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中）在片场
    
    徐皓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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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皓峰走进大众的视野主要是因为电影。2011年，古装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该片入围威尼斯和多伦多两大国际电影节，并斩获多个奖项。
    2012年底，王家卫执导、徐皓峰参与编剧的电影《一代宗师》上映，影响巨大，他更是凭借此片荣获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2015年7月，陈凯歌改编自其同名小说的电影《道士下山》上映。同年，徐皓峰首次涉足商业电影，执导“武林传奇片”《师父》，后凭借该片获得第2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与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
    其实，在众人熟知的电影人徐皓峰背后，藏身着一位作家徐皓峰。他曾经撰写非虚构作品“武林纪实”三部曲（《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武人琴音》），同时也有《道士下山》《刀背藏身》等虚构作品。收录于《刀背藏身》中的短篇小说《师傅》曾荣获《人民文学》短篇金奖。徐皓峰也因此被称为“硬派武侠小说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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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硬派武侠小说第一人”身后，则藏身着一位文学青年徐皓峰。徐皓峰曾说：在开始做武侠小说之前，他做了好几年“非常苦哈哈的、写纯文学的青年”。今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处男葛不垒》一书，就是那位不为人所熟知的文学青年徐皓峰当年的作品。
    徐皓峰的童年与青春期和姥爷姥姥一起度过，住在北京的胡同中，可以说，北京城的历史文化、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构成了徐皓峰的创作底色。徐皓峰的“北京”是一个昨日的世界，是一种逝去的氛围。
    他在很多次访谈中都谈到对“老一辈人”的缅怀，尤其是对老一辈人所恪守的礼仪、法则、生活方式的尊敬。他曾说：“老一代遗憾在文学，我们一代遗憾在文化。”徐皓峰的野心，似乎是用文学来弥补文化的缺憾。《逝去的武林》等口述历史作品乃至后来的硬派武侠小说可以视为他挽留、挽救那个“北京”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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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到大学时期，徐皓峰分别就读于中央美院附中油画专业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段时间，他广泛涉猎西方现代艺术。大学毕业之后，热爱电影的徐皓峰一时无法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他曾做过杂志的编辑，到甘肃拍摄纪录片，采访道教研究者……工作是漂泊的，心灵也是漂泊的。就是在这段日子中，他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活可以是逼仄的，写作可以赋予他自由。在有限的生活中，借助文学去发现、去创造无限的可能。
    徐皓峰曾说：“作品总比作家深邃，写出了意外才叫写作。”他收在《处男葛不垒》中的小说，“涵盖了青春的初始与结束”。这九篇小说虽然没有明显的“京味儿”，有不少故事甚至发生于上海，但是，徐皓峰心中的那个“北京”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参照，为那个转折的时代留下的一张张速写。他们虽然过着荒诞的生活，却怀抱着坚贞不渝的信念。无厘头的语言风格让一次次的重逢与别离、生存与死亡显得更加沉重。
    上个月，徐皓峰刚拍完一部电影《刀背藏身》，因为腰椎劳损，拄着拐杖参加出版社的活动。他的做派似乎也很有神奇的武侠风范，这让人想起编剧史航某次在微博上披露，有一回徐皓峰也是拍片太累了还被拉去参加活动，于是“他在休息室站着睡了一会儿，为了避免让人看到他的睡相，就站在窗帘后面，露出两只脚，像恐怖片一样睡了一会儿”。
    听这样一位作家、导演谈创作，是一件很过瘾的事。
    上电影学院“闲得发慌”开始写小说
    羊城晚报：从教育背景来看，您先学美术、再学电影，都是实践性很强的，那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徐皓峰：我在美院附中的环境下生活了四年，考大学的时候又想着人生是否有另一张可能，发誓希望能脱离美术。刚来电影学院第一年也画了一些画，但是后来强迫自己把这个关系制止掉，开始另外一种人生。但是跟美院最大的区别就是：从你进入美院那天起，就已经可以是一个画师；但是进入电影学院，那时拍电影用胶片，成本高昂，有的人一辈子都拍不上。所以我虽然上了专业学院，但一开始根本实践不了，我闲得发慌，自己作为电影创作者却完全没有创作，所以就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写文章了。
    这本书里有几张画，都是我十几岁时画的。我自己也非常感慨，幸好我写了这些小说，我的画可以作为小说的插图面世，感谢读者的翻看。
    羊城晚报：那么对于你而言，画画和写作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徐皓峰：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没有经过仔细的文学学习，也没有系统读前辈作家作品、分析文学技法。我其实是用一种学画画的方法去写小说。我们在野地里写生的时候，白天基本画不了画。因为强烈的太阳光之下眼睛是受不了的，画一会儿就画不下去了，所以基本是在阴天可以画画，在黄昏来临的时候可以画。那时候背着箱子在外面待一天，其实画画的时间很短，可能就是一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更短，四十分钟。我画的又是油画，所以必须在这四十分钟里面超越好多画画的步骤，甚至于突破意象的最表面的形体，这样才能完成一张画。所以不自觉的，可能是因为画画给我一种把握轻重比例的训练。
    羊城晚报：这怎样运用于写作呢？
    后来写小说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大概的对象，然后去表达，如果你要把握清楚就必须放弃方法：你看到这个东西有感受，就不要管自己的手，这样才能画成一张画。我当时的文学能力只够写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所以这个时候就那样去写，一旦写了之后，原来在野地画画的分寸感也好，自然而然能够帮助你。有一个远处的目标，写到一个具体的事和情节就觉得这块可以收笔，那个地方可以再浓一点。
    写短篇《者名演员郭国林》的时候，我其实从电影学院毕业已经有十来年不跟这个圈子接触了。一次意外的机会我有幸进剧组帮忙，当时剧组有一个司机，我觉得他的那种状态很有趣。结果也就是跟在野外画画似的，开始只是觉得这棵树很好，但是当你真正画这棵树，一下子看到远方的群山……所以我当时本来只想写一个司机，后来写着写着，一个摄制组里各色的人都出现了。
    “我还在‘见天地’的阶段”
    羊城晚报：那你后来写长篇小说时，也能这样举重若轻吗？
    徐皓峰：我写长篇和写中短篇用的方法不一样。我的长篇小说形态较为落后，我的长篇小说是雨果那一代人的长篇小说，因为那一代人整个冬天无事干，全家人三个月围在火炉旁，有一个家中的长者读小说，每天读几页。所以长篇小说除了要承担故事的作用之外，很多时候要承担杂志的任务，里面要放好多知识点。
    我为什么对这种文体的长篇小说感兴趣？当时附中毕业，总是觉得除了画画之外在待人处世上，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急需人生经验。那时候突然对故事性、对情节完全失去了兴趣，非常希望能够回去写有很实在的人生经验和人生知识的小说。所以我后来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会往里面故意地加知识，其实也是安慰十来年前的自己，如果那时的“我”读到这个小说，他可能会需要。
    羊城晚报：《一代宗师》里那句著名的台词，说习武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你现在到哪一个境界了呢？
    徐皓峰：见众生是最高境界，我现在能保证一年见一次史航就不错了。我现在还是见天地的阶段，所谓天地就是一个学理，你不断去揣摩这件事情。
    “这一两句就是关键，你没对比出来”
    羊城晚报：大家评价你是硬派武侠，我们看电影《道士下山》，一开始确实很硬、很写实，但是小说最后出现一些佛、妖、怪，这跟人们想象的硬派武侠不太一样，不知道是失控还是早就布局好的？
    徐皓峰：我们受电影训练、电影编剧的训练，你首先采访期至少两个月，了解一个环境、一个人群，这是最少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写，才能够相信自己的想象和发挥。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最大限度地使用史料。所以刚说的那些点都是我看到史料里面有的，你觉得是玄幻，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纪实。
    羊城晚报：能说一下之前你做那些武林人物的口述实录的经历吗？
    徐皓峰：我整理出来的这些口述历史，是中国的宝贝。我基本接触的都是80岁以上的，还有90岁的一些，但他们要跟你说一点真东西，也是特别难的事。我出这几本书，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而且那个代价是很压抑的。有时候去采访，包括我自己的二姥爷，一年中我每次去找他，他基本都说同样的话。然后我实在受不了，我说这个都听过了，我很着急。他就批评我说，你没有耐心。
    后来我又去采访道家的老先生，也是一样的局面：几年中你不断去所得到的，跟一个礼拜去他家两次得到的都一样。每次去，他都津津有味地放“录音机”，我也是过了三年实在忍不住了，我说您能不能讲点别的，我这个都已经听了很多遍了。这也遭到了老人家的批评，他说你不会学习，其实每次你来，我在相同里面总有一两句不同，这一两句就是关键，你没有对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