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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第一次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三十多年过去，一共写了大约两百万字文章，有九种个人作品集行世。前几年，出版社几次约我出文集，我对写过的东西大部分不满意，所以一拒再拒。 不满意是针对写作水平而言，不过这只是拒绝原因之一，羞于启齿的主要原因是，互联网发达到今天这样，公众表达早已没有壁垒，涌现出太多写文章的高手。而且他们写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新颖，节奏越来越快，气势越来越磅礴，这都让我常常自愧，我这种节制、克制、仍在斤斤计较遣词造句的文章太过时，哪还有人愿意读。承认过时很丧气，就老不承认。 疫情开始，谁也没料到如此旷日持久，抑郁、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也包括我自己。每天在网上浏览超出正常经验值的内容，讲道理一万个明白该远离，手指头却停不住，在屏幕上划来划去，看了更抑郁更焦虑，陷入恶性循环。 即便是如此恶性循环，里边也有一丝光亮，比如我就不时看到读者说，又拿出束之高阁已久的我的书，心情不好时随便翻开一页读，居然会有心平气和、短暂出离之效。又或者因为认同文中一些说理，继而放宽心量，对现实种种有了更深广的解读，因而有些许释然。 这些读后感令我讶异，更令我豪气顿生，觉得之前点灯熬油苦心写下的文章或许真的没那么过时。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孔子当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人的心里变幻莫测，穷追到底也无非那些旧情感、旧道理。 我主动联系出版社，说出文集确实不配，不妨出一套自选集，具体能挑出多少心里没底，试试看。 选稿过程应了那句流行话：痛并快乐着。忽而悔其少作，忽而又觉得，十几二十年前写下的东西，居然切中时弊。忙碌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从二百万字旧作中选出四十万字，出成三卷本的《杨葵自选集》。 书稿编竟那日深夜，我到洒满月光的院子里抽烟踱步，先是注意到，虽是深夜，有了月光便四处亮若白昼；继而突然对自己写过的所有文章有个总结——写来写去内容不外三个方面：过日子、阅读写作和各式各样的人；想说的其实也就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 就在编书过程中，社会上经历着很多“一刀切”。“一刀切”害人是个常识，平时人人皆无异议，都会高喊实事求是；然而一旦自己掌点小权，有权决定点事，“一刀切”顺手就来，生命基因似的。再比如，很多吵到脸红脖子粗的讨论，经常有人不自觉地就会假想个绝对真实，觉得有个固定不动的客观；可是站在不同角度看到的真实与客观是不同的，这也是个常识。还有个高端的研究中心在疫情过程中发布一份最新研究成果：“信息自由流通是最好的防谣止谣方法”。我看了这份报告哭笑不得，这就相当于一群研究人员花时耗力研究出一个成果：糖是甜的。这是常识。 再说逻辑。还是编书过程中，有天意外重读了一遍作文名篇《滕王阁序》。小时候会背诵的，五十多岁再读，看得特别慈祥，因为太像一篇大学生的应试优秀作文了，无论意趣还是遣词造句。这当然是个人阅读理解，我在个人微博上记录了一下，不想竟惹起众怒。网络时代互相骂来骂去是常态，没什么好说的，我想说的是很多谩骂的点都是：我看你写得比这差远了云云。可见谩骂者的心底一种逻辑根深蒂固：你说一部电影一部小说不好，就意味着你在说自己拍或者写得更好。 编书过程中读到一篇关于逻辑的研究论文，说今天的中国内地高校依然没有普及逻辑教育，甚至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中那一点最基本知识，在群众中普及都十分困难。这篇文章写到中途，还讲了个小故事：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批判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讲完，金岳霖带头鼓掌，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至于爱，是超越常识和逻辑的人类情感能力，但它经常被理解成简单的好人好事、孝顺父母之类。它们当然也是爱的体现，但不是我要讲的爱。一位出家人说过一段话：一切思维和计划都自然地消失，但这是自然的过程，而不是逻辑推理。当一切都不知去向，你在没有边际和中央、没有立足点和参考点的空间，这时的心，仅仅是明晰的一种力量。这种充满力量的空间宁静地流动，没有任何事物能凝结它……嗯，这是我说的这个爱。 那个月光遍照的深夜，思绪如脱缰野马想到上边这些，回到房间书桌边，写下了准备放在自选集封底的一段话，先说始终在写三方面，又称想说的不外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最后一句是：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看似无比简单，却是最难。 （来源：财新周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