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培育新人有了新的期待和要求。此后，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并阐释时代新人的思想内涵，将其总结为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要求时代新人在见证和亲历历史大事件的同时，能够承担起历史使命，以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卓越的实践能力，做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者。
    当然，这也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出新的要求，即创作以时代新人为主要人物的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塑造时代新人形象，可以为人们树立模范和榜样，以其内蕴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人们坚定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提高人们投身民族复兴大业的积极性。进而言之，“时代新人”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即被赋予某种积极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内涵，其意在扫清文学作品中种种暧昧与迷雾，重塑人的精神世界，再立文学书写的精神向度。十九大以来，时代新人在文艺界受到广泛关注，书写时代新人的小说层出不穷。以主题作为分类标准，其主要呈现三种形态：时代新人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后者的具体施行；青年在对先辈理想信念的学习和传承中，成长为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以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在建构一个个情感共同体的同时，重建自己的精神性，从而成长为有行动力的时代新人。
    其一，时代新人在实践中成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意味着国家政策向乡村的倾斜，也预示着乡村不再是人们身上难以割舍却令人痛苦的伤疤，而是重新成为人们的“故乡”。在政策的号召下，部分公职人员投身扶贫工作，在与乡村居民的朝夕相处中，拾回自己的理想信念，化被动为主动地推动政策施行，达成自身成长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进程的同构。换句话说，时代新人们在实践中获得成长，在成长中更加深入地实践。杨小凡《在希望的田野上》（《长城》2022年第4期）讲述在省审计厅升职无望的夏雨自愿报名做驻村第一书记，在与村民的相处过程中体验农村的是是非非，并受到强烈的震动，从而放下心中升职的执念。驻村期满后，夏雨应村民的请求，没有返回原单位，而是留在村子，继续为村民做实事。显然，在驻村的过程中，夏雨放下了个人的功利心，而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为村民服务上。尽管其因在工作时间陪赞助商饮酒而猝死引发巨大争议，但他对村子的深沉爱意，无疑使他成为新时代的英雄模范。当然，夏雨之死，同时也揭露了基层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形式化严重、规定与实际不符等等。梁弓《外来户老莫》（《山东文学》2019年第2期）、夏天敏《胡树和他的牛》（《当代》2020年第2期）、李相华《朱向前的皮卡车》（《福建文学》2021年第11期）等小说则把扶贫干部的成长与具体的贫困户脱贫联系在一起，书写贫困户走出精神困境的同时，也使扶贫干部更加了解自己的使命，从而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年干部。城市与农村因扶贫而进行的又一次深入交流，催生出一批牢记历史使命、具有坚定信念的时代新人。
    此外，随着城市化步伐的放缓，社会经济增速降低，城市开始释放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相当一部分进城的农村打工者，不得不回到家乡，返回自己原本的世界。一些作家敏锐地察觉出这一人口流动趋势，创作出返乡青年的创业故事，塑造出一批依托于新技术和家乡特色进行创业的农村青年形象。李铁《沟叉》（《十月》2023年第1期）讲述在城市受到心灵创伤的小兰回到家乡后，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疗愈自己的伤口，重新奋发，进行新型创业的故事。八年前，小兰进入城市与人结婚，是一次对乡村的逃离，同时也是农村青年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大流中微不足道的一支。然而，丈夫之死像一个城市伤人的隐喻，使小兰发现自己幸福的外表下，早已空空落落的内心。于是，在恐慌和焦虑中，她再一次逃离，逃离城市，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正是在这里，小兰的伤口得到疗愈。在村民的关怀中，她一步步走出阴影，开始试着承包养鸡场，并开启网络直播，想要为村子做出一些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她的直播间“小兰的新农村生活”之“新”，意味着她终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完成自己心灵的重塑，成长为一个农村的时代新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提及农村青年在城市，无非从事房产中介、服务员、外卖员、技师等低端服务工作，费尽力气只得微薄的报酬，有时还要面临生命危险。因而其对小兰的新生活的颂扬，显然是想要呼吁农村青年去做农民爱干的事。小说中，在城市受到种种伤害和不公的待遇，陷入困惑和不安的农村青年，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倡导下回到农村，疗愈伤口的同时，也使乡村得以借他们带回的新技术、新思想重新焕发生机。这些青年的成长，事实上与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同步。他们在进入新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时代新人。
    其二，传承先辈理想信念，成长为有担当的时代新人。革命先辈成长于困难的年代，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团结友爱的精神。这使他们得以战胜一切，在一次次对困难的克服中，开创出如今的美好生活。他们的事迹足以鼓舞人心，他们的精神应当永远传承。新时代青年应当在对他们的学习中，克服自身的缺陷，逐步成长为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时代新人。韩青辰《中国少年》（《人民文学》2022年第6期）以新安小学为叙述背景，分别以1930年代和21世纪的小学生学习生活故事为叙述线索，着重展现新时代少年在对革命先辈勤俭办学故事的学习中，获得成长的感悟。同时，面对新时代的诸多困惑和挫折，少年们以阅读史料的方式，在先辈们那里得到解答。最终，小说完成对革命历史的叙述和对新时代少年形象的塑造，进而书写出深具爱国情怀的时代新人形象。关仁山《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3年）以铃铛奶奶为核心，串联起王永泰老汉一家和褚忠良一家在白洋淀上投入雄安新区建设的故事，展现革命老区白洋淀的新面貌和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历程。铃铛奶奶对八路军的儿女的无私哺育，象征着这片土地固有的温厚包容的特质。而王决心、褚蕾蕾等青年亦是在对前辈勤劳朴实性格的体悟中，经受一次灵魂上的洗礼，最终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重铸理想信念，成长为有担当、有素质的时代新人。
    其三，以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在推动建构一个个情感共同体的同时，重建自身的精神性，从而成长为有行动力的时代新人。时代新人之“新”，不仅在于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在于“新人”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时代的新问题。现代社会中的城市作为充斥着陌生人的匿名空间，人和人的情感缺乏沟通的媒介，导致现代人总是深陷孤独。传统熟人社会的互相帮助在此不再适用，人们常常不得不借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来衡量各种关系。如何重建人的主体性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的主人公那豆因祖父骨灰丢失，而辗转多地寻找。在此过程中，那豆通过对先辈们利人精神的体认，在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与建筑工人何大梁、富二代黄耶鲁等人进行情感交流，从而与自身、与他人达成和解，重建自身的精神性，成长为一个时代新人。柏祥伟《亲爱的小孩》（《人民文学》2022年第5期）讲述微公益协会资助贫困儿童实现梦想的故事。这些好心人在帮助小孩子们的同时，自己的内心也得到慰藉。进而言之，小孩子们得到了物质资助，而微公益协会的会员则在此找到生命中的精神向度。热心助人的会员们作为作者着力塑造的时代新人，因他们心中的爱而使受其资助的小孩子也有了成为时代新人的可能。时代新人在此便不仅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更具有了代代相传的纽带。吕铮《打击队》（《人民文学》2023年第1期）的故事情节颇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风采，讲年轻警察杨光在立功后进入打击队的故事。不同的是，杨光真的像阳光一样照进死气沉沉的打击队，使老油条高军、洪东风等人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打击队老成员的消沉，并不在于他们现实生活的不够成功，而在于理想的碰壁。这些看起来成功的老警察，也是城市生活中的现代人的缩影。他们看似物质上得到极大满足，但在精神上却并未站立。因而杨光这一形象，其意义便不仅是为小说中其他人物带去光明和希望，更是为现代生活中孤独的人们带来重建自身精神性的可能。
    通常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面临“立人”的重大问题。当个体从集体主义的压制下逃离，原先被否定的人的意义却永久地残损，那么，如何重新找到独立自由的人的价值？如何重新树立人的精神向度？更具体地说，如何培养人对自己、对世界的信心和信念？书写时代新人的作品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有学者在论述“新人”形象时， 说道：“‘新人’是社会变迁赋予某一特定人群的时代标识，其自身既是时代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者。”[2]也就是说，面临时代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时代新人正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广阔的全球视野，来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解答，同时，也为人的深渊处境找寻拯救之方案。
    也正是在解决时代问题这一意义上，时代新人与此前所说的“社会主义新人”有了深层次的联系。1979年，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3]其意在于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人们提供可以模仿的模范和榜样，并树立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进而提高人们投身现代化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新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背景下有其重要意义；而文学中塑造各行各业新人形象的诸多文本，如《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等等，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如今提出时代新人，既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着新问题，也意味着党和国家对“新人”的殷切期待从未中断。如何塑造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形象，如何提出时代问题的解决方案，近些年的文学作品已做了初步尝试，并获得多方面的成绩，但我们对此后的小说创作，仍抱有极大期待。
    注释：
    [1]习近平：《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栾淳钰：《“新人”的概念演变、时代意涵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10期。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