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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前三九九年的一天，苏格拉底在流放与死亡之间选择了死亡。他的个人选择成了千古之谜。几十年后，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字面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动物”，隐约透露出苏格拉底赴死的原因，哲学家无法脱离城邦而生存，即苏格拉底依存于雅典而存在。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流放意味着毫无尊严的死亡。时光之轮转到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虽然对于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换一座城市生活没有性命之忧，但是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相当紧密，并且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维关系。 很难想象，如果帕慕克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会成为一名怎样的小说家，或者是否会成为小说家。文学的目的不是城市宣传，作家的使命也不是城市代言人，无可否认的是，作家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无意间充当了城市代言人的角色。放眼世界文学史，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圣彼得堡，乔伊斯与都柏林，雨果与巴黎……许多作家与其寄居的城市有着对位关系。即便作家离开了一座城市，城市文化与城市想象依然存在于他的骨血当中。前辈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我们这些文学晚辈提供了参考。反观自身，投奔深圳的十多年来，深圳的城市精神及其地域特质，怎样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文学生命？ 二〇一一年的清明节，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深大学生活动中心附近的一棵大榕树下，没有撑伞，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相南翔教授的到来。他在短信里说在附近的教学楼开会，等会儿跟我会合，谈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的事。大榕树的根须瀑布一样垂下，根须尖端时不时坠下水滴，落在脖颈上，激起一阵战栗。在等待的几分钟内，对未来的期待、初来南方的恐惧、无所适从的迷茫等各种心绪交织在一起，使我顾不上欣赏亚热带的风景。 终于，一个清瘦颀长的身影在路口闪现并朝我招手，示意我跟他去食堂吃饭。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走近了，才看清他极其严肃瘦削的面庞。吃饭时，他谈起邮箱里收到的我的几篇已在期刊发表的小说习作，说现在的文学研究生光顾着写论文了，几乎不创作，甚至没有兴趣创作，也可能没有天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严肃，怀有一颗温和善良的心。饭后跟他去了一趟附近的邮储银行，他到那里兑现几张稿费单。我站在银行门口望着他站在汇兑窗口，小说写作的理想忽然变得坚定。我思量着，什么时候我也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啊。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图景，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十多年后，我步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才明白，大学文学教师的生活方式最接近哲学家彼特拉克所设想的尘世间的理想生活，即“文学将成为你的国家、自由和快乐，并且闲暇、自由和孤独是艺术的源泉”。 从洛阳搭乘火车，在杭州短暂停留后再到深圳，我终于逃离了北方的生活，向南再向南，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寄居了下来，直到今天，或许直到死去。我一直不太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千方百计要到南方。也许正如彼特拉克坚信的神秘召唤，“每个人，无论是圣人、士兵还是哲学家，都应听从自己本性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南方之城深圳的召唤，是文学的召唤，也是命运的召唤。 二 我真正地深入这座城市的肌理是在二〇一七年，那时候，我辞掉了报社副刊的撰稿记者工作，做着专职读书写作的梦，并偏执地将这个梦付诸现实。我在罗湖区东门附近租了一间书房，每天躲进去读书写作。没有写作灵感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没灵感，就在东门周边闲逛，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人。有一天早晨我坐在东门麦当劳里，忽然意识到这是共和国第一家麦当劳，罗湖东门便是深圳的起源，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祖国的历史中。深圳的生活形态可能就是内地城市未来生活的预演，一个新的时代或许即将来临。有时候，我到城中村溜达，注目于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城市角落。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家与深圳同龄的鸡煲店；有一次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偏僻的墙角用液化气喷火枪烧烤猪腿，想必大街小巷的“隆江猪脚饭”就是这样加工出来的。公交站牌上的城市宣传语“来了就是深圳人”，在打工族的嘴里成了“来了深圳，交不完的房租，吃不完的猪脚饭”。人们常说，深圳是一座浮躁的城市，即便如此，也可在浮躁中找到安宁。这样城市漫游的无业生活持续了四年，直到二〇二一年考上博士重返深大。我不觉得这段生活虚度了光阴，在此期间，我对深圳有了深入的感知，对城市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当然，这段生活也激发出新的迷茫与困惑。 许多个南方的潮湿深夜，一个核心的问题萦绕我心头：我该如何存在？ 卡夫卡那样，白天面对保险局琐碎的工作，晚上躲进反锁的房间里写作？ 加缪那样，一边拥抱现实，一边感受着局外人的荒诞，成为都市中的西西弗斯？ 刘以鬯那样，分裂成两个自己，一个为了艺术而艺术，一个为了谋食而写作？ 进入大学读书或教书，是我能想到的在深圳的最佳存在方式。 入读文学博士彻底改变了我，甚至可以说重构了自己，自我定位变成了专业阅读者与业余小说家。一方面，身在学院，文学阅读与论文写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我找到了身份认同与谋生之路。另一方面，小说写作降格成业余爱好，一面可以规避成为面目可憎的“文坛中人”，一面可以真正成为“文学中人”。在我看来，总是以小说家或者诗人之类的虚无身份自居，滑稽且可笑。 读博阶段，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名纯粹的学生了，寄居深圳的现实条件不允许我当一名纯粹的学生。幸运的是，我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上午关闭手机，过着隐修式的读写生活；下午外出讲课或当讲座主持人，过着稻粱谋的公共生活。一半过着沉思生活，成为思想者；一半过着行动生活，成为行动者。在深圳的城市情境下，或许只有分裂才能达成生活的统一。其实，这正是深圳的城市特质决定了我的生活方式。若想拥有一间舒适的书房，必须成为一名行动者，必须响应深圳的两个关键词——“打工”与“搞钱”。另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我注重时间管理和读书写作的效率。于是，我在深圳创作的小说也多了一些与深圳生活相关的思考，短篇小说《城堡》追问高出世俗生活的那一部分藏于何处，《静止的摩天轮》探讨在一潭死水的城市生活中如何突破，《归去来》描写摆脱城市职场异化之后对精神家园的求索。 三 在刚刚过去的二〇二二年，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想去趟布拉格》由深圳出版社付梓。书封上印着我写下的几句话，基本上呈现了我的小说创作意图：“一位青春的知情者与信徒，躲藏在学者的兜帽下写作。那丰饶而神秘的南方，那躁动而荒芜的青春。用小说的透镜来看，青春意味着什么？用哲学的透镜来看，生命意味着什么？” 就像卡夫卡每篇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一样，我的小说也是写自己，因为我对他者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写作一篇小说，就是将个体性的自我放在故事的框架中进行审视，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真实。十四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奥卡姆在抨击经院哲学时指出，人类寄居在一个由个体存在者组成的混乱无序的世界，这种唯名论的世界观催生了人文主义思潮，进而影响了现代派小说的诞生。于是，描绘都市中个体性意义上的现代人，便成了现代派小说的经典主题之一。我喜欢这一主题，有意师法这一主题。并且，我喜欢不断成长、永不定型的状态。在我看来，过早风格化并非好事。 写作小说对我来说，既是恼人的折磨，又是极致的欢乐，既是牢狱，也是避难所。从哲学意义上讲，写作小说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的写作者致力于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有的写作者喜欢通过审视自我认识世界，只是路径和方式不同，并无高下之别，两者可谓殊途同归。而我，更喜欢第二种方式，安静地与自我对话，因为受到心底神性的召唤而写作。当然，生活在深圳，也对深圳的小说有着一定的认知。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兴城市，深圳有着无与伦比的召唤力，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南下寻梦的年轻人。当然，深圳的文学，尤其是深圳的小说，有城市本身赋予的特质。这种特质与深圳的城市化进程达成呼应。深圳建设初期，国门大开，厂房遍地开花，打工文学应运而生。此类文学多反映厂房和车间里的生活，同质化严重，大都不符合学院派的审美趣味。一些作家被定义为打工作家，“打工文学”成了深圳文学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随着深圳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深圳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文学的题材与内容变得丰富多彩，远非“打工文学”这一刻板概念所能涵盖。于是，有评论家提出以“劳动者文学”代替“打工文学”。“劳动者文学”这一概念更加糟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因此，将深圳文学归入“城市文学”更加合适。其中，小说是城市文学的主要形式。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深圳小说从创作模式上来看，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仍然占据着主流。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小说写作者很容易将寄身其中的城市与故城或乡土相比较，创作出大量的“双城记”式小说。当然，有些乡愁强烈的写作者依然写作农村题材小说。我认为，莫言、余华等前辈作家在乡土小说的写作上，树立起无法逾越的高峰。深圳作家寄身于现代都市，仅凭记忆与虚构写作乡土小说，实在不自量力，不合时宜。鉴于这种认识，我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创作的小说几乎全部以城市为背景，是一名竭力伪装为城里人的乡下人。城市成就着作家，城市也会是一种局限。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与伦敦无关，乔伊斯也没有只写都柏林。所以，我觉得小说创作，应该有“深圳书写”，也应该有一些超越地域局限、普世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深二代”的小说创作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深二代”不像父辈那样经历过艰难的打工生活，他们一出生就享受着现成的优渥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并且大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小说文化视野开阔，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特质，跟首代移民的打工小说有着质的差异。我个人觉得，他们即将成为深圳城市文学的未来。 深圳打工小说的式微、城市小说的崛起乃是必然趋势。打工小说是城市建设初期的产物，在深圳的都市化进入新阶段以后，反映白领生活或者知识阶层生活的现代主义小说势必成为主流。这类小说更具现代性色彩和全球化意识，并且不断与世界文学接轨。曾经的“文化沙漠”，定会变成“文学绿洲”，我愿意成长为其中的一棵小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