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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年初，我所在的影视公司想和报社其他部门合作做一部关于浙江首部反家暴法的短片，立法的出台跟杭州一起案件有关，我读了资料，写了一版梗概。写完没多久，一位渔业局的朋友打来电话，说起刚刚发生在奉化的一起船难，他同学的父亲就在失事船只上。他必须向同学亲口通告这一噩耗。 这个事件可能给我的启示更深，触动也更大。最初的构想悄然淡去，新的东西浮出水面，它是两个事件的结合。一切都很清楚：我想写的是事故发生后悬而未决的时刻；是怀揣希望但希望不断被磨损的时刻；是许下愿望却发现愿望许错了的时刻；当然，还包括被意外事件隐藏的积怨、宽恕与罪恶。按照一艘渔船基本配置14人计，那必然是群像描摹。我想以两个女性家属作为主视角，其他人的故事镶嵌其中。 先有人物，故事，再真实化细节，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想象的完整性，不受现实的侵扰。第一稿梗概写得很快，人物清晰可见，情节走向也很明确。写完之后，我联系了朋友，准备去当地做采访。他帮忙联系了一位退役的船老大，一位年轻的本地公务员，船老大和我说了自己几十年的海上生涯，官员则帮忙做了翻译。 第一次采访不大成功。不仅因为语言问题，还因为多年的海上生涯，使得他异常沉默。于其而言，这几十年，平平常常，无一可述，和我以为的康拉德或麦尔维尔似的航海生涯迥然不同。 因种种原因，短片合作告停，梗概一搁数年。我不需要写剧本了，但我想写个小说。每年我都会把梗概拿出来，看一看，想知道怎么写下去。我零散地搜罗报道，读着村史，做着笔记——毫无头绪。 二〇二〇年四月，我在广西，一天和报社时期的同事陈文君（八圈）聊起这件旧事，意外获悉他是奉化人。当时跨省出行已颇困难，我便整理了一批问题，让他代为采访。五月，他回到老家，帮忙采访了书记、专家及船老大，除了我原先的提问，还格外补充了历史部分，如旗帮和改制等细节。 我打算将手中的小说完成后即动笔。但一稿接一稿，每篇小说的完成都比自己预计的更吃力。等我离开广西，再访桐照，已是二〇二一年九月，到达村庄是晚上八点，码头的烟花彩排近于尾声，唯一的旅店以满房拒绝接待，我联系了他，他又联系了林书记，这才得以入住。 我后来才知道，自己幸运且偶然地赶上了一个特殊时刻，这是开渔的第一天，也是两年后的第一个开渔节。仪式凌晨四点开始。天降细雨，我走路去看雪窦寺的僧人做法事。之后回到酒店，再步行至码头，观看开渔和起航。那段梦境般的沿海长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开渔仪式结束，村庄基本空置，酒店也是，服务员去了村内操办宴席。我在村内四处闲逛，试图和留下的、数量寥寥的村民攀谈；我站在村制衣厂旁边的狭道偷听女工们的聊天；我在濒临坍圮的北山租房内，观察形色各异的外地船工妻子——她们刷视频以打发时间，等候丈夫们的归来。 这样的方式显然有些奇怪，不仅外围，还很鬼祟。采访连连碰壁，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刻谈论事故，且事故后的仪式与流程已被简化，和我当时了解的、文本读到的大相径庭。不过几年后的重访，最大收获是推翻了此前关于近海渔业凋敝的判断，休渔做法取得一定成效，早年激烈的渔船迭代矛盾也在减缓。 更重要的是，许多船老大已转成了渔船所有者，不再从事捕捞，二代们也极少从事渔业，真正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他们来自贵州、河南、广东等地，简单培训后即上岗作业，像其他工种一样，变成了季候工人。新移民们填充了旧移民离去后的空缺。 我不能忽视这些变化，故事的核心必须改变，主体也得改变，但我不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我决定先回杭州，写上几稿再说。但推进不顺，每次写不下去，我都换一个故事，像一种积极的消极，但躲是躲不过去的。次年一月，我改完一个小说后，决定彻底停下其他工作，专注于该稿的写作，最终勉强写完了两个版本，质量相当糟糕，连一个句子也留不下来。 三月，我再次回到村庄，想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此时渔期尚未结束，渔船也已经多次返航，比九月略热闹一些。每个清晨和夜晚，我都会去码头散步。白天那里充斥着喧嚣错落的交易之声，到了夜晚，只剩下淡蓝色的柴油烟雾。许多渔船到港已经是深夜，一群人静默地下锚停靠。我坐在石桩上，望着漆黑沉寂的大海和辛勤劳作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觉得自己能发现或是创造什么。 可能想到了童年江面的渡轮，也可能在想，为什么不干脆回南通呢？启东也靠海，也有渔民；为什么非得在这儿，忍受地理和语言的双重隔阂？ 我不知道。我猜很大程度上是不甘心，因为这里是故事的原点，从构思开始就没考虑过别的地方；我喜欢这里三高一低的岛屿地形，喜欢它复杂纵深的移民背景；但我也得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之前的故事构想无法成立，它脆弱且虚假，因为我只是看见了她们，却并不了解她们，不明白她们的困境，也不明白她们的诉求。仅仅凭借这样强度的采访和写作，是不可能写活、写实她们的，而我努力做的，无非是希望主角们走出幽暗的书房、面对世界白昼的强光照耀时，不至于顷刻烟消云散罢了——一个脆弱的故事承担不了这样的指望。 可我能理解谁呢？我又真的理解谁？也许是那些离开又回来的人，那些在新乡故土、任何地方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那些不断想在迷雾中辨清方向、却怎么也无法看清的人。好吧，我知道了，是本来的次要人物小马，只有他才能以一种既内部又外部的视角看待这些人事。 我能理解小马，但更多是不满。很多时刻，他都可以多做一点，哪怕结果徒劳，也比什么都不做好；我不满他总是想明哲保身，不满他总是给自己太多借口。所谓平庸之恶，在今天人人都自觉身不由己、没有更好答案的处境下，在暴力和恶变得更微小、更隐蔽的时代里，更大、更普遍的问题是平庸本身，在抱怨身不由己的同时，我们必须追问自己，到底怎么将自己送至这一处境的，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毫无选择余地吗？这些批评，这些指责，这些反思与要求，不可能针对任何人，只能是我自身，因为归根结底，小马就是我自己。 这是一种局限，因为我能写的人物类型如此有限。但第一次，小说写作真正地顺利了起来。成稿比我预期的篇幅短，但密度高，结构看似线性，但信息给予的方式是自由的，之前的工作散落在文本内部；写时正值上海封控，许多因虚构故事延伸出来的抽象思考变得具象，显而易见，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此外，我深明自己想讲述的始终是另一个故事，作者当然有一项基本权力，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故事不能被讲述，不能在此刻被讲述，我们可以讲述另一个作为代替，把解码藏在其中，然后一次次地，重新开始；但我也得向这过程里提供帮助的师友们道歉，因为他们可能期望的是另一种，但现在却是这样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