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坏小子”？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去世之后的第三天，批评家杨早在微信上发表了题为《张贤亮：文学史上的坏小子》的文章，讲了他对这位在80年代曾多次引发文坛轰动的作家的“心情有些复杂”的反应[i]。文章写得漂亮，简洁而又有深度。不过，称他为“坏小子”，并和郁达夫、王朔置于同一谱系，总觉得不是很妥帖，有说不明白的别扭感觉。
    当代文学史一般的描述是，张贤亮1957年因为发表诗作《大风歌》成为右派。这首有一百一十多行的诗，登载于《延河》（西安）1957年第7期 [ii]。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斥〈大风歌〉》的批判文章，指它是“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跟着，西北地区的报刊也展开批判。作为“充满了敌意”的证据摘引的是下面这些句子：
    我把贫穷象老树似的拔起
    我把阴暗象流云似的吹飞
    我正以我所带的沙石黄土
    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
    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
    我把呆滞的东西吹动
    啊！这衰老的大地本是一片枯黄
    却被我吹的到处碧绿、生气洋洋
    ……
    我向一切呼唤、我向神明挑战
    我永无止境、我永不消停
    我是无敌的、我是所向披靡的、我是一切！
    这是郭沫若早期自由体（《天狗》之类）的不高明的模仿。但在一个 “自我”不再可以膨胀的时间，再说什么“所向披靡”、“我是一切”，显然是犯了时代错误。不过，凭这些句子就说作者是“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当年也有些需要相当的想象力，何况这首诗还有“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的副标题。我们难以清楚张贤亮遭难的准确原因。也许得罪了某个领导？或者所在的单位需要一个“右派”？将这些文字和他的出身，家庭问题挂钩也许有更大的可能——这犹如指流沙河写《草木篇》是为报“杀父之仇”。《大风歌》事件可以引出一些问题来讨论。一个是当代文学的“影射”问题。比附、影射在中国大概有悠久传统，这既是隐晦的表达方式，也是深挖微言大义的阐释方法。在“当代”，一个时期被批判为影射的作品，大多以自然景物或历史人物、事件为题材。较著名的有前面提到的《草木篇》（流沙河），还有《景山古槐》（公刘），《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乡》（黄秋耘），《海瑞罢官》（吴晗）等，但后来又都认为影射的指控没有根据，属于捕风捉影。当代使用影射、比附的并不限于“文人”，政客们出于我们不明究底的原因也会使用，如“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孔丘、少正卯、吕后、武则天等，都成为当代政治人物的代号。
    可以讨论的另一问题是，敌我、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稳固，变换转化的情形经常发生。革命需要制造它的对象，什么人成为对象有的时候纯属偶然。前边提到的批判《大风歌》的文章，出自诗人公刘（1927—2003）之手，公刘当年供职于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文学美术创作室[iii]，但他不久也成了右派：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顷刻间就转换身份。
    公刘是当代优秀的，受到广泛敬重的诗人。50年代众多青年诗人中，他脱颖而出，《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民间长诗《阿诗玛》的整理（与黄铁、杨智勇、刘绮合作），诗集《在北方》，给平庸的诗坛带来清新之风；眼界甚高的艾青1956年在《文艺报》撰文《公刘的诗》给予褒奖。80年代，公刘那些深切忧愤的历史反思的政治诗，也获得很高评价。50年代那样的政治氛围，公刘批判《大风歌》真的是以为它充满敌意，还是被授意、指派无奈而为，抑或意识到处境岌岌可危出于自保……这是无法辨明的心理轨迹。公刘“右派”罹难后的22年，经历的也是“被驱赶于流沙之中，生命为大饥渴所折磨”的惨苦[iv]。但公刘和张贤亮不同，“复出”后除少量文字，并未对遭受的苦难喋喋不休，也不将这些作为写作题材不断咀嚼；相近经历的作家对这样的遭际其实有很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还要细节的真实
    《绿化树》这个中篇，初刊于《十月》（北京）1984年第2期， 标明是“唯物论者启示录”的系列中篇之一。后续被标志为“启示录”系列的，还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张贤亮的小说也有写到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河的子孙》），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活动（《龙种》、《男人的风格》），但大多数作品，都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这一直延续到《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这种不倦的“自恋式”写作，在文学“感伤”的名声不再那么美好的20世纪，确实不再多见。张贤亮也是个现实介入很深作家[v]，作品自然要触及当代敏感的政治问题。他自己说因为读过《资本论》，很有经营的眼光（他生命的后期，商人、董事长、镇北堡影城堡主等其实已盖过了小说家的声誉）、政治上则自称是“务实派”——在复杂环境下，知道怎样去“讨好”，也知道如何以有限的方式去“抗议”。在一篇创作谈中，他说到“文革”中一个农村干部，学着当代电影中日本兵口吻说：“我们中国农民啦，都‘大大的狡猾狡猾的！’”“狡猾”（换一个说法就是机智），是张贤亮人生、创作不断演绎的主题，一种有关生存、并获得成功的智慧和行为哲学。
    《绿化树》发表后，好评如潮，但也存在很大争议。邵燕祥说，“很惭愧”他印象最深的是对饥饿的描写；这是他和很多人的体验，却在强调反映现实的当代小说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哲学家李泽厚的评价，则重视它呈现了某种“思想史的真实”[vi]。这里的意思大概是，从对章永璘生活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了解阿·托尔斯泰写在《苦难的历程》（也被张贤亮写在《绿化树》）上的题记的具体含义，见识知识分子“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中国当代是怎样的情景。
    从文学史的角度，邵燕祥和李泽厚说的是当代小说“真实细节”的问题；这应该是《绿化树》的最大贡献。“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1888年致哈克奈斯信中的这段话，在中国当代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当代”主流文学理念是，对典型、观念、主题构思的极度强调，认为“提炼主题”是写作的“中心环节，中心神经”；有了这个中心，所有生活现象、一切细节，便经改造、向中心聚拢而重新编排[vii]。这种认识的极端化，便是“细节”为“主题”而设计，细节的“清洁化”，一切差异性的，无法明确定义的便被忽视，遭到摒弃。我们当代人确实无法了解哈姆莱特对他的朋友霍拉旭说的，“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的呢”[viii]的意义。《绿化树》等在当年的“革命性”意义是，在中国当代的某个时候，提醒恩格斯的“定义”需要改写，才能挽救教条、概念化的文学；也就是需要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倒置为：“除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外，还要细节的真实”！
    《绿化树》引发的争议，则集中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描写上。当代施行的知识分子改造理论和政策，在“文革”结束后反思的80年代，普遍认为需要检讨，以至否定。伤痕、反思作品也纷纷为受难的知识者辩诬平反，塑造想让人尊敬，也让人哀怜的正面形象。可是，《绿化树》没有着力表现思想改造的那种强制、暴力压迫性质，精神自主剥夺的虚妄也未得到有力揭示，相反，倒是试图证明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化逻辑的合理：“章永璘等并不是历史的牺牲品和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主动经受苦难并在磨难中最终成长为成熟的‘唯物主义战士’的炼狱者。可怕的历史梦魇，在这些小说中，闪耀着神圣的，近乎崇高的受难色彩”，张贤亮“以一个挺身接受考验的成长者、受难者形象”，说明“尽管历史曾经带给知识分子灾难，但一切并不那么可怕，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更为成功的社会自我，将在灾难的尽头等待，并将给予受难者丰厚的报酬。”[ix]
    不过还是要感谢张贤亮，在“新时期”文学众多苦难英雄的知识者形象中，他补充了这样的自得，然而矫情、猥琐的图像，这使历史不那么条理化，或许能让文学叙述与“历史真实”之间不致离得太远。
    “叔叔”：强悍然而孱弱
    《绿化树》中有这样著名的情景：饥饿的年代，章永璘接过马缨花“宝贵的馍馍”，心中便升起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是回旋不已；而当章永璘情欲蠢动时，马缨花的劝阻是：“……干这个伤身子骨，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接着便有下面的细节：
    我每晚吃完伙房打来的饭，就夹着《资本论》到她那里去读……我偶尔侧过头去，她会抬起美丽的眼睛给我一个会意的、娇媚的微笑。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这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权利。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
    这确是“古老传统”。批评家在小说发表后不久就指出，中国传统文人习惯于在“落难”时，将自己的命运与女性类比，塑造一个“拯救者”形象，通过美丽，温柔妩媚的女性来肯定自身的价值；在这一文学“母题”链条上，古代有杂剧《青衫泪》，现代有《春风沉醉的晚上》[x]。马缨花说的那些话，和烟厂女工陈二妹说的源于同一个模子：“你若能好好地用功，岂不是很好么？”……受了批评家论述的启发，我在文学史上写下这样的文字：“不论是启蒙思潮的对于‘原始性’的崇拜，还是阅读《资本论》以洗清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都不能改变男性‘读书人’叙事中以贬抑方式呈现的优越感，那种凭借知识以求闻达的根深蒂固的欲望。”[xi]
    这个“古老”的图景，几年后也出现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xii]中：
    读书的时候，叔叔的心境是平静和愉快的。当他在灯下静静读书的时候，他妻子的心境也是平静和愉快的，一针针咝咝啦啦地纳着鞋底，看着他魁伟的背影猫似的伏在桌上，感到彻心的安慰。她想她降住了一条龙，喜气洋洋的。她温柔地想：我要待你好，我要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地待你好！这样的夜晚总是很缠绵，直到东方欲晓。
    不同的是，王安忆接着就拆解了这个温馨、缠绵的古老“谎言”，不让前辈的“叔叔”继续编织梦境：
    ……会有那么一天，当叔叔的妻子对他说：看书吧！叔叔突然地勃然大怒。他抬起胳膊将桌子上的书扫到地上，又一脚将桌前的椅子踢翻，咬牙切齿道：看书，看书，看你妈的书！……开始，叔叔的妻子惊呆了，吓坏了，因为她没有想到叔叔还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可是她仅仅只怔了一会儿工夫，就镇定下来。她不由得怒从中来，她将大宝朝床上一推，站到叔叔跟前，说：“你有什么话尽管直接说，用不着这样指着桑树骂槐树；这个家有什么亏待你的地方，你如不满意尽可以走；烧你吃，做给你穿，我兄弟借书给你看，我妈这么大岁数给你带孩子，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你摆什么款儿？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好了，现在就！”
    强悍的“叔叔”这就暴露了性格上孱弱的底子：
    叔叔没有说话，像一头累苦了的牛似的呼哧呼哧喘着，两只手捏成了拳，关节捏得发白。叔叔是个敏感的人，他从这话里一定听出了两重意思：一重是他是这个家庭的受惠者，这个家庭收容了他；二是如他要离开这个家，他所能带走的仅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家里没有一点属他所有的东西。这一刻里，叔叔所受的震动是极大的……
    其实，章永璘（也就是“叔叔”）不是不知道，将马缨花想象成塔吉雅娜（《欧根·奥涅金》中的女性 ）是自我欺骗，结局终究不会完满，他的“孱弱”更表现在为自己脱尽一切干系，把类乎“始乱终弃”的包袱抛给女性“拯救者”，让她主动背上：“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家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最是个没起色的货！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
    杨早的文章说，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以张贤亮为“蓝本”；张贤亮也曾为此事诘问过王安忆[xiii]。确实，小说写到的事件和许多细节，都不免让读者联想起张贤亮的人与文。但如果将“叔叔”看作“单数”，看作是在写张三李四，发掘“隐私”，并作索隐性的阅读，王安忆肯定不乐意，也不符作品的实际。毕竟如王安忆说的，这是她本人“对一个时代的总结和检讨”，包含了“最饱满的情感与思想”。虽然王安忆常常对写作的“历史”概括、承担表示怀疑，她的小说观的第一条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但也从不把对话语、文本的“拆解”当作解脱焦虑的快乐“游戏”；因此，小说的叙述者说，讲完叔叔的故事之后，他也不可能再讲快乐的故事，叔叔不是幸运者，而叙述者的他，“其实也不是”快乐的孩子。
    不过，要是将“叔叔”从单数转化为复数，“它不只是有关张三的故事，更是关于‘父兄’辈作家，也即‘叔叔’一代人的故事”[xiv]；“尽管小说中一切都要指涉叔叔（一个类似精神领袖的著名作家）这个人物，但其实他也正是时代人格化的形式，叔叔的悲剧及其精神丑陋与虚妄即是时代的可悲之处”[xv]——那又会怎样？在“对一个时代的总结和检讨”的前提下，是否会在“对知识分子关于‘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公共性的苦难叙事的解构”之后，“造成了新的遮蔽，造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历史遗忘”？会不会将“‘反右’和‘文革’时期‘叔叔的故事’，……简化为风流韵事，知识分子广遭迫害的历史，也被简单地、本质化地置换为‘个人品性’遭受羞辱的历史”？[xvi]如何在“叔叔”对自己故事的改写，和“孩子”对“叔叔”讲述的故事的改写之间，寻找到修正、平衡的连结点，这是小说读后留下的思想的，和心理上的纠结。
    苦难的补偿
    80年代文学中，苦难是一个普遍性的主题，特别表现在描写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作品中，伤痕、反思文学换一个说法，也可以说就是苦难叙述的文学，这包括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如果否认这种叙述的合理和必要，某些布满阴霾的年代就会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况且，“诉苦是受害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xvii]。
    但是80年代文学的苦难叙述情形并不一律，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有些作家会努力呈现苦难的程度，以博得同情和哀怜。有的作家会认为，“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xviii]。另一些作家并不想挖掘社会病症的根源，关心的是苦难中个体的存在方式，生命尊严的维护是否可能。张贤亮写作的着力点则是另外一种，他关心的是苦难经历者事后如何获得最大限度的补偿。
    在《绿化树》中，这一点在艺术层面上表现为两点。一是叙事姿态和基调。张贤亮有相当的艺术才能，特别是处理细节的能力。虽然是一样的收集不幸，但有时间距离的“自反式”调侃、嘲讽语调，既削弱了自怜可能引起的阅读反感，也有助于提升叙事者“苦难”遭遇、经验的价值。另一点则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感的“封闭式结构”（借用卢卡奇的概念）虽然是众多“复出作家”这个时期作品的共同点，但《绿化树》有它的特别之处，这就是当年引发争议的结尾。小说最后章永璘苦尽甘来地叙述道：
    1983年6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这时，我脑海里蓦然掠过了一个个我熟悉的形象。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绿化树”呀！那树皮虽然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才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啊，我的遍布于大江南北的、美丽而圣洁的“绿化树”啊！
    也就在章永璘在北京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重要会议的1983年，张贤亮被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章永璘和他的创造者同时踏上红地毯。
    《绿化树》80年代翻译为外文时，译者（如英文译者杨宪益先生）建议删去这个结尾，这为张贤亮所拒绝[xix]。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结尾，在距小说发表二十年后张贤亮做了解释。他的理由是，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编织一套“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他作为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在这样的制度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而“文革”后为右派，为冤假错案平反，是“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取消、终结的标志，这些举措“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他说，我们这些人“从各自的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第一次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怎能不感慨万千？”[xx]
    说80年代以后“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已经终结，这个幻觉让人讶异，尤其是发生在熟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唯物主义者”身上，更是难以理解。但是，张贤亮坚持保留这个结尾却值得称道，否则，主动接受苦难，通过炼狱以求闻达的读书人心理轨迹不会表现得这样清晰，李泽厚说的小说的“思想史意义”将受到很大削弱。
    贺桂梅认为，在80年代，“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受益者敢于明确承认，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只是体制的一种威慑性的补偿”；这种补偿，“在社会体制中甚至超出50年代的地位和声誉”[xxi]。但张贤亮可能是个例外，他在《绿化树》中明确地承认体制给予补偿的荣耀，但看不到，或有意掩盖补偿同时也就是“威慑”的事实。基督教神学的阐释学家特雷西在谈论“恩典”的问题时说，“我们只有面对上帝的恩典的力量，才能明白罪是什么。恩典既是赐予或馈赠（gift），又是威胁”[xxii]——把这个宗教表达，借用来理解“世俗生活”的实际，大概也是合适的，虽然在“恩典”与“威胁”问题上，特雷西和我这里说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法国批评家兹维坦·托多罗夫（1939—）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个人/民族的记忆、历史回顾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他指出，失去记忆，也就迷失身份（张贤亮也通过章永璘之口说了同样的话：“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对“过去”的讲述，是以叙事的方式来确认身份的手段。托多罗夫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历史建构”有两大类型——“歌颂我方胜利的英雄叙事和报告他们受难的遇难叙事”——而“任何与价值相关的历史叙事中”，可以区分四种主要角色：乐善好施者和受益者，作恶者和受害者。他说，表面看来，只有行善者和作恶者具有明显的道德标记，但是，处于道德中性状态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因为与前两者的关系而注入了道德价值。受害者没有任何惬意之处，这毋庸置疑；然而，“如果说没有任何人愿意成为受害者，反之，却有许多人希望以前曾是、以后不再是受害者：他们渴望受害者的地位。”不再是受害者，但“渴望受害者的地位”：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党派、阶层、族群……）都是这样”：
    曾经是受害者赋予你申诉、抗争和索求的权利；除非与您断绝一切关系，其他人不得不回应您的要求。保留受害者角色比接受对受害者（假设伤害是真实的）的修好更有利，与短暂的满足不同，您保留着长期的优势，其他人对您的关注和承认得到保证。……过去的伤害愈大，现在的权利愈大。[xxiii]
    长期保留，并不断提醒他人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也就是试图长期保留“申诉、抗争和索求的权利”，获取更大补偿的权利。我想，这也许就是张贤亮写作的主要驱动力和心理机制。
    [i]杨早（1973—），生于四川富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著有《野史记（新史记系列）》、《民国了》、《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纸墨勾当》等，与萨支山编有《话题》年度系列。
    [ii]虽然“反右派运动”1957年6月已经开展，但由于刊物发稿、印制的周期，以及当年突发的转折需要调整时间，不少7月号的文学刊物，仍延续了“鸣放”时期的风貌。最典型的是7月号的《人民文学》刊登的《美丽》（丰村）、《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诗七首》（穆旦）、《“蝉噪居”漫笔》（回春，即徐懋庸）、《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李白凤）等，在反右期间都受到批判。
    [iii]据创作室成员黎白《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始末》（《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创作室成立于1956年，文学组主任是虞棘，副主任魏巍，创作员有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佳、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均是“十七年”中军队中作家、诗人、戏剧家的佼佼者。
    [iv]公刘《离离原上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在《自序》中公刘说，成为右派之后，妻子离他而去，留下不满一岁的女儿，又被遣送到山西等地“劳动改造”，只好将女儿托付老母抚养，“文革”中再次受到批斗折磨。
    [v]张贤亮在《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中说：“对你（指李国文——引者注）我这样经历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改农场里，也都在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百花洲》（南昌）1984年第2期）这中品格和感受思维趋势，既是当代作家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悲哀。
    [vi]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vii]王汶石《漫谈构思》，《延河》1961年第1期，后由《人民日报》转载。
    [viii]《哈姆莱特》第一幕，见《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33页，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ix]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第219-22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见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xi]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xii]刊于《收获》（上海）1990年第6期。
    [xiii] 王安忆在《自强悍的前辈而下》中写道，在一次文学评奖活动上，张贤亮“走到我们这堆人里，对我说：据说你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是我，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可不像‘叔叔’那么软弱，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他的话里携带了一股子威吓的狠劲，令人骇怕和生气，可如今想起来，那景象确实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前辈！前辈就是叫你们骇怕和生气，然后企图反抗，这反抗挺艰巨，难有胜算，不定能打个平手。有强悍的前辈是我们的好运气！”《文汇报》（上海）2014年12月29日。这是王安忆为《<收获>年度经典作品精编(1957—2013)》所写序言，可惜的是这本书后来没有出版。
    [xiv]王纪人《读王安忆〈叔叔的故事〉》，2006年11月25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abb6010007fh.html
    [xv]宋明炜《〈叔叔的故事〉与小说艺术》，《文艺争鸣》（长春）1999年第5期。
    [xvi]何言宏《王安忆的精神局限》，《钟山》（南京）2007年第5期。
    [xvii]韩少功《革命后记》第27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xviii]阿尔贝·加缪《鼠疫》中里厄医生的话。着重点为原有。见《局外人·鼠疫 》，郭宏安, 顾方济, 徐志仁译，南宁，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xix]台湾新地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绿化树》，这个结尾被删去。是否为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而知。
    [xx]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马国川编《我与八十年代》第99-101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
    [xxi]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第218-219页。
    [xxii]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第129页，冯川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87年版。
    [xxiii]托多罗夫2007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题为《恶的记忆，善的向往》的演讲，记录稿刊于《跨文化交流》第23辑，引文见第1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