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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大师系列⑩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戊戌维新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著作几乎囊括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而且旁及了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如生物、天文、路矿、物理、化学、医学……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出现过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可谓名副其实。 教育是教人学做现代人 教育活动是梁启超生平业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教育的宗旨是育人。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提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现代社会是现代制度、现代科技、现代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现代社会由现代人缔造，现代人支撑，现代人推动前行。教育体系庞大纷繁，学科虽然不一，但“教人学做人”则相同。“现代人”不是一个孤立自是的个体存在，而是一个有多种“角色期待”的社会存在：父母期待他是一个好子女，子女期待他是一个好家长，单位期待他是一个好员工，国家期待他是一个好公民，夫妇都期望对方是一个好配偶……“现代人”既然要履行多种社会责任，教育就必须使其具备多种能力和品质。 梁启超是从国家和民族兴亡的高度来看待教育的。通过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位置，跟民众素质高低直接相关。因此，他发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振聋发聩之声（《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他指出，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试题和答案又不超出“四书五经”，其结果是使儿童无专门之学，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即使以此为阶梯踏入仕途，也不会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既背离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又脱离了日新月异的新潮，所以科举之法是一种锢聪塞明的愚民政策。由于梁启超等人分别上书，促使光绪皇帝于当年五月下旨，废八股改策论，使“百日维新”开局获胜，从而为现代教育制度的确定扫除了障碍。 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新民”。在深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无魂。人的精神面貌如不改变，即便购船炮，筑铁路，开矿藏，习洋操,也不过是“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 1902年至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重要论文《新民说》，指出没有“新民”，便没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因此他以“中国之新民”或“新民子”为笔名，以“新吾国民”为已任。所谓“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具体实施途径有三项：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就是要使中国既独立又合群，既讲权利又讲义务，既利己又利他，既爱家又爱国。在“公德”与“私德”两方面，中国人最欠缺的是“公德”，所以应该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全新的道德风尚。“开民智”。就是要废除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束缚，使中国人能够充分发挥“求智之性”，提高创新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注入西方先进文化，既不封闭自锁，又不拾人余唾。“鼓民力”。“民力”不仅指国民的强健体质，而且更是一种乐观进取，敢于拼搏的高尚精神。 梁启超的“新民”实际上是一项“灵魂工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立”，就是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所谓“破”，就是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这种劣根性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凡事缺少毅力：行而鲜克有终，一呼而蚁蜂集，一哄而鸟兽散。如愚昧：四万万人中，能识字者不满五千万，略微通晓世界大事者不满五千，而懂得强国新民之道者不满百数十人。如麻木，特别是“良心麻木”，表现为社会善恶标准的颠倒错乱，逐利而不赴义。梁启超认为，国民性如不提升，老百姓就不可能成为具有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的“现代公民”，一切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如同沙上建塔，顷刻即倒。 “广求知识于寰宇”，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他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成长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近代中国。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中阐明了他的中西文化观，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但同时也强调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必要性：“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因此，中国的国民教育应该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在主持编译局事务时，他编辑的西方书籍多达300多种；在时务学堂任教时，他设置的西学课程，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地质浅译》《化学鉴原》《英律全书》等，在比例上已超过了国学。即使在社会科学的教学上，他也大量吸收西方成果，上至古希腊下至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他都将其引进了学生的视野。“非读万国之书，不能通一国之书”，就是他的经验之谈。 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梁启超的教育观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在教学内容上，他特别强调“政学”的重要性，主张把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放在首位，而把“艺学”（即专业知识）放在从属地位。他认为洋务派办的学堂之所以培养不出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之才的学生，就是因为“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正是基于政治是立国的基石，“新民”是教育的宗旨，梁启超在重视“政学”教学的同时，还建议设立“政治学院”，以培养一批趋新求变，能在世界大潮中扬帆猛进的改革型人才。 在智育方面，梁启超特别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批判精神。他认为旧教育课程统一，标准统一，将学生放在同一模具中浇铸，结果使学生“成为物”而“失却人”。为了弥补旧教育体制的缺陷，他主张在大学实行自由讲座制，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自我钻研，并跟教师相互切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从而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梁启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解放思想。他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鼓励人们不盲从，多思考。在《论思想解放》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不能“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他以历史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例，指出定思想于一尊不利于维护学术多样化生态，只有在不断质疑和辩难中才能发现真理，发展真理。 梁启超不仅重视德育、智育，而且高度重视体育，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他反复告诫长女思顺：“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他还告诫远在美国留学的长子思成：“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入心不下，就是为此。” 梁启超还将审美教育视为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力图通过多种手段提升和加深人们的审美体验，排拒假、恶、丑的腐蚀，熔铸真、善、美的灵魂。他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份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美术与生活》）美育从本质上讲并非单纯是琴棋书画一类生活的点缀品或消遣物，更是一种人生态度，能够培养人的感知能力、表现能力和吸纳美好事物的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和趣味。梁启超不仅提倡美育，而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令人惊叹的是，梁启超留下的墨宝竟多达三万余件。这些上乘之作融北碑南帖之长，充满了光之美、力之美、线条之美，既守正，又求变，充分体现了梁启超的书法个性。 提出“快乐学习”原则 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中还有三大特色值得特别提及：注重普及教育；注重趣味教育；注重家庭教育。 鉴于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首开民智，他提出了教育平等观点，主张实行强制性的普及教育，以“教小学，教愚民”为“救中国第一义”。他希望在千人以上的市镇村居设小学一所，大镇大乡，每两千人或三千人增设一校，由此养成小学义务教育的风尚。由于梁启超等志士仁人的大声疾呼，清王朝学部于1906年至1907年制定了《强迫教育章程》。 提倡趣味教育是梁启超教育思想中的另一亮点。他希望国民不仅“敬业”，而且“乐业”。“敬业”即责任心，“乐业”即趣味。这里的“业”既指本职工作，也指艺术、游戏和做学问。他一生中最常用的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他甚至说，他是趣味主义的信仰者，趣味是他一生中的原动力。他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致勃勃。如果趣味枯竭，那活动就会随之停止，如同没有动力的机器会停摆一样。 学习的过程就是充实知识、训练思维、更新观念的过程，其间肯定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耗费精力，难免产生畏难厌学的情绪。为了使教学达到预期目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培养教育对象的学习兴趣就显得非常重要。针对“填鸭式”“惩诫式”的教学方法和名目繁多的课程设置，梁启超提出了“快乐学习”的原则。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他指出儿童教育不仅要循序渐进，由浅而深，由易而难，由形象而抽象，而且应该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使学生“乐知”“乐闻”，因兴趣而获得主观能动性，由被动变为主动。 梁启超的教育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书立说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中西合璧式的家庭教育当中。他注重人格教育，将传统的“义理”“名节”与西方的“自主”“自立”“自强”熔铸成一部新型的《诫子书》。他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家书。梁启超现存家书有400余封，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数封，多则每年几十封。有时清晨写，有时夜深写。或寥寥数十字，或洋洋数千字。内容有时事，也有家事，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浓浓的父爱。他的子女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中国教育报》2016年8月29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