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代君是位诗人，更是位思想者，无论诗句还是文字在弥散着浓浓诗意的同时无不显示出深邃和厚重。人格和诗格能做到统一的人甚少，启代君能做到，诗文中的强大精神气场还延伸到评文中，这就使他的评论文字亲切、温润、激情四射、卓识锐见蕴含在诗意美的表述中，加上他深厚的创作经验做基础，应当说，他的评论文字具有独异的思想力和诗学魅力。数十年来，作为挚友，凡马文行世，我必一睹为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在大学读书的他就一面操刀分行一面撰写评论，他的第一篇评文是写给子张先生的《欣慰诗作小札》，子张、欣慰都是张欣先生的笔名，时任启代君读书的泰安师专教师。关于泰山读书时的那段佳话，在他与姜红伟的访谈文章《潮流边缘：让诗歌为青春作证》中有较详细的叙述。那个时段，他的精神状态与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象一脉相承，诗文皆具有宏观主题和人文情结的主旨关怀，是他诗学观和批评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紧扣思潮与诗潮的时代脉搏，撰写了一大批审视、剖析诗歌现象和诗人作品的文章，后来收入他的第一部评论专著《仰看与俯视》中，此书获得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是当年五部专著奖之一。“思潮与诗潮论”成为他观察、考查、梳理新诗的重要精神基点和批评视角，成为他持论和行文的学术特色。
    将现代艺术理论、批评原则与古典汉语诗学思想相结合恐怕是启代君走出的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批评之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收录大量资料准备撰写《新诗语言学》，试图为汉语新诗建立语言学理论体系，确立新的诗学语言规范。这一点，无论就其理论远见还是学术自觉都难能可贵。至今见到的几部同类诗学著作也未能涵盖其当初的设想，现今的一些学者一味从西方语言学理论中贩卖理论术语，隔空放炮，既不能切合诗歌创作实际，也与汉语本身的诗性特点相抵触，是在学术急躁症和虚妄的占位意识促使下的虚假学术写作，这些只与学位待遇和学术立项有关的理论批评和研究与汉语诗歌没有本质性的联系。而此后他出版的《马启代诗话》则接续了古典诗学的精神意绪，以现代汉语表达出对现代新诗直觉性、顿悟性的诗学思考，其视野更为开阔，涉及的命题与汉语新诗的创作实际息息相关。不敢说启代君开创了什么，至少他《诗话》的出现具有相当的意义，可惜因其太过低调，长期被诗坛的泡沫遮蔽。
    将整体打探和个体批评相结合是启代君所走的另一条具有实效作用的批评之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启代君沿袭着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诗潮和诗坛扫描式的审察和综述，其间多有独特见解引人注目，此后的启代君在自身诗歌创作日臻成熟的背景下，随着社会思潮的沉潜和转向，启代君的精力转入对个体诗人和诗作的研读，这一方面是他积极汲取传统优秀文化必然形成的趋势，另一方面囿于他自身生存环境的限制，他当时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虽博得诗坛声名，却在整个社会环境趋向利益化和经济化的迫压下使他不得不专注于个体诗人的评说以期打通新诗未来的途径。这期间他出版的《东岳诗人作品精赏》可谓对具体文本的精准考释，而《桑恒昌论》和《桑恒昌诗作欣赏》（主编）可谓对个体诗人的深度挖掘。此外，他主编推出的“东岳文丛”“长河文丛”等系列丛书已成为文学界知名文化品牌，而他免费为作者撰写的序评已近400篇，耗费了他大量心血，也成就了他《为艺术之神布道》和《马启代长河文丛序文集》两部精选序评文集，成为他诗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启代君，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所感悟到的诗学命题和他自己的文本创作实践不断佐证了他的精神坚守、伦理底线和理论识见。他的《新汉诗十三题》是对新诗百年的总体拷问，他的《我的“诗意批评说”》是自我批评理论的建设性思考，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他的《我追求繁复之美》《汉诗三论：意、气、象》《我的“炼气”说》以及《泰山下谈诗》等纲领性的精悍短制显现出的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理论追寻和诗意情怀实为当下诗人和评论家所罕见。可惜的是，他孤身闯入商海十数年，正如他自己所言，对五十岁之前的岁月只有疑惑加遗憾，很多宏愿至今未果，我知道这是大志未酬的仰天浩叹，更是快马加鞭的自我激励。启代君近年的诗歌创作飞跃前行，已博得诗坛众家首肯，远播海内外，其理论评说来自深切的自身经验，显示出不一样的独特的诗学意义和价值，其用笔日见老辣、精简、宏阔，显现出汉语诗歌理论话语的新型智慧形态。当然，诸君若以为高估，我确以为乃知己者肺腑之言。
    真正的诗人和思想者都是痛苦的，他们得到的是真正的精神大快乐。年过半百的启代君，宛若一匹不知疲倦的烈马，继续嘶鸣不已，壮心不已，这当然指他的内心，生活中的他，历经磨难后愈加沉静安详，像一面大海，波澜不惊，唯诗歌和思想为食，踽踽独行于世，而我深知，他平静的表面下是激越奔腾的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