出。这一变化影响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创新与创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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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宋代不具普遍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对宋代每个时期基本都从人口户数、土产与土贡总数及品种数量、雇佣工人、赋税收入等进行了考察。而观察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我们往往从商品经济、广告和流行文化等方面切入。在您看来，“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否早就在宋代开始孕育了呢？
    何辉：在写《宋代消费史》一书时，我确实希望从影响消费的更宏观、更基础的因素展开分析。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宋代消费的现象，还包括消费与宋朝兴衰的关系。商品经济、广告、文化方面，我在书中也分析到了。但是，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方面呢，这就有必要挖掘一些更深层的因素。通过研究宋代不同时期的人口和户数变化，可以知道宋代最基本的生产力要素的情况。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宋代也是，了解了宋代人口数，同时弄清宋代不同时期的耕地亩数，就可以基本掌握宋代社会的消费基础。农业社会的消费，都是以生产为基础的。通过土产和土贡的数量与品种，可以反映地方经济的重要依赖、统治阶级在这方面的消费结构、消费嗜好，进而探究统治阶级消费观念与生活形态的变化。比如，我通过研究土贡数量与品种，发现北宋初期的统治阶级还比较尚武，因为这一时期的土贡中包含不少制作军事器械的材料，比如，角弓、马鞍、覆鞍毡等。可是，自北宋中期开始，土贡中的滋补品、保健品与名贵药材增多了，壮阳药材也增加了，这说明宋代的统治者尚武精神消退，生活日益淫奢。土贡数量与品种的变化，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研究宋代雇佣工人的收入情况，将它与官员收入进行比较，可以了解宋代贫富差距和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消费能力。研究赋税结构的意义重大，可以由此了解支持宋代政府消费的重要来源以及结构变化情况。
    至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是否已出现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与判断标准有关。北宋王安石变法期,政府曾推行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金融操作，这种操作中，政府动用一定资本，借贷给农户，等有收成时归还，同时要求农户支付一定利息。在宋代的主要城市，商品经济较发达，雇佣工人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民间利用较大的资本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雇佣大量工人的情况在宋代却不具有普遍性。这就是说，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宋代还不具有普遍性。这样的判断可能比较合适。 
    
    ◀宋代流行斗茶。（资料图片）
    
    ▶宋代的蹴鞠文化。 （资料图片）
    
    《清明上河图》上“孙羊正店”门口的鲜花摊。（资料图片）
    
    宋朝的市井一角。 （资料图片）
    
    戴珠玉金翠冠的皇后（宋《宋高宗后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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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整体消费无法与今日中国相比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可以请您以一些具体例子，比如瓷器、书籍、衣着购买力和饮食支出等，说明宋代消费达到鼎峰的表现吗？这些是否已经足以媲美当今社会的消费？
    何辉：客观地说，就消费能力而言，宋代任何时期的社会整体消费都无法与今日中国的消费相比，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也无法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相比。以瓷器为例，宋代的官窑确实精美绝伦，但普通人是没有资格消费也没有能力的。以书籍为例，今天我们通常花费几十元就可以买到一部书。买一部书的钱在普通人的收入中比例很小。但是，在宋代，一部书往往要几千文。说个具体例子。绍兴十七年（1147年）刻印的《小畜集》一部八册，每部价钱是五贯文省，也就是约3850文，这是按照100文省等于77文换算的。“省”表示不是足钱。大概同一时期，南方某地采茶工的月工资是2100文左右。一部《小畜集》的价格大约是采茶工月工资的1.8倍。从这个角度说，今日中国人在文化消费方面真的很幸福。现在有很多人说书贵，其实要与宋代比，那书真是太便宜了。在宋代的巅峰之际，主要城市内的消费确实是非常旺盛的。有两部古籍集中记载了宋代的主要城市的消费现象，一部叫《东京梦华录》，还有一部叫《梦梁录》。读这两部书，你会有种感觉，今日城市内各种消费形式的雏形，在宋代就有了。比如，当今的城市中有大型购物中心，里面有影院、餐馆、卖各种商品的店面。北宋都城汴京城内有大型“瓦子”，里面可以看戏，看杂耍，也可以买各类小吃和商品。宋代城市消费与今日城市消费类似，也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如果看一些细节，宋代城市内的消费甚至比今日更加精细。比如，宋代城市内流行“斗茶”，那种泡茶和品茶的程序是相当繁琐精巧的，远远超过今日大多数人对茶叶与品茶的了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北宋后期汴京的文化娱乐业繁荣至臻。如果说从《清明上河图》可见北宋服务业的发达，行业的丰富，但与此同时，见微知著，这幅画又隐藏了北宋社会怎样危险的秘密？
    何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在《宋代消费史》一书中分析了这幅画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重点分析了这幅画中的广告。仔细分析这幅画，会发现宋代城市内已经有了类似今日灯箱广告的立体广告招牌，还有正店、脚店等不同消费层次的酒店，此外还有书店、药铺等店面。这些都说明宋代城市内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有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场所。如果说这幅画中隐藏了北宋社会的某种危机，则是属于推断了。我没有在《宋代消费史》一书中做过多的推断。如果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通过这幅画一方面可以看出宋代城市内商品经济发达，人烟繁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北宋末年的宋人已经习惯了安逸，少有创新。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推断。在画中，有一艘运粮船要通过汴河上的虹桥，但是由于船桅杆过高，不得不放倒桅杆。这个场面中的参与者看上去虽然紧张但却操作有序，旁观者则心安理得似的看热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驾驶运粮船的人和桥上岸上围观的人很可能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了。这不禁让我想，那时恐怕真的没有人想到要去造更高的桥，也没有人想是否可以发明出更好的不需借风力帆的运粮船。这样一个安逸的社会，即使危机发生，它也只能去承受，而不是去战胜危机，更做不到未雨绸缪，通过创新去消除危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很多读者对北宋社会生活的向往还有赖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当时繁荣的城市民风时尚尽绘笔下，令人怀恋那餍足人心的生活。对比宋代国势日渐式微的结果，回头看又觉得北宋恍如一场“梦”。您如何看待很多人心中的这个“黄金时代梦”？
    何辉：《东京梦华录》本身就是一部怀旧之书，记录了鼎盛时期汴京城内的风物。今日，中外也有很多人喜欢宋代，有外国学者甚至表示如果让他回到过去，他就想生活在中国的宋代。有那么多人喜欢宋代，不是仅仅因为宋朝综合国力强，还因为宋朝文化繁荣，政治开明。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士大夫群体在治国理政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群体，强化了爱国主义，推崇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的宋朝，是古代社会中最接近贤人治国的理想政治的时代。今日国人对宋代的喜爱，反映了国人对经济繁荣、政治开明、贤人治国、社会和谐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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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宋代整个社会变迁中，当时的士大夫对于消费主义有何批评，特别是对于奢侈品消费的批评？也就是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其中起到一种怎样的抗衡作用？另外，假如放置于今天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士大夫群体可算是“中产”吗？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否也侧面构成了宋代一种主流生活方式？
    何辉：消费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通常是指在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社会中，人无节制地消耗物质与财富，并将消费看做是人生最高目的。消费主义是一种消费观，也是一种价值观。在宋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但是，在宋代的主要城市内，在宗室、贵族、官僚、富有的市民群体中，确实存在奢侈消费的现象。宋代的士大夫一般是反对奢侈的。对奢侈的批评很多。比如，北宋司马光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至今为中国人所熟悉。南宋陆游在《放翁家训》中写道：“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靡。”南宋的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倡导消费应该量力而行。他说：“丰俭随其财力，则不谓之费。不量财力而为之，或虽财力可办，而过于侈靡，近于不急，皆妄费也。”宋代士大夫群体中的一部分可以算得上“中产”——主要是那些中高级官员，很多中下级官员俸禄并不高，甚至是很低。宋代社会主流的消费方式依然是以农村自给自足的消费为主，在城市内则以市民消费为主。宗室、贵族、官僚的消费则为市民消费提供了模仿与追求的对象。但大多情况，宗室、贵族、高级官僚的消费方式只能成为市民阶层中的谈资和部分模仿，而不可能被广泛推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认为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是否因为宋代社会仍没有出现真正的大众消费的基础？那么，您又是否认同法国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何辉：是的，我觉得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那个说法有夸大之处。宋代社会没有形成真正的大众消费的基础，商品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宋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是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尽管宋代政府对商税的依赖渐渐超过了对田赋的依赖，但是官营经济比重不小。埃狄纳·巴拉兹的观点我是部分赞同的。宋代确实出现了一些近代特征。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原始形态的金融手段，雇佣工人的现象，城市内集娱乐餐饮购物于一体的消费场所，包括政治方面的分权制度等等。但是，我认为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发育成熟。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在秦代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开始便崩溃了。宋代的“食邑”是虚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分封建制。如果一定要强调分封建制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与思想观念的深远影响，在此前提下来说明秦代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我喜欢用自己创造的一个概念：“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阶段可称为“封邑制封建社会”。历史早就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文化大国，封建制度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分裂只能是中国社会的非常态，统一融合才是常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今我们这个时代也面临消费主义盛行、物欲享受膨胀的问题，这种危机的根源跟宋代不能说完全如出一辙，但其相似性可提供怎样的启示和借鉴？
    何辉：在国家社会层面，宋代给我们的启发是，要尽量均衡发展各地经济，减少贫富差距，改变对少数大城市的过度依赖。可以说，宋代就是一个有两张消费面孔的朝代，对于大城市过于依赖，社会中也未形成有力量成规模的中产阶层，所以一旦战争使大城市和京城受到打击，宋朝的消费与生产体系就被严重破坏了。北宋的灭亡，与汴京地区被侵略有很大关系。南宋的衰落，也与都城杭州及周边地区受战争破坏有关。当代中国不少三四线城市萧条，原因是资源分配不均，落后地区工作机会少，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城市深层的基础建设（如供排水系统，防洪堤坝等）及精细化建设其实可以提供大量工作机会，投资尚有空间，能否做好，要看政府与企业家的决心、魄力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