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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这本书的起源也许来自小时候记忆里的江心屿。我小时候住过外公家在瓯江边的房子。那个房子不小，前面有阳台，后面临江，有一道石头砌成的坎，搭着一个葡萄树架子。退潮时，涂滩上爬满小跳鱼小螃蟹，涨潮时江里是滚滚黄水，可以钓一种叫黄刺的小无鳞鱼。抬眼望去就是江心屿。西塔是尖顶的，东塔顶却是平的，长面还长着一颗树。那时经常会去江心屿，有时坐船，有时游泳过去。在东塔下面有一个漂亮的建筑群，当时是工人疗养院，后来才知这是早年的英国领事馆。塔顶原来是有飞檐的，英国人嫌海鸟在上面聒噪，把飞檐拆了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成长的六十年代是个革命年代。在温州这个小城里我还是感觉到外国人留下的气息。我家六四年搬进一个大院，叫财贸宿舍，里面住了地委机关的干部家庭，大部分是北方来的南下干部。我们家住的房子在二楼，看起来是新的，但和下面的结构不一样，是在一个西式平房上加层的。院子很大，有几个建筑群，通过十字交叉的长廊，连接着大院中间的一口水泥井壁的深井。院内种着本地不常见的果树，先前有香蕉树，后来还剩下几棵柚子树。这个大院原来是个修道院，解放后被收了，用来做机关干部宿舍。我就是在这个修道院的房子长大的，一直到结婚后。在我家大院对面还有一个天主教堂，文革中天主教堂变成了一个小纺织厂。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教堂内，那时才十六七岁。在英国人造的教堂穹顶下干了几年的活，心灵一定会留下什么影子的。 我的祖父去世早，我才十一二岁。他是个小老头，和别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抽一个烟斗。他在世时我搜寻他的那个雕花的柜子，里面有一些早年的外国画报，尤其印象深是一个金发女郎，一个男的好像往她嘴里喂食什么东西。他的一个盒子里还有一些解放前的纸币，大概是金圆券之类。那时我听说过祖父之前在往返上海的客轮上做过茶房头目。还有一个记忆是他从花边厂退休的，还记得退休那天厂里打着鼓送来退休证和一把藤椅。多少年过去，一直到2015年左右，我才正式知道祖父在上海还有一个家庭和子女。那年我父亲在上海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的两个女儿要来温州看望我父亲（她们的舅舅），还要去给我们共同的祖父扫墓。我去火车站接她们，虽然从来没有联系过，血缘的关系让我们一下子就觉得很亲。她们一开口就说祖父是个很有钱的人。这让我很奇怪，因为我知道爷爷是个小老头，穷得都没什么给我买过什么东西。表姐妹马上举证，说祖父自已有一条船，会开着船见她们，每次都会带着一篓杨梅。她们还说爷爷还有个挑花局，我起先听不明白上海话挑花局什么意思，后来明白就是个绣花的工厂。她们说的事情有一个细节是那么可信，因为温州的杨梅是用竹篓装的，她们肯定是见过才说的出来。还有她们说的挑花局和我所知爷爷从花边厂退休的也对的起来。或许这个厂之前真是他的，后来被公私合营。我后来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爷爷有条魔幻船》，发表在《收获》上。 1976年我离开了教堂工厂去当兵，四年后退伍回到了温州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这个期间之后温州民营经济迅速爆发，温州人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寻找自己的机会。我自己没想到居然也跑到阿尔巴尼亚呆了五年，然后转到了加拿大定居至今。我非常幸运的是，在离开故乡十多年后，在2005年重新开始了写作，而且产量颇高。在这些作品中，故乡的早期记忆给了我很多写作素材和灵感。我很想写一本完全以温州为背景的书，像帕慕克写伊斯坦布尔一样。我以前在外地出差，如果对面过来一个温州人，不用听口音就能看得出来，温州人的模样举止都有很高辨识度。我知道温州的确有很奇怪的地方，尤其是语言，都说是因为过去和外界隔离闭塞所致。然而温州人其实很早出洋，历史上文化名人一大帮，我看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温州同乡会照片，一次聚会都有上百人，说明温州并不闭塞。我很想写出我幻想中的温州，或者说文学中的温州。我心里其实一直早有一张蓝图。我退伍后在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期间，当过办公室主任，公司的档案室在我管辖之下。当时温州的交通十分落后，除了通上海的海轮，其他全靠公路运输，没有铁路和飞机。来温州搞汽车运输的都是外地人，是解放后按军事编制从外地过来的。我管辖的档案室里面有几千人的档案，其中不少是死者 ，无论生者死者，都是和温州公路汽车运输有关系的。我私自查阅了部分重要人物档案，看到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我管这些档案箱子叫“铁箱”，萌生从铁箱档案开始写一部关于最初打开温州公路运输的那些人的故事。为此我开始查阅本公司的企业史，浙江交通史，中国交通史，温州近代史料，眼界慢慢被打开，百年前温州那段混沌初开时期变得栩栩如生，人物都走马灯一样活了起来。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是小时候刻在记忆里的，比如书里一开始就提到的潘师长。我小学时学农经常会去乡下巨溪的潘鉴宗大宅，那个房子是我小时候见过最大的房子。知道了主人是个旧军阀，在段祺瑞手下的。长大后对他了解多了，还知道他的女儿叫琦君，是台湾有名作家，写过《橘子红了》，黄磊演的，温州有她的文学奖。还有一个是吴百亨，我们那年代的人几乎都熟悉这名字，现在他创造的品牌“擒雕”炼乳也许还在。他还有西山陶瓷厂，是最有钱的人。电灯公司的创办人柳雨农人物也有原型，叫杨雨农，他有巨大的花园式大宅在花柳堂，解放前一直是温州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我自己的祖父，他魔幻一样的人生增加了我写这部小说的兴趣，想要好好写写自己先人。小说的主要人物在我的温州记忆里是找不到的，他没有人物原型，但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准确地说，是在我的“铁箱”里面的众多魂灵中。我觉得这个家伙像孙悟空一样还压在石头下，在铁箱里翻着跟斗，撞来撞去咚咚作响。我知道要做开辟公路运输那么一件事情，安排在一个外来的异乡人身上比较合适，事实上，温州的交通运输也一直是外地来的人在做。因此我虚构出了马本德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血气来自于“铁箱”里众多温州公路运输前人先驱。这个人物第一件要干的活，我让他用上洪荒之力把汽车拆了抬过高山运入温州。从这个情节开始，我得慢慢展开我的小说写作了。 我庆幸把时间定在这一个阶段，几千年的农业文化孤城开始照进工业文明曙光。温州这地方接受工业文明比较早，地处海边，和上海和台湾海路往来密切。地方本身文化渊源好，读书人多，脑筋开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心岛上的英国领事馆。传教士很早就进入温州，深入城乡，教会产业遍布城内。我虽然生在温州，耳濡目染一些事情，但是对于一百年前的温州情况其实所知甚少。那段时间，我让自己穿越回到那个年代，唯一的途径就是查阅资料。可疫情爆发，三年回不了国。手头刚好有一堆《瓯风》书册，方绍毅先生编的。我几乎查看了每一篇文章，寻找一点点有用的材料，后来方绍毅给我发来温州解放前旧报纸数字化的汇编，体量相当大，让我可以自由在里面爬梳。这些旧报章偶有非常生动的细节，比如记载到朔门头一场火灾，是因为打渔的鸬鹚客为鸬鹚烤火引起的。鸬鹚白天在水里抓鱼，羽毛进了水，夜里得用火烤干它们才不会生病。我深知外国传教士对近代温州有很大影响，花了很大功夫查找这方面资料，还拜读了沈迦先生了不起的著作《寻找·苏慧廉》一书。我后来得知了温州历史专家胡珠生写过一本《温州近代史》，赶紧在孔夫子旧书店高价买了一本，可是疫情期间无法快递过来。好在温州大学的金丹霞老师从大学系统帮我搞来电子版。我记得已故何琼伟前辈写过一个吴百亨的传奇故事，拍过电视剧，达式常演的。我想尽可能多地搜集吴百亨的素材，就千方百计找到这本几乎已绝迹的书。书买到了，可无法快递过来。只好让我妹妹把每一页拍下来用图片发给我。 材料是永远找不完的。到了我认为已经够我支撑想象力时，我就关上这个门，开始了写作过程。这个就像日本人三岛由纪夫说的：在做好大局构思之后，接下来的活要一凿子一凿子凿出来，没有别的捷径。很难说清楚我是先设计情节再添加人物，还是根据人物的行动来展开情节。我觉得是不可区分的，是同一个过程，同一件事情。说不清哪一刀是为情节，哪一凿为人物。铁箱里的幽灵变活了，成了马本德，按照韩敬群总编说法他进入温州的社交圈像一头野象闯入瓷器店。我从网络上找到墨池坊原来温州文联所在的那个洋楼是一个平阳的妇女所建。她早年沿街卖玉兰花卖针线活，后来到了温州用机器织袜子，发了家成为作坊主。迟玉莲这个人物就是从这条线索而来的。柳雨农和何百涵则都有真人真事作蓝本，《海晏》号船主陈阿昌用了我爷爷真名，故事有虚有实。我为了小说的整体平衡，压制了写自己爷爷的冲动，给他分配的文字不很多。我要提一下书中那个英国护士窦维新，我用了她真名。她是个真实人物，墓碑上的文字现在还在永嘉乡下。她病死在温州，才36岁。我下次到温州，一定会到她的墓前献上一束花。 事实上，当我进入写作过程，就会被一种力量控制。就是总会想把小说写成想象力飞翔的作品，超出现实的状态，就像卡尔维诺写《树上的男爵》一样。而我在写作中飞翔的基点在于马本德在金乡的内湖里看见了水下祖先的战船遗骸那一刻的意象。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休伦湖的观光游船上看到过清澈的湖底那些沉船的影子，像是水底下的幽灵。这个意象在我写到马本德来到金乡遇见族人，去观看祖先的战船遗骸时突然变得很强烈，它让我写出了马本德和迟玉莲的故事，还最终让马本德带着族人回归北方。 历时三年多，我终于完成这本书稿，并得以问世。温州自从改革开放之后非常引人瞩目，惠誉过半，有很多纪实或虚构文学影视作品说温州，基本说的都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这本书是从近代源头说起，写出温州一百年前天工开物时期图卷。都说温州神奇怪异，这本书会显现神奇之前的蛛丝马迹。话说回来，我写的已经不是真实的温州，是一个梦幻中的孤城。所以我用了一个W的代号，为W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