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这部小说是王方晨“大地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的第一部，小说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我们打开了新视域的大门，分析其隐喻性是进入该小说世界的一把钥匙。小说采用总体性结构隐喻、时间隐喻以及意象隐喻等方式，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现了现代文明冲击之下乡村的荒诞、人的异化以及命运的多变。《老大》能够凸显出王方晨对于永远不可能摆脱的人性恶的反思，对存在的不停追问以及对人类灵魂的不断敲击。
    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小说发生的背景是核桃园，讲述了以庄镰伯（别称老大）为中心上下三代人的故事。他们经历了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放战争时期老大的父亲抬担架失踪、大跃进时期芋头“长得比人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村忍饥挨饿等，这三代人之间留下了许多恩恩怨怨以及无法跨越的鸿沟。小说中采用多重叙述视角、多种叙事方法展示了现代文明冲击下各种危机的加深、自然人性的裂变、欲望令人性扭曲的景象。
    小说的总体性结构隐喻，凸显“人”的存在主题。总体性结构隐喻“是由同一故事的重复叙述构成。同一事件，被不同的叙述者重复叙述，不同的叙述者代表了不同的视野，因而他们的叙述总有着差异、错位，甚至矛盾，但他们叙述的又是同一故事，因而又总是互相修正，彼此联系，共同形成了小说的总体结构。这总体结构由不同的视野重叠融合而成，具有明显的隐喻的性质。”[1]
    《老大》中，庄镰伯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以庄稼祥的视角对老大纵火自焚的死亡结局展开叙述。庄稼祥是新一代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庄稼祥的视角中老大是威严的、成功的又是令人畏惧的，他始终是村子权力的象征。而庄稼祥却又是老大始终想认却不敢认的私生子，到最后庄稼祥离开村子也毫不知情，并在最后说道“我是在我自己身上绝了的。”这是生理上的自绝——无法繁衍后代，同时也是心理上的自绝——逃避原生地、逃离故乡。王方晨用冷峻的目光去关注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关注农民的心灵状态，他们往往没有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只会渐渐地将自己逼死在绝境之中，最终选择逃离。
    第二部分是以庄道潜的死魂灵视角，来叙述老大青年时期至中年时期最辉煌的人生阶段。借用庄道潜鬼魂的视角叙述，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进行表达，更加具有说服力。在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大能够打头阵出谋划策为公社调查员送羊，解决了核桃园的饥荒问题；文革结束后他率先成立大作坊，吸纳村里的劳动力，解决了村民的谋生问题。随着社会变动、各种力量不断渗入乡土社会，老大作为农民的代表，能够抵挡住各种外来力量的冲击，反映出了王方晨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对于人的存在的认同。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老大为夺取庄至行的权力强暴了庄至行的女儿丫丫，后又借知青刘福财之手侮辱报复了自己的妻子李麦，最终李麦与丫丫都成了老大心中不能触及的伤痛。老大的内心逐渐变态，精神状况变得恍惚，成为精神上的罪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2] 老大这个人物身上就有鲜明的创伤体验，这也是王方晨关注人心灵状态的体现，这种创伤也是老大走向异化的开始。
    第三部分是以老支书庄至行的视角回顾了老大凄惨的童年，酿成老大人生悲剧的结局大多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庄镰伯幼年时被母亲抛弃，与父亲庄至桓相依为命，庄至桓在解放战争中抬担架失踪了，老大成为孤儿由庄至行收留抚养。老大幼年时进城被城里人戏弄，他们将他和狗拴在一起，狗和人分别在绳子的两端用力跑，幼小的他在侮辱与恐惧中失掉了尊严，致使他憎恨城市、憎恨所谓的城市文明。这种经验创伤致使他的性格发生了极端的变化，他变得孤僻、自闭、阴鸷，终其一生都没能治愈他的童年，最后他纵火自焚于自己亲手建造起的核桃园大作坊之中。这一部分叙述了老大幼年时期所经受的创伤有意识地被压抑在内心深处，造成他独异的个性心理气质，而为失掉的尊严而复仇也成为他一生之中的“精神动力”与心灵枷锁。王方晨的其他小说中也塑造了许多村长与支书的形象，他们都是乡村强权政治下的权力缩影，自私、贪婪、强势是他们骨子里存在的，而面对同样作为村支书的老大，王方晨却关注其强势外表之下所隐藏的脆弱内心，关注其童年遭遇的种种不幸。强者往往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外界的风暴，但却没有力量治愈自己内心的创伤。童年是人生开始的基础，面对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人往往容易4用一种自我封闭、发疯、癫狂的方式去对抗无法面对、接受的现实。
    这三个部分正是对应了但丁所说的“苦恼之城”、“罪恶之渊”、“幽灵队里”，第一部分以一个逃离的“地之子”庄稼祥的视角，率先交代了庄镰伯自焚于大作坊的死亡结局，但是庄镰伯为什么要自焚？为什么要借庄稼祥之口来揭示老大的死亡结局？这些问题都设置了悬念，但是又符合庄稼祥作为离乡者的有限叙述视角；第二部分以庄道潜的“死魂灵”的视角，叙述了老大的英雄事迹、情感经历，解开了庄稼祥的身世秘密，与第一部分叙述互为补充；第三部分是以老支书庄至行的视角叙述老大幼年、少年时期所经受的苦难与挫折，以及他成年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接过庄至行手中的权力，成为核桃园权力的代表，解开了前两个部分中老大种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三个部分互为补充、互为修正，形成一种总体结构上的隐喻，展现了老大苦恼、罪恶、如幽灵般活着的生存状态。王方晨以理性的目光抽丝剥茧般将老大的一生剥离出来对人性进行追问：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与乡村社会裂变的两难境地之中，人到底该如何自处，如何寻找到适宜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至于葬身绝望之火？
    小说的时间隐喻表现命运的多舛。时间是一种人类感知系统无法感知到的抽象事物，时间的表达必须借助其他具体的概念。钱钟书也曾论述，“时间体验，难落言诠，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代’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且各国语文皆然。”[3]可见，时间的空间隐喻常常用于时间的具体表达。《老大》这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于时间变化的表达却是有意模糊的，没有出现过具体的年、月、日形式的时间表达。故事开头是以“一天深夜”这样的时间点开始的，涉及到时间镜头转换时多用“有一回”“那年夏天”“冬天又到啦”“那天午后”等等任意时间词来表示，但在表达不可更改的历史大事件时，时间表达又十分清晰具体。这是因为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所形成的秩序中有明确的时间感受，但是归入到个体生活轨道就会失序，只有昼夜的时间交替，时间永无止尽，人与人之间彼此构成重复关系。小说中的芒妹、老大、袁广田、庄稼祥的命运便是如此。芒妹是老大的女儿，与庄稼祥青梅竹马，两人都彼此有意，但老大却从中阻拦，芒妹曾多次表达对父亲的怨恨，与老大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袁广田是村里的一个知青，他惦记芒妹，实则是惦记芒妹父亲留下的巨额财产，芒妹自始至终都对他表示厌恶并且拒绝了他的示好。可是老大却有意无意地栽培袁广田，给所有人造成错觉以为袁广田有机会娶芒妹。芒妹、庄稼祥、袁广田、老大这四个人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时间一年一年地流逝，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始终没有变，时间似乎隐身了。然而随着老大纵火自焚于核桃园，“使得具有‘事件’意义的某些时刻显示出其重要性来”[4]，芒妹在老大死后的一个午后突然对袁广田说“你准备娶我吧”，使得这种时间的无尽循环中断了，老大的自焚导致芒妹的转变，进而影响了庄稼祥与袁广田的命运转折，小说中的时间标记都在这些具有“事件”意义的某些时刻凸显出来了。
    芒妹的突然转变是对于父亲无尽的忏悔与思念，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但是芒妹没有明白老大对她的期许，她是老大最后的精神支柱，老大是不希望她嫁人的，老大对袁广田的态度也始终是鄙夷的。芒妹嫁给袁广田既没有遂了老大的愿望，更是将自己推向命运的深渊，然而这个误会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澄清了，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深重。芒妹命运的转折所表达的时间隐喻是人的命运往往是在某一具有“事件”意义的时刻发生转折，而具有“事件”意义的时刻有很多，因此人物命运也随之曲折反复。
    小说中的灵草、丫丫、李麦、芒妹四位女性的命运循环也发人深思。庄至桓的妻子灵草是作为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份出现在核桃园的，与庄至桓仅仅相处了一天一夜便成为了夫妻，时间带有随意性。灵草在为庄至桓生下儿子后，每天都在家里呆着并且大门紧闭，不跟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有往来，每天能够听到的就是围墙外一个卖货郎敲着小鼓“咚咚咚”的声音，但是又是在一个不经意的时间里灵草跟着卖货郎走了，老大没有了母亲。老大的妻子李麦在生下芒妹之后，老大丧失了性能力，整日挣扎于被“阉割”的痛苦中，他整日怀疑自己的妻子不忠，猜忌妻子跟村里的知青崔明诚的关系，并且让另一个猥琐、油腻的知青刘福才侮辱了李麦，李麦受辱后在老榆树上上吊自杀了，芒妹也失去了母亲。丫丫是老支书庄至行的女儿，老大为了夺取老支书的权力，强暴了丫丫，但是丫丫以死威胁不愿嫁给老大，最后怀着身孕嫁给了庄道潜，生下庄稼祥以后便跳河自杀了，庄稼祥也失去了母亲。芒妹自己选择嫁给最讨厌的袁广田，日日遭受袁广田所带来的精神折磨，也近乎成为了一个疯女人，袁广田将她的两个孩子接到城里居住，留芒妹一个人在核桃园生活，芒妹的孩子们也失去了母亲。小说中的四位女性的命运都是以死亡与疯癫为结局的，这几位女性的死亡或疯癫虽然不是处于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但是却有重复性与必然性。灵草是老大的母亲，李麦、丫丫都与老大有关系，都为老大生下了孩子，芒妹是老大的女儿，这四位女性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她们子女的命运也处于不断循环的状态。因此，在时间这种不可抗力的作用下，人无法完全获取掌控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命运的不断循环也只是不断地作为时间标识出现，虽然能让人感受到时间的存在，但是无法掌握时间。
    王方晨将大容量的时间内容框限在较小的篇幅之中，将笔墨聚焦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命运重担具体显形为普通人的日常起居、生老病死与情仇爱恨。而时间在乡村这个大背景下显得无边无际，一切痕迹都可以被时间模糊、淡化直至消失，人对多变的命运的把控有深深的无力感，在乡村的时间面前一切都显得波澜不惊。
    意象的隐喻展现现实的荒诞。《老大》这部小说含蓄蕴藉，耐人寻味，而其中的意象隐喻又强化了小说的意味。“意象隐喻实际就是隐喻的使用者将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具体事务， 即我们所定义的‘象’来喻示其中所包含的深层的含义 ，即我们所定义的‘意’。” [5]《老大》中的人事物象彼此感应、互相渗透、促成了多重影像的叠合，构成了极富内涵的意象隐喻。小说中老大的父亲庄至桓娶了灵草之后在庭院中栽下了一棵榆树，并对灵草说“我要栽一棵树！我要让你一看到这棵树，就把今天的事情记住。”[6]灵草为庄至桓生下老大时，正值老榆树整个树冠都结了茂密的榆钱子的时节；老大儿时走丢，又写到榆树又快结出榆钱子了，而老大没过几天就找回来了；老榆树上榆钱子的生长与凋落也记录了芒妹儿时的快乐与温馨。直到老大死后，芒妹嫁给了袁广田，被袁广田折磨地俨然成为了一个“疯女人”，而老榆树也在一个雨夜被雷霆击中，几乎整棵树都被烧焦，老榆树也终于死了。老榆树的生长、蓬勃、凋落、死亡的生命历程隐喻老大与芒妹的现实生活。老大拥有着丰厚的财力，生活殷实，却在一个普通的夜晚纵火自焚了；芒妹对袁广田十分厌恶，却在父亲死后选择自虐般地嫁给袁广田；老榆树在一个安静的雨夜竟被雷霆劈死。这种种急转直下的事件中，老榆树始终作为意象隐喻荒诞的现实——人们很难在现实世界中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知，每个人都在寻找灵魂救赎的突破口，一旦感到希望渺茫那么人往往选择最极端的方式与现实作对抗。
    核桃林也作为一种意象隐喻存在于小说之中。核桃林大作坊是文革结束之后老大一手组织成立的，大作坊的成立为村民解决了谋生问题，是核桃林最辉煌的时候。核桃林出现的场景多是以“桃花源”的意象出现的，老大选择将自己的妻子李麦埋葬于核桃林中，他认为核桃林是安静的、干净的，每当他内心的愧疚与怒火相互挣扎着要占据他的内心时，核桃林便是他经常“自我净化”的地方。无论村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核桃林总是安静地存在着，但是当知青“太白”被砸死在教室时，旁边的核桃树也跟着倒下了，此时老大的命运与知青的命运都发生了重大转折。老大与儿子庄稼祥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时也是选择了核桃林这个地点，老大的许多重要的时刻都发生在核桃林，核桃林对于老大来说是精神的避难所。但是老大一直被内心的愧疚、被心灵的痛苦以及梦魇纠缠着，核桃园大作坊被老大一把火烧了，只剩下废墟，核桃林也就失去了在老大心中的救赎意义。袁广田也要踩在核桃林的“尸体”上建设大工厂。核桃林不是一个可以替换的意象，这个意象的存在有时是虚幻的，有时又是实在的，作为一个虚幻的意象时，核桃林已经超出了具体的村子的概念，代表了广大乡村社会的现实场景；作为一个实在的意象时，又具体到了村子里的每个人生存状态的变化，给小说增加了丰富的隐喻性。透过核桃林的表面去观察，实际上展现了现实世界的许多不同层面，展现了现代文明冲击之下，人无论是在现实中抑或是精神上都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很难在这种荒诞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夹缝去生存。
    总之，《老大》通过结构的隐喻、时间的隐喻以及意象的隐喻，反映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苦痛，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造就了复杂的意味与丰富的内涵。《老大》这部作品中能够体现出王方晨对于生活的反思与拒斥，坚定地面对坚硬的现实世界。他始终以自己的态度书写着乡村的故事，他的笔触是尖锐的，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但是他的内心是火热的。他渴望能够在自己的笔尖之下呈现出最原始、最真实的乡村世界，穿透荒诞现实的表象，直击人类内心最脆弱、最柔软之地。
    注释：
    [1] 朱兵.小说中隐喻的生成[J]. 写作,2010,(17):17.
    [2] 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性［D］.苏州: 苏州大学，2008：125.
    [3]崔锦华.《匆匆》中时间隐喻的认知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9(04):64.
    [4] 徐勇.塔镇、花局、老实街，或隐喻与存在主义的糅合——论王方晨中短篇小说创作特色[J]. 南方文坛,2022,(01)：155.
    [5] 徐静.小说《金色笔记》中的意象隐喻解读[J]. 学术论坛,2012,35(06):198.
    [6]王方晨.老大[M].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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