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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份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稀松平常。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年甚至是个挺好的年份。比如，它是个不错的葡萄酒年份。这年夏天虽然热得很极端，从4、5月开始就有干旱和热浪在全球范围内席卷，但这一年的葡萄藤从一开始就被迫适应燥热；葡萄在惯常的蒸腾中锁住了水分，最终在酿酒师手里获得了意外的纯净和力量。 对我个人来说，这年也蛮正常的。工作第三年，一切顺利，渐入佳境。上课写文开会，线上线下，把各路语言文字掂在手里，捏来丢去。结婚第三年，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日夜陪伴，有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安放婚姻。我在上海，过着体面安稳的小中产生活，永动机一样地读书、运动，虚妄地试图提升自我、学识、品位，知识分子所谓的高贵。偶尔也怀念青春醉酒的夜晚，世界青年的往昔，然后，不痛不痒地焦虑。 这种不痛不痒的焦虑，令人窒息。 我终于发现自己不是被偶然地安排在这浅灰色的四壁之中的。在此之前，在我的一生中，我的每一个春天，每一个决定，每一间屋子，每一场宿醉，每一个深思熟虑和不假思索的时刻，都把我引向了这里。我的四壁不会轻易坍塌，因为我还在争取我的自由与生存。但生存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我并不确定。 如今，我倒是有了解释。我不喜欢自己试图理解的毛病，那种总想从现象看到本质的癖好。只是一旦形成了这种恶习，就很难不把所有的个人经验视成文本证据，颠来倒去，反复琢磨。今年夏天跟去年不一样，到处都是活动。有场活动的主题是“世界青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每年都在四处游荡，谈起世界来当然口若悬河，信口胡言。活动结束后，有一个念头突然像绳索一样绑住了我的思绪，一根银灰色的直线，锁上了此前的四壁：穷人不大可能是世界青年。 这个念头能为我的经验和我的故事带来的解释很简单。那就是，假如我的叙事有一个核心的冲突，那依然是阶层的冲突。这个冲突在《人工湖》里挺明显的，只是它会被其他灰色调的冲突一层层反复涂抹：情感、性别、政治。就像我喜欢在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里重复的那句名言：“有人在灰色上涂抹灰色。”我不是说我突然变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是认识到，我所有侃侃而谈的过往、如今和未来，不过是被资本与阶层赋能的世界经验。这些经验会渗透到我的文字里，会渗透到每一个微小的意象，比如此文开篇有关葡萄酒年份的小资的隐喻。 不过，在近年，我还意识到了一件事：不涉及或者刻意排斥政治的阶层经验，永远是无力的。它像夏日里的一地浓荫，灰，舒适，无力。无力得令人窒息。我的确想走出这抹浓荫，这抹灰色。我想走进烈日当头的真实。但我知道，如果要走出去，我必须先一头扎入，重新跳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