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的《今文渊源》不仅是他的诸多学术著作中最厚积薄发的，而且是在西方学术范式几乎一统天下的现有学界格局中的一次成功突围。尤其，《今文渊源》不仅具有常读常新的研究价值，可作为同类书籍中的精品，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
    作为一部别致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今文渊源》的语调轻松、风趣，语句简洁、明快，节奏自然、舒展，语义丰饶、繁复，偶有“闲笔”逸出，却又凝结着“神气”，时而说理、时而说事，或者与他人对话、或者与自我辩难，俨然一本妙趣横生、极平淡又极深刻的“谈话录”。《今文渊源》非但不追求汤因比式的西方史学著作的“厚重”体式，反而追求中国传统诗学著作的轻灵之气。
    在《今文渊源》中，刘绪源绕过了由“文白之争”“古今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构成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念，也舍弃了小说史、诗歌史为主体研究内容的主流文学史著作的处理方式，还搁置了文学史著作中标准的编年史写作方式，而是紧紧抓住了“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的“谈话风”文体进行散点透视，梳理其生成、发展、鼎盛、式微与再生的历史过程，由此探询了几被遗忘却关涉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根本问题——文风与写作者的精神联系。
    在梳理和辨析“谈话风”文体演变的背后，刘绪源敏锐地发现了“文人”和“文心”的隐秘关系。胡适“一清如水”的文风背后内含了一颗“童心”；周作人文章的“涩味”源自他在“人世大沙漠上”孤寂行走的“苦心”。俞平伯和废名则各有不同：“俞平伯更多地承接了周作人的‘老人心态’，虽然他也常有天真的一面；废名则更多地呈现出‘儿童心态’，尽管他也有老气横秋的时候”。鲁迅的“文心”尤为复杂，“气韵生动”、善于自嘲、善于图画，其根本原因在于“都有深刻的思想和学问衬底”。正是基于对“谈话风”背后的“文心”的追寻，刘绪源在解读“谈话风”是如何在中国白话散文史中发源、流动、遭遇劫难、回归、如何与中国现代文人相结合、如何被丢失的等一系列问题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神态各异的中国现代文人图景。
    在诸种中国现代文人图景中，“谈话风”背后所内含的文人的健全心态才是刘绪源写作《今文渊源》的重点所在。刘绪源寻觅到了中国现代散文与中国现代文人同构的文化内核——“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这一内核决定了《今文渊源》的体例编排：上编叙述“谈话风”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后，先生成为一种文体，继而生长为一种以胡适、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五四“文人”传统——“现代中国的一个优美而难得的新传统”；下编叙述“谈话风”这一五四“文人”传统如何在抗战、市场化等风雨中几经飘摇，经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京派散文、女性散文等得以绵延。刘绪源始终自觉承担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学术使命，便命定了与中国当代主流思想界主张破坏力的激进主义主潮形成“反向”。
    刘绪源的“完整说”并非否认中国现代文化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是无视中国现代文化内部的某种断裂，而是正视中国现代文化自身的种种问题，选取一种犹疑、怀疑乃至绝望的批判性立场。“完整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脉文心的守望，是对文人传统的承继和发展。事实上，“完整说”在本书的题名中就已被表明：探源五四一代文人所确立的中国现代文人传统，接通与今人之间的精神血脉。
    一向讲究对历史和文章进行细读的刘绪源，当然不会在历史的大局观处止步，而是必将深入到历史与历史主体——人的内部和细部进行细读。他凝定目光，终于发现了“趣味”的秘籍。“趣味”的发现在《今文渊源》中是实现“完整说”的有效路径。惟有趣味的发现，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血脉才会得以确证且得以接续。所以，刘绪源反复强调“趣味”对于中国现代文人文风的重要。换言之，“谈话风”文体归根结底是中国现代文人“趣味”的表现。那么，“趣味”是何物？刘绪源认为：“趣味”是“杂”的别名，是“个人”和“自由”的同义词，是作家创作的“后劲”，是作家的“学养”“真性情”，是中国现代作家“学问的共通性和人性的完整性”，是“专家之上的文人”的事业……总之，“趣味”是“中国现代文人自身的特性”。可见，“趣味”与“意境”相似，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下几经磨难，最终仍然生生不息地被转换为中国现代文人的文学理想和生命理想。
    由此可见，《今文渊源》不仅是对近百年中国散文史的叙写，而且是对今日中国文人在未来社会中理想化道路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