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传统在中国古代批评历史中早已有之，选本的最终呈现既是编选者对作品进行择优的结果，也是编选者自身审美意识的体现。江南大学郭勇教授的《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着重选取20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四个时期的新诗选本进行考察，他以历史性为经，以审美现代性为纬，考察百年中国新诗经典化的特点。
在以“百年新诗选本”为题时，郭勇注意到了新诗选本背后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发生了转移。新时期以来，研究范式主要发生了两次转移：一次是从“20世纪中国新诗”向“20世纪/百年中国诗歌”转移，一次是由“20世纪/百年中国诗歌”向“百年中国新诗”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20世纪/百年中国诗歌”范式，是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总框架中生成的，是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对几个阶段中国诗歌的打通。而21世纪初从“20世纪/百年中国诗歌”向“百年中国新诗”的范式转移，两者的命名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内涵殊异。这首先是因为“‘百年中国诗歌’是建立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基础之上，‘百年中国新诗’则意味着新诗与新诗研究从‘百年中国文学’的框架中独立出来，首次以宏观视角把百年新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其次，‘百年中国新诗’意味着是对新诗史的研究”。要对百年新诗选本进行整体观照，只有真正进入21世纪后才可能完成。
从新诗发展史观之，新诗选本的编纂与新诗创作紧密相连，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郭勇在书中将百年新诗编选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20—1948年的草创与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7年的‘一体化’阶段、1978—2000年的变革阶段、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在每一章节的具体阐释中，个性化新诗选本与具有新诗史意味的综合性新诗选本是郭勇的重点研究对象，二者在历史性与审美性上相辅相成，呈呼应之势。但相较于前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的个性化选本越来越多，这是当下新诗选本的多元化景观对新诗发展线性进化论的打破。我们知道，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争议不太多。在不同的美学观念影响下，不同历史时期对现代新诗的评价虽然会有出入，但总体偏差不大。反观当代新诗，往往因其时间的切近性，人们在其经典化的问题上往往难以获得一致意见。该书第四章“21世纪新诗选本的多元化景观”体量最大，正对应着当下的新诗创作数量上的递增。21世纪的写作受互联网影响，从传统纸媒到网络空间，新诗的数量不断增殖，要从众语喧哗的诗歌文本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作品颇为不易。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年度诗选成为最为活跃的一种选本分类。这也表明，对于新诗选本而言，重要的不是差异性的消除，而是差异性的合理呈现。
新诗的审美理想在选本中是何时被确立的呢？这应当从具体的新诗选本中去发现。郭勇在书中将这一问题溯源至新诗选本的初创期，而审美现代性的有无，直接决定了新诗是否具有被经典化的可能。除此之外，它还与新诗人主体性的塑造相关。从选家的选汰到选本的最终收录，是选家审美理想的完整表达。通过对不同选本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不同时期的诗歌审美观念。例如，臧克家所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一套极富新诗史意味的综合性选本。现代三十年新诗史的建构与诗人诗作的重新排定都是编选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这套新诗选本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和深远的历史价值。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选本《朦胧诗选》的出版展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对历史性的重视转向了以审美性为主导。21世纪新诗选本继续以审美现代性作为主导。谈到《中国新诗总系》这一综合性新诗选本时，郭勇充分肯定了其价值：“现代性质”作为《中国新诗总系》总的指导思想，编选者们正是由此出发对中国新诗及理论批评、史料进行整合，因此在编选标准中，“好诗主义”即“艺术和审美水准”排在首位，“时代意义”即“文学史价值”置于其次。这表明了审美现代性在新诗经典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正如对历史性原则“一言堂”的警惕，郭勇也注意到了对审美现代性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影响编选效果，因此选本须得注意其中的历史性。郭勇在书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从选本视角感受对新诗选本“重新整理、编选和研究的重要性”。
优秀新诗选本在推进新诗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存有“以选存史”的新诗史意识：以选本的形式保存新诗史料，对新诗进行系统化整理，并最终致力于展现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面貌。“以选存史”需要新诗编选者具备自觉的诗歌史意识。郭勇以朱自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张同道和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大师文库》诗歌卷、谢冕等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为例，说明了选本对于新诗史建构的重要意义。总体说来，新诗选本中以“选”叙“史”的文学史意识有利于直观展示编选者的文学理念和审美追求，与新诗多元发展的时代诉求相一致，在实现选本价值的同时，也影响了新诗的经典化建构。
新诗选本对诗人诗作经典化构建的推动是多方面的。郭勇在书中以《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为例，列举了该选本在新诗选本初创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复杂原因，并分析了这一选本及其诗作在接受史上的变迁。但进入1990年代，读者越发难以接受新诗选本中固化单一的价值引导，并且诗人们的个人化写作倾向也在消解集体化的诗歌审美观。但这两者并非对立，郭勇在此问题上赞同臧棣的观点。臧棣认为当代诗歌并不缺少阅读而缺乏有力的阐释：“它既需要被阅读，也依赖被阐释。只有阐释能促进价值的不断生成。”
在选本中，新诗的审美性与历史性犹如双股螺旋结构，共同推动新诗经典化的价值构成。对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经典化作出理论概括，需要分析不同选本所蕴含的选家审美标准、历史性原则，以及不同编选原则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典化的过程往往也是阶段性意识形态变化的体现，不同时期的新诗选本背后是不同时代文学接受的缩影。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时代的接受者在参与新诗经典化建构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将理论批评与具体新诗文本结合起来进行考量，既要有理论化的历史性思考，也要确证新诗文本本身的审美价值。
（刘波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刘青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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