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秦皇岛的路上我带了一本书，是捷克作家斯维拉克的《布拉格故事集》，其中有一个短篇《伯利恒之光》，以前看过，印象特别深，所以路上又看了一遍。第一部分是这样的：下雪了，有一个男孩在工厂里看到雪像电视上的芭蕾舞演员一样，试图在天空当中停留。他对自己的观察很得意，觉得如果把这个观察告诉爸爸，爸爸一定会表扬他。这里其实在暗示，这个男孩心智不成熟，他作为一个工人，还在期待父亲表扬。接下来他看到爸爸戴着一顶帽子在厂外的雪中等他，接他回去。圣诞节快来了，男该说：“我15岁之前相信有圣诞老人，15岁之后我知道没有圣诞老人，但爸爸说耶稣是存在的，圣诞老人不存在。”回家的路上，孩子说想要一顶爸爸一模一样的帽子，爸爸领着他去买帽子，帽子买了之后他又想买一只手机。父亲觉得儿子要手机没有用，儿子其实没人需要打电话。他们家生活已经十分窘迫，也掏不出这个钱买一部手机。父亲在糖果厂工作，糖果厂有可能面临倒闭。母亲原本在邮局上班，可邮局现在也已经倒闭了，母亲已经失业成了家庭主妇。
    第二部分很有意思，圣诞节要到了，孩子下班回家，爸爸不在。他记得爸爸在他上班前说过，今天有大事要干。孩子前去洗澡。边洗澡边想，他爱爸爸但他更爱妈妈，因为妈妈会给他洗澡，洗澡之前她会把浴巾放在暖气片上，等他洗完澡妈妈就用浴巾把他的身体捂住，很温暖。洗完澡后，儿子坐到客厅，发现客厅里面有一支点亮的蜡烛。他想起父亲以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凡是看到火，如果没人看护，一定要把它吹灭掉，否则要引起火灾。他就立即把蜡烛给吹灭了。母亲一看到这个场景吓坏了，让儿子赶快重新点上，反复叮嘱这件事千万不能跟父亲说。后来一家人吃饭，父亲说这蜡烛的光是从伯利恒来的，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童子军一站一站通过火车把伯利恒的火种接送过来，蜡烛上的火是父亲在火车站排了一天的队才接到的。
    这时候男孩感到嗓子发痒，觉得自己要说出来了。他曾经犯错了把蜡烛吹灭过，他要努力遏制住说出来的冲动，他第一次终于把一句话咽了下去，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就是对“傻瓜”的描述之准确，傻瓜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小说第一部分父亲买了帽子后，带儿子去医院，医生给儿子开药时，儿子对医生说：“医生，你有口臭。”父亲很生气，训斥儿子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医生只是笑一笑，还回应道，也许他说的是事实。这之后父亲扯开了话题，说儿子现在不尿床了。这些细节都很好。前天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张清华说叶兆言小说中经常出现尿床的细节，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尿床的细节，他说这其实可以写成一篇文章，细致分析的。
    这个世界似乎天然存在固定不变的秩序。我们对这个世界因此产生了一些固定不变的看法。比如审美。我们似乎天然知道谁是漂亮的，谁长得不好看。这种判断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千百年来都是固定的吗？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关于美的判断中我们已深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并不能说不好。深究起来我们习以为常接受的那一套法则，那一套审美的观念，其实是带着西方的目光的。比如如果我们问上帝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头脑中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白人的形象？当然标准的答案是“上帝是无形的”，但是我们脑子里还是会有一个标准的形象。这个标准类型又来自于哪里呢？可能来自于米开朗基罗等人所塑造的形象。米开朗基罗时期的一大批雕塑，创造了一大批古希腊神像，众神的身材符合所谓的“黄金比例”——一种类似数学或几何学意义上的美，由此确定了人体的美的模板。又比如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基本都是比较丑陋的，这说明我们对外星人在内心深处是有敌意的。
    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旧时代的三寸金莲被认为是美的，现在回头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图片上看三寸金莲皱巴巴的，没有美感，但在过去被中国男人认为是美的，性感的。所以美其实是可以塑造的，是一个观念，一直有变迁，这些变迁可能我们自己都没发现，当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一部分。
    小说家喜欢写“傻瓜”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第一，“傻瓜”取消了观念；第二，“傻瓜”对世界可以重新命名。小说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发现、重新命名。在《伯利恒之光》这个短篇中，我们去看就能发现，有很多关于词语、关于器物的重新命名。比如他们家的沙发，男孩把家里的沙发说成是一个竖琴，因为坐下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这就是一个傻瓜对沙发的重新命名，也符合他的思维逻辑。卡尔维诺说，小说其实存在诸多原型，比如“弑父”原型，比如“爬灰”原型。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型，就是《皇帝的新装》。在这个故事里，即便所有人发现皇帝赤身裸体不对劲，但如果没有那个孩子，久而久之所有人便会把这种不对劲视为习以为常，成为固定不变的存在，人们都觉得皇帝看似没穿衣服的状态是天然如此的。但因为有了那个孩子，才使得这一切变得荒谬。
    卡尔维诺写过一篇极短的小说叫《闪灵》，写一个人走在街上，突然开始恍惚，他怀疑难道我们的政府大楼、美术馆、交通灯、海报这一切天然如此吗？我们的人间秩序天然如此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关于小说或者说短篇小说的一个天问。我们需要对那个日益固化的世界、生活、观念有穿透性的理解和叙述。通过小说我们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重新认识、发现和命名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另类知识。我想这至少是短篇小说的责任之一。
    
    艾伟，著有长篇《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妇女简史》《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过往》等多种，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译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最新作品为长篇《镜中》。现为浙江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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