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横向来说，经典一旦确立，便有穿越时空局限而代代流传的普世性；从纵向来讲，经典又必须落于不同时空读者所处的具体时代，和其发生关联，惟其如此才能将这种普世性价值在时代中得到检验、更新、丰富，并继续传递下去。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主编的“中华经典通识”丛书“编者的话”里表示：“经典常读常新，一代有一代的思想，一代有一代的解读。”此话即道出了经典的普世性和时代性。这也是该系列丛书诞生的背景。《〈唐诗三百首〉通识》是其中的一本，它的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周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
    
    《〈唐诗三百首〉通识》，周兴陆著，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
    

    书分七章，首章阐述《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旨趣；次章从《唐诗三百首》挖掘唐代的精神风貌；第三章从八个方面诠释《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第四章讲解唐诗体裁和近体诗的格律；第五章论《唐诗三百首》和唐诗的经典化过程；第六章趣味性较强，点出了《唐诗三百首》的遗珠之憾；尾章则略述唐诗的域外传播情况。
    笔者最喜欢《〈唐诗三百首〉通识》的前三章。一来我一直对编者蘅塘退士的身世感兴趣，首章略有交代；二来唐诗的精髓在于对唐代精神的传达，二三两章均有涉及。这三章占去全书的四分之三页数，以点带面，由《唐诗三百首》而唐诗，由唐诗而挖掘出诞生它的那个时代境况，而且行文结合了《唐诗三百首》里的一首首诗歌，逐句解读，条分缕析。读罢，既在面上对唐诗风貌有了整体了解，又在点上鉴赏了具体的诗歌，收获颇丰。
    因为是“通识”写作，故该书的定位是大众读者；目的是普及，呈现的特点就是知识的“广博”，换句话来说就是各方面知识尽量都讲到。全书围绕“唐代”“唐诗”和《唐诗三百首》这三个关键词向外围延展。
    在读《〈唐诗三百首〉通识》的过程中，我还搬出了金性尧的《唐诗三百首新注》、赵昌平的《唐诗三百首全解》和邱燮友的《新译唐诗三百首》作为参考，比较了各书序言、后记里对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的品评，并作如下梳理：

一

夫妻合编

目前，市面上流传的各类《唐诗三百首》注本，几乎都注明“蘅塘退士编”。真相则如金性尧在《唐诗三百首新注》前言里所言，“实际是夫妻合编”。其中“夫”是蘅塘退士孙洙，“妻”为徐兰英。
    该书起编于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是年为1763年。那一年，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开启了为期十年的旅行演出，所到之处深受欢迎。那一年，中国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逝世，而藏书家黄丕烈和文学家沈复先后来到人间。《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工作在这年春天开始，于次年完成。
    先说说徐兰英，这个名字埋没已久。徐兰英是孙洙的继室，字澧仙，清康熙五十年生于无锡，卒于乾隆五十四年。和孙洙育有光颜、光地二子，其生平资料甚少。笔者曾在江南大学刘桂秋先生的文章里看到他援引乾隆时期黄卬所著的《锡金识小录》里的文字介绍徐兰英：
    “徐氏兰英……其父家有赀，而所出微，故世家无与为婚，而小家其父亦丑之。后归孙进士铢［洙］为继室。”
    文字大意是，其父家资尚可，惟出手吝啬，故大家世族没有与其结为婚姻的，而小户人家又不入其父法眼，她最后成了孙洙的继室。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女儿的婚姻被父亲耽搁了，入归孙洙似乎是无奈之举。从中可见，孙洙家境一般，而徐兰英最终入归孙洙，可能跟孙洙的官员身份有关。
    徐兰英被誉为才女，据周兴陆教授介绍，她“曾师从蒋衡习书法，师从乡先辈杜诏学诗词，著有《蓉湖闺咏》”。徐兰英存诗不多，流传下来的只有《梁溪诗钞》辑录的一题两诗，录如下：
    《题二泉女史画芍药》

后来，在学者刘桂秋多方的挖掘下，于清人汪启淑编纂的《撷芳集》卷四十七中，发现署名“徐澧仙”的一题二首，经其考证，应是徐兰英所作，录如下：
    《寄孝女孙晓霞》

诗才如何，姑且不论。观内容，前者题画，可窥其交游唱和；后者寄人，能见其良善品性。想来，这样一位能书会诗、心地良善的女子应是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的贤内助。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灯下商量的浪漫画面。可令人遗憾的是，书成之后，只署了“蘅塘退士”之名。至于为什么未署徐兰英之名，也许是时代因素使然，又或许有具体的原因也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唐诗三百首》的刊行，也有徐兰英的功劳，只是无法计量功劳大小而已。

二

蘅塘其人

蘅塘退士，即是孙洙。在金性尧的《唐诗三百首新注》里附录了关于孙洙的简史两则，分别选自《梁溪诗钞》和《名儒言行录》，兹录如下：
    孙郡博洙，字苓西，号蘅堂，辛未进士。历官大城、卢龙、邹平县令，改江宁教授。著有《蘅堂漫稿》。蘅堂为吴容斋工部高足弟子，少工制义，为人恬退。初宰近畿，上官犹雅重文学之士，而蘅堂自如也。归老时蔬水常不给。(《梁溪诗钞》卷四十二)
    孙洙，字临西，号蘅塘，晚号退士，无锡人。性颖敏，家贫，隆冬读书，恒以一木握掌中，谓木生火可御寒。清乾隆九年以庠生中顺天举人，考授景山官学教习，除上元县教谕。十六年，成进士，历知直隶卢龙、大城县事。所至必谘访民间疾苦，平时与民谆谆讲叙如家人父子，或遇事须笞责者，辄先自流涕，故民多感泣悔过。宰大城时，捐廉浚河道，民食其利。公余之暇，诵读不辍，恂恂如书生。后罣误，起复知山东邹平县事。庚辰壬午，两校省闱，所得皆知名士，改江宁府教授。三握邑篆，囊橐萧然，澹若寒素。每去任，民皆攀辕泣送。归举乡饮大宾，至老不废。学诗宗少陵，列入《梁溪诗钞》。著有《蘅塘漫稿》，辑《唐诗三百首》，通行海内。康熙辛卯生，乾隆戊戌卒。(《名儒言行录》卷下)
    从上述文字可以大致梳理出蘅塘退士的个人简史：
    孙洙（1711-1778）无锡人，字临西，一字苓西，号蘅塘，晚号退士。早年入京师国子监学习，清乾隆九年中顺天举人，十一年除上元县教谕。十六年成进士，历知大城县、卢龙县、邹平县知县，后改江宁府教授。著有《蘅塘漫稿》，辑有《唐诗三百首》。
    如果再给这个形象以血肉的话，可以大致这样描述孙洙：
    其一，少时聪颖，性喜读书。先中举人，后成进士，可见聪颖是少不了的；而“隆冬读书，恒以一木握掌中，谓木生火可御寒”，固然是因为家贫，却颇能见其读书之勤苦。这种苦读习惯甚至保留到出仕之后，“公余之暇，诵读不辍，恂恂如书生”。
    其二，生活素寒，淡泊恬退。早年家境贫寒，后虽出仕掌权，“三握邑篆”，但依然“囊橐萧然”，及至归老，“蔬水常不给”，自是清廉为官所致。他对此的态度却是“恬退、自如”。
    其三，屡历要职，爱民如子。为县令，除教谕，对于一方水土，不可谓不重要。“捐廉浚河道”，造福一方；“所至必谘访民间疾苦，平时与民谆谆讲叙如家人父子，或遇事须笞责者，辄先自流涕”，仁心宽厚。如此为官，才有“每去任，民皆攀辕泣送”的感人场景。

三

《唐诗三百首》其书

我想，从普及程度来说，《唐诗三百首》大致可以和《论语》《诗经》以及四大名著相提并论。为什么此书的普及程度要高于同样是唐诗选本的《万首唐人绝句》《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等选本？在和众多选本的历史竞争中胜出，它仰赖的是什么？当然，一本书经典化、普及化的过程，往往夹杂着复杂的因素，大致梳理下来，应该和以下因素有关：
    先说书名，《唐诗三百首》书名是如何确定的？学者赵昌平认为，“虽说得启发于人人皆知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之民谚，但从选篇内容观之，恐亦有上承《诗三百》传统之意”。周兴陆教授也说，“有‘诗三百’的影子在”。在中国诗歌的源头有《诗经》，它也被称为“诗三百”，这一叫法深入人心。《唐诗三百首》虽然数量是311首，但贯之以“诗三百”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呼，无疑是接续了传统，巧妙地借助了“诗三百”对人的影响，从而使得该书的流行成为可能。
    再讲定位，《唐诗三百首》为谁而编？蘅塘退士曾在该书题辞中云：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从上可知，《唐诗三百首》原是“家塾课本”，是蒙学读物，其使用对象主要是儿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影响了该书的编选标准。儿童年少，洁白无瑕，因此选本会从语言和主题的角度去考量儿童的需要。入选诗歌，其语言不能过于晦涩，要易记易诵，朗朗上口；其主题也要接近主流价值观，健康纯正，进取向上。选本易于理解，便于接受，当然也利于流传。
    三看旨趣，《唐诗三百首》编选的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是不是利于选本的流传？就如读者对诗歌的误解是一种对诗歌的批判一样，编者对诗歌的偏好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周兴陆教授说：“选本是一种文学批评。选者的甄遴删汰，体现了某种文学观念和价值评判。”那么，蘅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里传达了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倾向呢？
    这首先要结合孙洙的为官经历来论。孙洙所历官职中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县事类，主行政；其二为学官类，掌教育。作为从官制儒学、科举正途进身的官员，这种职务经历和身份意识，无疑会影响到他关于《唐诗三百首》编选目的和入选标准的考量。
    儒家的诗教传统固守温柔敦厚、中庸和正的无邪品质。孔子当年删定《诗经》即有正风俗、明人伦之意。检《唐诗三百首》诸诗篇，孙洙对此传统的接续之意是十分明显的。赵昌平即指出，《唐诗三百首》除了选入元稹的《遣悲怀》三首之外，悼亡诗几乎不再涉及，这当然是因为儿童不宜了。而选入的这三首悼亡诗，编入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他进一步指出，是“贫贱夫妻至死弥笃的真挚情意” 。这不也是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吗？除此之外，周兴陆还指出，激烈讥讽时政之诗和浮艳之诗也很少入选。这些都可见孙洙对儒家诗教原则的固守，不符合“温柔敦厚”者，很难入编者法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此书有着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基础，这也是该选本流行的关键。
    其次还要结合孙洙的观点分析。他在序言里说，“但其诗（《千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其中，“且止五七律绝二体”，意思似有责备《千家诗》重律体轻古体的倾向，对于童蒙之书，这实是不应该的。学者赵昌平指出：
    “原来律体成立之初，因其调声逐对技巧复杂，音韵婉美，主要用于宫廷贵家宴游之时，多少有些逞才角技的意味，而与以言志抒情为职能，主于风骨的简劲的古体不同。因此从唐世开始，就常有人主张，学诗须从古体着手，以培植底气，确立以情志为本的主干；而不宜从律体着手，以免舍本逐末，堕入轻情志而逐声对的恶道。唯有古诗基础打得好，再习近体，才能以情志驭声律，使声对为情志的表达服务。”
    从《唐诗三百首》中古体诗和格律诗的比例接近一比二的情况来看，孙洙的做法正是捍卫了由古入律的习诗正道。但是，至中唐时律体诗的创作趋近成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胜出古体，这个现实是必须面对的，因此孙洙试图在古体和律体的入选上寻找平衡点。那么古体虽少，但是必须要有；律绝虽多，亦不可独霸。
    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的指责，则涉及历史上唐宋诗调之争。孙洙所处的时代，正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流行的时代。但二说均是就唐诗而言，可见唐诗在此时的正统地位。孙洙兼取二者，其言外之意，则表达了对宗宋的厌恶。
    以上两点就直接导致了《唐诗三百首》“标举盛唐，兼顾中晚唐”“格调与神韵并重”的特征。读者会发现，该选本的这些特征深植于人们对唐诗经典地位的既有认知中，这也是这一选本流行的另一原因。
    除此之外，《唐诗三百首》能够畅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据统计该选本五律多达80首，而仄起格就占51首。周兴陆指出，1757年朝廷规定五言八韵试帖诗即将纳入考查范畴，因此，孙洙此举带有试帖诗启蒙的意义。作为教谕的他，或许是为儿童未来成人之后的应试考虑，这是他的职责和仁心。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孙洙守正、务实和灵活的一面。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后来者总是受益最大者。在《唐诗三百首》成书之前，历代均出现过不同的唐诗选本，比如盛唐的《河岳英灵集》、宋代的《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元代的《唐音》、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归》、清代的《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等。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把玩涵咏、挑选删汰，已把最好的唐诗挑选了出来。《唐诗三百首》作为后来者，固然受编者孙洙趣味的影响，但是孙洙也置身于伟大的传统中并受其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唐诗三百首》是“唐诗经典化的成果”。
    当然，从《唐诗三百首》目前的普及性和经典性来看，孙洙的编选实践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学批评。《唐诗三百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又“进一步推动了唐诗的经典化”。最有福气的是读者，在这种循环中感受着诗歌——这一有意味的形式：人性的花朵，语言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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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三百首〉通识》（中华经典通识）
    周兴陆 著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6215-8

    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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