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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很多以高校文科教授为主体的学者加入写小说的行列——这当然不是因为文学圈和学术圈过于内卷，或者学者非得要和作家争夺饭碗的缘故。於可训、王尧、南翔、张柠、郭艳、房伟、李云雷、项静等，都是左手写学术文章，右手写小说，并且两手都很硬的“跨界者”，亦各自有专长的创作领域，如南翔的“大都市叙事”、房伟的“抗战系列”、李云雷的“乡村叙事”等，他们的作品依照创作主体的职业身份、学术背景被笼统地划归于“学者小说”类型，但其实各擅其妙、各有所成。 学者写小说当然自有其理由，他们的创作也绝不会被“学者小说”的名称束缚，然而，对有些学者而言，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回答鲁迅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灵魂拷问，答案可能是：在他们苦心经营的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些新异发现或灵感火花，不足以或不适合写成理论文章，却是构成小说的好材料，于是乎一不小心地蹚过了学术与文学的那条分界线，顺理成章也顺水推舟地成就了小说的篇章。 譬如本期转载的中篇小说《鲁迅遗稿》，作者黄平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博导，标准的学院派高知，以前学术著作颇丰但从未听说写过小说。这回甫一出手就好生了得，将一桩围绕着“鲁迅遗稿”的迷案写得引人入胜、精彩绝伦。该如何进一步描述和概括《鲁迅遗稿》这样一部不仅是学者所作，而且将学术性深刻融入小说之中的作品？考据型学者小说？谈艺型学者小说？或者干脆叫探秘型学者小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不足以涵盖作品的全部特点。 熟悉鲁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曾有意以杨贵妃为主人公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却因为种种原因未曾动笔，留下深深的遗憾。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便成为小说《鲁迅遗稿》的故事核心，对莫须有的《杨贵妃》遗稿的寻找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三位国内文学评论界的青年翘楚孟弧、吴远行和许构，均收到未署名的邀约函，请他们到西安鉴定鲁迅《杨贵妃》的手稿真伪。后来三人被诱导到秦岭北麓的一处无人别墅中，故而，“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的西安行，孟弧等人二〇一九年的西安行，像滚动在月色中的水银，在这秦岭深处废弃的别墅中，渐渐交融在一起”。 与世隔绝的环境，有几分悬疑小说中密室的意味，又仿佛是独立的戏剧舞台；古典的三幕式结构，掌控着故事的开端、发展和高潮；三位主要人物被设置于舞台前方，而唯一的不在场者，也就是幕后操纵人则居于俯视的位置——作者如此的结构设定营造出一个神秘的故事场域，烘托出诡异的气氛。在此场域中，孟弧、吴远行和许构被真伪莫辨的遗稿所诱惑，身不由己地进行了一场智力的大冒险：他们先从所谓鲁迅遗稿的文字展开破译，引出一九二四年鲁迅西安行的重大使命，再经由文字与史料的对比分析，解开传国玉玺下落之谜团。三人充分发挥自身学术特长，穷其心智，绞尽脑汁，苦苦探索着遗稿背后的秘密。三幕情节由此层层递进，以请君入瓮的姿态引导着人物与读者落入作者的叙事圈套。直至“尾声”部分，答案公布，三位学者不负众望地推理出事情的前因后果，所谓鲁迅遗稿完全是第四位鲁迅研究专家——“华东师大的王平”设下的圈套，意在将三人诓骗在深山野林错过“盛唐学者”答辩，让自己独得“盛唐学者”的头衔和奖金，“鲁迅遗稿，传世国宝，这历史深处浩浩荡荡的一切，最终竟然落在这么琐细的心思上”。 《鲁迅遗稿》式的学者小说在文学与学术之间“走钢丝”，对文学性和学术性的平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暂不清楚，黄平教授是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偶得灵感，还是早已有感于学界的某些不良现象，遂借他熟悉的《杨贵妃》轶事加以发挥，可以确定的是，他巧妙地将文学公案与当下学界现状结合，讲述的故事既异想天开又天衣无缝。更难得的是，黄平教授既有学术上深厚的考据功夫和强大的思辨能力，也有高超的讲故事能力，他能将两者水乳交融，灌注于单一文本之中，展现出学术与小说的深度交叉和融合；并且，采取了推理探秘的通俗形式，注重情节的曲折跌宕、环环相扣，不但兼顾到了学术的严肃性和小说的可读性，并且充分彰显了学术的理趣和文学的情趣；最后，从文人式的自娱跳脱而出，落脚到现实批判层面，一方面表达出一名青年学人的讽世艺术和游戏精神，另一方面又不失学院知识分子特有的公共关怀情怀，可谓是匠心独运、妙手别裁的融通“学者小说”和“学界小说”的佳作。 此外，学者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将抽象叙事空间相应转化为小说叙事中的互文。《鲁迅遗稿》的互文性相当显著，恰如小说第一句话“天空不像唐朝的天空了”，就暗示它将与鲁迅其人其作有深度勾连。小说中与文本产生互文关系的，不仅有鲁迅的作品、日记、史料，很有意思的是，还有长篇小说《杨贵妃》的文本残篇。尽管这一文本实际上是伪造的，但它其实是黄平借助小说中王平之手创作的，高明的、逼真的、具备明显鲁迅体的仿作，亦可看作是一种文本。小说正是在对文本的细读、猜谜和考据中，推进了情节的发展，又通过文本的互涉，通过它们虚虚实实、相互映照的关系，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边界，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探究和拷问。值得注意的是，和与鲁迅文本的互文相比，更深一层的是小说和鲁迅精神层面上的“互文”，也即是对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的继承，恰如作者在小说中感慨的，“鲁迅的世界太沉重了，总是会榨出他‘皮袍下的小’”。 无独有偶，本刊5期转载的短篇小说《大象》也是非常标准的学术性的学者小说。《大象》的作者孔亚雷是小说家，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译者和学者。这篇学者小说以“你”的口吻，借由对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文本、资料的细读和分析，得出一个关于她身世的惊世骇俗的结论。与《鲁迅遗稿》相比，《大象》跨文体特征更强烈，与其说是小说，它更像是一篇论文，或者干脆是一场读者与作者共同完成的智力游戏，大胆推论，小心求证，表现出学者小说特殊的智性之思和理性之美。 当学者写起小说，特别是学术意味浓厚的小说，能够给读者带来非凡的阅读体验，实现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智力与欣赏水平的“双向奔赴”，《鲁迅遗稿》和《大象》正是这样的例证。最后还要着重强调一句，学者小说不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它注定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狭窄的读者群体。不似通俗文学可以迁就、照顾普通大众读者，学者小说的“理想读者”必定是那些掌握一定文学知识储备，具备一定学术思维的读者，换言之，阅读学者小说是有不低的门槛的。例如，假使读者根本不晓得苏珊·桑塔格是何方神圣，对她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一无所知的话，阅读《大象》将会遇到巨大障碍，也不可能产生阅读兴趣。当然，优秀的学者小说能够既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向大众输出学术话语，普及文学知识，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