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仅从题目看，徐坤出版于2022年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很容易让人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那部经典著作《神圣家族》；但其实与之关系更为直接的，似乎是恩格斯的另一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书中，恩格斯追溯了婚姻家庭的起源和演变，指出今日我们所熟悉的专偶制婚姻“绝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1）这一描述无情地粉碎了很多人关于婚姻的浪漫想象，使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显得暧昧不定，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因素：“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2）
    和《神圣家族》一样，《神圣婚姻》中的“神圣”二字大概只有作为讽刺才能得以成立；而较之人们通常所理解和向往的那种以甜蜜爱情为基础的所谓天作之合，徐坤在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一个个家庭，更多是因利益而聚合或分离，似乎恰恰印证了恩格斯论述的真理性。即以顾薇薇和萨志山的婚姻为例——这一对相对而言其实已算美满，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榛都很喜欢到这个家庭“蹭温暖”，（3）但萨志山贤惠顾家的“家庭煮夫”形象，虽然一定是出于他对顾薇薇初一相见便欲罢不能的爱意，又何尝与两人经济收入的悬殊无关？小说早已暗示萨志山恐怕也未必“安于”这样的家庭地位：“怀才不遇，软饭硬吃，萨志山从一个青年帅哥，就变成眼前这人有点颓、略微丧的形象了。”（4）之所以“软饭硬吃”，还不是因为“怀才不遇”？对此顾薇薇其实心知肚明，甚至颇为自得地提炼出一套理论：“婚姻杀手可真是太隐蔽了，我要给婚姻和爱情这种变化莫测的东西，找到对冲风险的恒价物。你看对我们老萨，这个家的一草一木一猫一狗都交给老萨，拴住他。”（5）尽管幻作“一草一木一猫一狗”这样温情的表述，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里所谓恒价物，本质而言正是货币。作为看惯了离婚官司的知名律师，对婚姻有如此切实的认识当然不足为奇，只是这恒价物即便拴得住婚姻但能否拴住爱情，还是令人感到狐疑。无怪乎毛榛都忍不住在心里追问：“爱情的恒价物是什么呢？拴住就够了吗？”（6）
    但无论如何，至少仅就婚姻而言，顾薇薇或许是对的。小说中诸多婚姻关系，几乎无一例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经济关系。孙子洋的父亲再娶，需要贪污200万另筑爱巢；而东窗事发，孙子洋的母亲和前夫家族最大的纠纷就在于是否变卖婚内的一套住房。孔令健的前妻之所以纠缠不休，当然也多少出于惨遭抛弃的怨愤，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因为钱。当樊梨花表示可以把孔令健退回去，让他们复婚时，前妻直接怔住，下意识表示：“我要100万，我要人顶什么用？我不要”。这真是叫人忍不住捧腹。徐坤就是用这样幽默而刻薄的笔调，写出了旧情难了、念念不忘的某种本质。其实话说回来，假设没有樊梨花这样坚强的经济后盾，孔令健和小媳妇王小萌哪有什么幸福生活可言？甚而言之，大概孔令健的事业能否那样一帆风顺，恐怕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婚姻经济学当然不仅肤浅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是构造出一系列的利害算计。小说开篇那桩本应百年好合的爱情何以无疾而终，一度让我深感困惑。从经济水平衡量，孙子洋家即便较程田田家富裕一些，大概也富得有限。论及在北京买房，尽管不大情愿，程家仍表示可以一家一半共同承担，这已经很能证明财力了。那么何以孙家宁可借遍亲戚也不要合买，还要逼迫小情侣分手呢？孙子洋给出的有关数学的借口当然让人啼笑皆非，在程田田不断逼问之下，才似乎让真实原因露出了端倪，那居然与程田田的大姨毛榛有关：“我妈说，本以为你家有个在京当副厅长的大姨，合计着能借上力，结果却一点忙都不帮。你家人都太无情了。咱们两家，过不到一块去。”（7）或许在孙家看来，副局级干部已足可手眼通天，搞个购房资格还不是手到擒来，直接送给侄女一栋房怕也理所当然，孰料毛榛无权无钱，当然令孙家失望。而孙子洋进入“四大”工作后孙家的得意劲儿，足够让他们对儿子理想的岳家有更高期待，又何必与毫无势力可言的程家结亲？这当中的计较早已超过单薄的货币本身，涉及对家族整体实力的衡量。而孙子洋这番说辞中最有趣的，是居然说出了“无情”二字。我们因此知道，在某种约定俗成的认知中，功利盘算早已成为感情的一部分，可以堂而皇之作为婚配筹码，则经济问题不仅构成婚姻家庭的核心命题，更可能早已内置于所谓爱情当中了。
    贰
    不难发现的是，婚姻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乃是房子。事实上，整部《神圣婚姻》最初的叙事动力就是由房子提供的：孙家为了给孙子洋购置北京房产，使出了假离婚的招数。孙子洋的母亲——挂靴二人转演员于凤仙和北京“老炮儿”那云桥假结婚，获得了北京购房指标。因为一套房子，于凤仙和那云桥尚未谋面，便已造成了一段事实婚姻的顺利破产和一段可能婚姻的无疾而终；当然，最终也重新成就了四段姻缘，从而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可以活跃地组合。与之相映成趣的，还有毛榛所在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巡回检查组在研究所查出的三个问题中，有两个都和婚姻、房产有关：周建锡与薛美花为买房假离婚，而庞小芳和姚大壮则为了房子假结婚。就此而言，“神圣”的哪里是婚姻，分明是房产。并不是为了婚姻去购置房产，而是围绕着房产重新组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怪乎顾薇薇评价说：“婚姻是房屋的精神内涵，房屋也常常成为婚姻的信物。”（8）这样的表述倒是似乎印证了《神圣家族》中反复强调的真理。
    但岂止是婚姻而已？作为一种空间存在，又处在更庞大的空间结构当中，房屋所承载和折射的精神内涵何其丰富。孙家在北京购置的房产地处东南三环的潘家园，关于这一区域，小说有长达两三页篇幅的精彩描述：这里是北京的CBD，“有央视、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等传媒企业新址，也是丰田、通用、北京现代、德意志银行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总部所在地，还是国内众多金融、保险、地产、网络等大型企业聚集区”。（9）但尽管“马路边上高楼直插蓝天，胡同深处店铺依矮相依人声鼎沸”。（10）潘家园一带不仅矗立着那些前卫时尚的高楼大厦，还是从清朝末年“鬼市”发展起来的旧货市场所在地；除了那些高精尖产业之外，这里还有廉价而大众的眼镜市场；而在旧货市场和眼镜市场周边，就是大片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旧福利房。30年过去，那一排排六七层的筒子楼何等斑驳可想而知，尽管政府已经做了认真的整治改造，也依然难掩那种明日黄花的颓败。那么住在里面又当如何呢？——“当年，那些老专家老学者们，刚从牛棚、干校回京，开始恢复工作，能分上北京这样一套五六十平米新房，简直是住进天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老专家老学者不断离休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也渐渐破旧折损。……等到新世纪又过了十年，问题又来了：板楼没有电梯，那些年逾七十关节有疾行动不便的老同志，已经下不来楼了。……每年前去看望老同志时，毛榛心里都五味杂陈。那些老旧的格局和采光不好的房屋里，沙发布艺老旧，书报杂物堆积，每家的书房都把家里地方占去一大半，缺乏整理，乱七八糟。”（11）——从屋外到屋内，从惨淡的现状追溯到体面的过去，小说对孙家房产及潘家园区域的这番介绍，真正写出了“大马路，小胡同，老北京，新气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像北京这样一座建城三千年、建都八百载的古老城市，在层层累积的空间地质层中贮存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时代变迁。当小说将这一区域、这座城市不同时代的不同面貌并置、重叠在一起，呈现出的是相当复杂的社会构造和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神圣婚姻》将那套未能如期履行使命的婚房安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分明是在提示我们，在一个个温暖而狭小的婚姻家庭门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变动不居的空间，还有历史如潮滚滚而去。因此只有在更久远的时间与更开阔的空间当中，才能更好理解婚姻问题的现状，及其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也才能更好地理解金钱、房产、情感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位置的变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不无揶揄地提醒我们：“2016年，当铁岭孙子洋一家人对北京潘家园地区进行房屋崇拜时，居此快三十年的当地居民们，却已纷纷从狭小拥挤的老式居民区撤离，奔向更广阔更舒适的四环五环外去生活。”（12）我们由此格外意识到，孙家费尽心力置办的那一套小房子，在北京城里显得何等脆弱，何等微不足道，正如孙子洋和程田田那不堪一击的恋情一样。以此为契机，《神圣婚姻》尽管的确以婚姻聚散为叙事枢纽，但其实还讲述了另外的故事，那是关于“京漂”的故事，是关于外省人如何在如海王城中安藏己身的故事，是年轻人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如何成家立业的故事。小说由此不仅把婚姻命题放置在了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也通过将外部世界引进家庭当中，升华了关于婚姻的思考。不妨试想：即便孙子洋和程田田按原定计划成婚，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就一定会幸福吗？小说颇花费了一些笔墨讲述两个年轻人的成长轨迹和由此造成的性格，那当中饱含着作者既疼惜又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感。作为被莫名抛弃的一方，程田田诚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毛榛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程田田的问题在于“依赖惯了，到哪儿都想找个人依赖，自己不愿动手动脑。……这下好了，轻轻松松被甩了，啥也没有了”。（13）孙子洋呢？小说伊始，作者几乎难以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厌恶和轻蔑，但是当这位单纯的留学生以近乎颟顸的正直搞乱了职场里所有潜规则，在工作上处处碰壁，作者似乎也不免发出一声叹息，叹息在那样的环境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终究一无是处。可以想见，这样两个年轻人，即便能够相偎厮守在潘家园那破败的楼房里，恐怕也会在屋外残忍的红尘中遍体鳞伤。婚姻需要房子作为信物，但这脆弱的信物还不足以抵御一切风险。假如婚姻意味着或至少期待着两个人的成熟，那么孙子洋和程田田，在这座庞大的北京城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叁
    不过，为什么一定是北京呢？小说反复提到“王城如海”，可如海的又何止是王城？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在不同的城市里各自历练，学会和这个世界如何相处，为所谓的神圣婚姻或自己的成熟，提供更内在和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的故事当然不必发生在北京，而可以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座城市。既然如此，《神圣婚姻》又何必将北京写得那么具体，那么纤毫毕现？
    小说的尾声部分，给予这个问题以直接的回应。那时程田田刚刚结束支教，再次回到北京，跟潘高峰提出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潘高峰说：“作为一个在北京出生成长的人，我也觉得你有必要去。北京不止有你去过的潘家园雍和宫鸟巢CBD，北京还有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天安门广场，有天子明堂。所以，北京才能叫北京，所以，北京才跟上海跟广州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14）如果我们还记得小说刚开始时，程田田也曾对到北京游玩怀揣憧憬——那时她向往的是北京欢乐谷，因此和想逛庙会的孙子洋发生了争执。对北京的不同期待，或许已然暗示了他们难免分道扬镳——两相比较，就不难发现程田田已成长了多少。让程田田成长的是四川的支教生活，是祖国的广袤大地，但这大地恰恰和潘高峰所说的北京之独特紧紧联系在一起。北京在这里已不是一座具体的城市，而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以北京的这一独特性为召唤，程田田的成长自有特别的分量。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何以小说下部要花费那么多笔墨去书写萨志山，以及在这部看似以婚姻为主题的小说里，毛榛所在的那个研究所会占据那么大的篇幅。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地址，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北京空间：“这套三组的楼群1906年由留英建筑师沈琪设计，用慈禧挪用的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所剩余款建造，成为清末陆军部和海军部所在地。1912年这里是袁世凯的总统府，1924年为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科学院的国际研究所集中搬到这里。”（15）但重要的并非空间的历史，而是今时今日，在复杂的历史地层中人们看到了什么，选择了什么。当茶话会上，老先生们勉励后学说道：“你们今天在清朝海军部的旧址来研究宇宙，研究星辰大海。这是很有寓意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你们赶上了好时候，中华民族复兴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这代人肩上了！”（16）我们便不难理解研究所在这部小说中的意义。而除所长孔令健外，萨志山显然也是这一价值的集中体现，只是和程田田一样，他真正实现价值也是在携带着“北京”这一符号所赋予的特殊责任感走向大地之后。“家庭煮夫”萨志山在挂职副市长的岗位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并因此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那是顾薇薇从未认识过，或许也无法理解的萨志山，这样一个萨志山在告别了由奢华别墅搭建而成的小小家庭之后，终于重新寻找到了爱情与婚姻的新可能。
    于是我们赫然发现，《神圣婚姻》并非真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神圣”这个词，它之所以残忍地拆除掉那种想当然的婚姻神圣性，或许只是想要提醒我们，“神圣”的构成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于凤仙和那云桥的假戏真做，孔令健家中前妻与小媳妇、长子与幼子的握手言欢，都足以证明作者对家庭当中的温情仍抱持着足够的乐观与期待。只是那种温情一定不是当初程田田肤浅的依恋，也不是萨志山长久以来的委曲求全。今时今日的家庭与婚姻当然仍有其世俗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物质基础绝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货币，或货币可以轻易兑换的任何物品，而是将小小家庭笼罩其中的整个社会机制。因而婚姻的神圣性首先有赖于其中的每一个体首先完成饱满舒展的自我，才能确认自我与他人的情感。然而在这庞大的社会机制中，个人何等微渺，大概唯有汇入更为神圣的光芒中去，其自我完成才扎实可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直到天安门广场那神圣的时刻，程田田才终于明白：“只有走到这里，我才算来到了北京，我才真正找到了北京。”（17）
    而就此而言，《神圣婚姻》中的婚姻又哪里只是婚姻而已？所谓婚姻，是本可以毫无相干的二者在彼此确认也确认自己，是在某种关系或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因而，个人与个人的缔结诚然是婚姻，个人与研究所、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缔结，同样是某种抽象意义上的“婚姻”。《神圣婚姻》借由世俗婚姻所引发的种种思考与感慨，由此可以在更多层面提示我们持续反思那些永恒的命题。譬如，个人究竟如何能够在看似平庸的尘世中抵达神圣？
    注释：
    （1）（2）〔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69、85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17）徐坤：《神圣婚姻》，第53、55、58-59、59、29、57、18、19、20-21、20、78、265、35-36、37、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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