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目前有一个在国内文坛很具影响的小说家群体，他们的小说大多具有鲜明的温州气息。陈河是这个群体里重要的一员，但他的选材与另几位温州作家有较大不同。王手、程绍国、哲贵的小说几乎全是以温州为题材的，张翎小说写温州的也很多，钟求是、东君、马叙的很多小说虽未直接出现温州的地名，但你仍可以看出它们是在写温州。相比而言，陈河直接取材温州的小说比例并不高，他的选材领域相当广泛，比如《沙捞越战事》写的是马来西亚，《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的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甲骨时光》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殷墟”，《猹》写的是加拿大，《外苏河之战》写越战，《义乌之囚》从义乌写到了非洲，如此等等。但这次的长篇小说《误入孤城》却是集中写温州的，这是一部充满温州气息的地方传奇。
近期国内评论界兴起了一股关于文学创作“地方性”的讨论。其实，地方与中心，地方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一直是文学界的一个中心论题之一。它之所以再次成为热点，除了人文地理学等外部影响之外，关键还是与近些年文学界一直存在的对文学创作同质化的焦虑有关。评论家们指出，“‘地方‘意味着某种多样性，内含反抗统一的力量”，地方是一种“抵抗整体性和单一性叙事的力量”。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杨庆祥也说：“也许理想的状态，就是不断地离心化——也就是不断地‘地方化’——如此才能够构建出一种多地方、去中心、非本质的多元文学/文化地图。”
我曾写过一篇评论叫《温州地域文化与温州小说家的创作》，其实讨论的就是文学创作的“地方化”问题。我记不大清楚这些温州作家是否都从“地方”的角度谈论过自己的小说，但我知道陈河在这方面是有自觉认识的，虽然他并没用“地方性”这个词。陈河在谈自己的小说《红白黑》时说：“我因为自己就是移民的一分子，所以能写出一些和内地作家视觉不同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的经验。”还说，“我要去写我所熟悉的地方、人群和他们的生活”。“地方化”的内涵里就包含着多样性、异质性，因为它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打破统一性、同质化的“新鲜的经验”。这种经验当然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陈河的小说围绕着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加拿大、非洲等异地转了一大圈，最后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故乡温州，其实写的都是“地方”的新鲜经验。那么，在《误入孤城》里，他想带给读者哪些新鲜的地方经验呢？
《误入孤城》的主人公马本德出生于祁连山的一个部落，身材高大，汗毛浓密，一身羊膻味，用温州话来说是个“番邦”。他是军阀潘师长的司机。在军队即将全军覆没之际，马本德受命将主人的汽车开往他的老家W州（温州），并将一个装着师长军服和一封亲笔信的小皮箱交给他的女儿潘青禾。随着马本德和汽车的到来，小说展开了清末民初，在现代工业文明进入之后，温州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及温州人完成从平民、士绅向实业家转型的过程。而番邦马本德因为接受命令误入温州二十四年，他的生命也因在温州的这一“停顿”而得到了他之前从未想过的价值赋形。
地方性最易被读着察觉的是一个地方的语言、风俗、饮食、建筑、自然风光等物质性的东西。这是小说故事借以展开的舞台，也很能赋予作品以独特的地方韵味。这在《误入孤城》中自然不会缺。除了自然、风俗等之外，小说中就多次写到温州奇怪的方言，主人公马本德与柳雨农因为语言无法沟通，相互间还产生了仇恨。当然，一个作家对于地方的书写不会局限于这样的表层，他们更注重的是地方的文化性层面，或者说一个地方的精神气质。陈河自然也不例外。
一个地方的文化气质与它的地理位置、山川风貌之间往往又会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在温州体现得极为明显，这也是小说中着力书写的内容之一。一方面，小说极写温州地处偏僻，陆路交通的闭塞。民国初期，温州还没有通往外面的车路，所以马本德好不容易把车开到了金华，最后不得不把车拆成零件让人用肩膀和独轮车，翻过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山路，运到温州。另一方面，因为山多地少，温州人靠农业不足自养，所以温州人除了极能吃苦，自古也多人经商。因为靠海，海运通畅，所以温州虽然地方闭塞，但温州人的头脑并不闭塞，极善经营。南宋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一改程朱理学的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可以说这是温州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一种地理对于文化的建构。
《误入孤城》所选择的清末民初以及之后的这二三十年，是温州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工业化时代的时期，也是最能体现一种文化在面对另一种文化新质碰撞时的态度的时期，而这也是其他温州小说家尚未充分挖掘、表现的一个时期。我猜这或许正是陈河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
在马本德到来之前，瓯江的江心屿已有英国的领事馆，江里面已有铁壳的轮船，瓯江边上也已有一条全是江西人的陶瓷街，之后马本德还发现这里已经传入了基督教，有基督教的医院。这说明这个看似闭塞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十分闭塞，只是某些方面或许稍显落后。正如江西会馆馆主顾修双意识到的：“他清楚知道W州是个好地方，但这里的工业化比外地慢了一步。他看到马本德把汽车看到了W州，觉察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
面对新时代的到来，温州将如何处置？这是小说描述的重点。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温州虽然陆路交通不便，但有海路直通上海，上海的风气对这里影响很大，民众爱洋气，新的东西容易受到喜欢。” 其实，自南北朝以来温州经历了数次的北人南迁，加上温州人经商所见过的世面，所以温州的地域文化很富包容精神，他们能有非常开放的眼光接受不同的文化营养。温州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小说里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塑造来体现的，小说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生意上的选择和经营。
小说女主人公潘青禾的丈夫柳雨农是个偏于老派的人物，他小时候的理想是通过科举当官，在科举路断之后只能经商，做洋油生意，虽然一边还通过前朝官员做了省议员。但是在1918年，也就是马本德把汽车带到温州时，他决定要开电灯公司，并马上执行，后来还成立电话公司。老派并不代表他不能接受新东西。新派的更多是做实业，李文澜与何百涵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火柴厂和炼乳听头厂，尤其是后者，后来还把产品销售到全国甚至国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商机的敏感和亲力亲为的钻研。何百涵原先是药店学徒，后来自己经营药店，当他发现英国公司做的炼乳听头销路很好，于是决定自己做。他用一口铜锅，在教会学校的洋人老师和百科全书那里去学习炼乳的制作方法，最后建立了战胜英国公司的大型现代工厂。而来回于沪温之间的“海晏”轮的老板陈阿昌起先是在船上做茶房的，从承包船上的餐厅生意起步，直到做了老板，自己仍然端茶送水。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商机的敏感、容易接受新东西、敢想敢干、吃苦钻研，非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决不罢休的劲头，是极具温州气质的。我们可以从哲贵、王手写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商人的小说中，看到大量类似的人物。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地方”本身具有的文化建构属性。
潘青禾因跟随军阀父亲在各地见过世面，是个有胆识能力的时髦青年，她要做的是另外的事情，她考虑到的是温州的民生。她听了父亲从日本回来的挚友黄溯初的建议，打算为温州建立一个医院，以改变温州的医疗和卫生环境，她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一头扎了进去，以自己固执的脾气去联系说服一个个潜在的股东，最后建立了瓯海医院，成为温州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她做事风格也是很温州的。而且在这里可以看到，入股经营这种看似现代的方式，在温州民间早已流行。马本德要建飞马汽车合营公司，市民看到有利可图，就有人来入股；后来马本德和泰斯要建汽车南站，“资金来源一点不愁，W城有全国最发达的钱庄，市民有投资意识”，发行了市民股票。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温州出现的民间集资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这就是温州的地方文化。
而且小说中的那个年代，是一个正在打开的年代，温州的很多人都是留过学回来的。除了黄溯初，专员蒋保森也留学过日本，他知道汽车运输对一座城市的重要性,飞马汽车合营公司的股份他让官府占了百分之二十五。担任瓯海医院院长的田谷鳞留学过德国，读过不少政治哲学类的书，是个关心民生的人。温州是个开放而善于吸纳的地方，所以一旦感觉到新的气息，它就会迅速发生变化：“时代真的已经变了，有了电灯，有了汽车公路，W城正快速从一个交通闭塞的农业城镇变为和世界经济连接的工业城邦。”加上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温州因地处偏僻，未受战争干扰，北伐战争之后，“成为中国东南部最繁忙的港口”。尤其是抗战开始之后，“由于中国大部分的港口已经被日本人控制，W城的港口成了中国东南最重要的经济和运输动脉”，“人口猛增了三倍”，商家生意连续翻翻，成为当时中国地方经济繁荣的一个传奇。这让人不能不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同样是温州创造的经济传奇——“温州模式”。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传奇是马本德。马本德的误入孤城温州，小说结尾部分把它处理成是他接受了祖先的神谕，但他与温州的相遇，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地方的相遇。马本德出生于祁连山里的一个部落，父亲是盗马贼，他无意中被军阀潘师长看中，并接受了他的遗嘱来到了离故乡万里之外的温州。他开车三千多公里并把车拆了运到温州的过程，就具有一点关公千里走单骑那样的传奇色彩。但关键是，马本德本来是一个野兽一样“半开化的”游牧民族，那么误入温州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借用段义孚的说法，马本德误入温州的二十四年可以被称为“停顿”，在广阔空间中运动的生命被允许在另一个地方暂时停留，并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慰藉，而这个地方将赋予马本德的人生不同于祁连山的意义。“游牧民族虽会迁徙，但他们是在一个受到限制的范围内迁徙”，他们的时间正像小说里说的，“马本德的时间是循环的”，生命的过程相对简单。而温州已逐渐进入现代社会，“流动性和地方感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于是马本德的生命也不得不现代和复杂起来。马本德先是接受顾修双的建议，开车带人在街上转赚钱——而他实际上对钱是没什么感觉的，再与人合股建立飞马汽车合营公司，再是叫来军队里的搭档德国人泰斯，开通了温州到金华的公路，再后来还开通了温州和江西、福建的公路，最后还和桥梁专家尚赖堂一起修通了瓯江上的梅岙大桥。潘青禾后来对他说：“每一次见你总发现有变化，你不再是当年误打误闯进来的番邦。你都成了W州的英雄了。”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当然是温州这个地方赋予的。所以陈河在写马本德的传奇时，实际上也还是在写温州的传奇。
但马本德身上祁连山的血脉并未完全蛰伏，尤其是在他到金乡卫遇到从祁连山搬迁而来的他的族人时，更加地清晰起来。马本德在物质方面的满足是毫无问题的，他自己也不大在乎，而精神方面的慰藉一开始是来自于从潘师长转移到潘青禾身上的那种仆人对主人的忠诚，但后来由于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他与潘青禾的联系越来越少，他有点类似于本能似的，要到不同的女人身上寻找情感的慰藉。而在建造梅岙大桥时，他已不再是半开化的了，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他后来对潘青禾说：“我这些年一直在建这座大桥。我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建一座桥，就像老家的人建一座悬索桥建一座佛塔一样。”这时候他的生命价值已不只是由温州这个地方建构的了，对他来说，他是要把这两个对他来说都极为重要的地方融合到大桥这个地点中去。但是抗战开始，他不得不亲自把桥被炸掉：“马本德这时候心里全空了，整个人都空空荡荡。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他的汽车都被军队征用了……现在他只有再回到永嘉枫林的伤兵医院去，潘青禾和窦维新都在那里。”但这些已经不再能安抚他的内心，于是他接受了金乡卫族人的邀请加入“海上马队”（海盗）。面对日军的封锁，他和族里的元老决定，要带着族人回到老家甘肃去。“马本德这个时候明白了过来，自己误入到W这个奇怪的孤城，就是祖先神让他到这里带领族人渡过难关，回到故乡高原之地。”“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只不过他们完成了一次更大更复杂的生命循环。对马本德而言，他的这次生命探险，正如段义孚对探险的阐释：“这既是驶入地理上未知区域的征程，亦是一场展开自我发现的征程。”
所以，如果从“地方”的角度来看，《误入孤城》有两个主角：一个是马本德以及他的祁连山，一个是温州。“人们对一个地方倾注了感情，而这个地方反过来又赋予人们某种品质，使人们成为他们所是的那种人”。这在《误入孤城》里得到了充分地展示。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那些偏远、弱小的地方，往往是会被注重中心、统一的文学所忽略的，而陈河对自己写作的“地方性”是有清醒自觉的。不管某个地方是否偏僻、弱小，都是人类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对多元的地方的书写，也就没有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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