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上海书展，一直为文学热情张罗的走走匆匆忙忙对我说，晚上弋舟和田耳来，你一起吃饭吧。其时我刚写文学评论不久，还在左支右绌地尝试摸索自己的风格，来不及知道文坛上的秀出人物，正准备问弋舟和田耳是谁，她已经赶着去张罗别的事了。吃饭前准备询问的时候，她却还没等我开口，就已经告诫道——不要劝弋舟喝酒。待我要问一下为什么，并说明自己早已戒除了劝人喝酒的恶习，她却又一阵风似的去忙别的了，我只好带着一肚子疑问先找地方坐下来。
    不久，弋舟就来了，单肩斜挂着一个双肩包，迈着一种似乎精心设计过的步伐，面色黯沉，深情落寞，没有跟人热络寒暄的意思，于是也就各自无话。那天饭局有十三四个人，气氛颇为热烈。我因为牢记着走走的嘱咐，跟弋舟只象征性地碰过一次杯，其他时候，就见他在一个人默默地喝酒，等喝到后来的时候，眼睛便开始湿润，唯沉默保持不变。饭局快结束的时候，田耳从别处赶来，随之便掀起一轮高潮。田耳显然已经喝高了，好像在嘟嘟囔囔跟大家道歉，却谁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的时间，我就看着田耳东倒西歪地在座位上摇晃，不时还挣扎着要站起来敬酒和接受敬酒；那个被禁止敬酒的弋舟，仍在自斟自饮，只不时抬起湿润的双眼，茫然而无辜地看着大家。
    后来，走走带给我弋舟的《刘晓东》，并跟我说，写得好，语气斩截到不容有丝毫犹疑。不知是不是心理暗示，反正我读《刘晓东》的过程中，耳边就不停地回荡着“写得好，写得好”——确实写得好，因为起码，小说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形象，即便在沉默里，也有种无遮无掩的柔弱，带着明显的幽辟孤冷，跟我那天晚上所见的正同——即使你并不喜欢：“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
    后来我就找了弋舟的其他书来读，更觉得能与那天晚上的印象符合。《刘晓东》之前的作品，有一种飘荡的幻想气息。那些小说中的平常日子，有绵延致密的细节和具体而微的想象，尤其是对人物内在情感的处理，揣摩功夫下得透，转折处布置精心，没有常见的突兀和尖锐，准确能时或看出作者深邃的用心。可等这一切团拢起来形成整篇，却又似乎跟所谓的现实并无太大的关系，现实中的干净或污秽、温存或敌意，仿佛都经过了意识的再造，笼罩上了一层明显的反省色彩，磨去了其中的粗粝感，显出整饬的样子。或许是因为这有意识反省牵连的对人世的怜惜，即使再小的事情，再琐碎无聊的瞬间，都能渗透出浓重的悲悯感，显示出独属于弋舟的艺术质地。
    《刘晓东》于此更进一步，把反省指向自身，开始了自我审判。上世纪80年代已还，理想消退，琐碎代替了崇高，时代的聚焦点从理想变成世俗，原先光芒四射的人物也颓废在尘世里。在这样的时代交替里，人们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默认时代的选择，把责任推给时代和他人。最后，是看起来柔弱无力的刘晓东，承担起了反省的责任。他有自己卑下的心思，复杂的爱恨，挣扎于绝望和虚无之间，矛盾重重，犹疑不定。可最终，只有这个柔弱且矛盾重重的自我审判者，才是小说中唯一担当起反省这个时代的人，因为只有他明白，世界的败坏与自己有关。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反省者，检省着自己对眼下这个糟糕世界的责任，不置身事外，不借故推诿，而是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微弱力量，努力打开他经历的时代，见证它的起伏，体会大变动中人的委屈，在小说里洗净荒芜世界留在一代人心里的伤口。
    或许是因为《刘晓东》中明显的自罪感，我觉得弋舟此前小说里的悲悯，似乎也转进了一层，流露出某种庄严的气息，堪称书写或一情形的标志性作品——自《刘晓东》之后，所有推卸责任式的书写都将失去价值。只是，我在被鼓舞的同时，却也有了些隐隐的担忧，小说在自省同时流露出的自怜式的柔弱感，很容易把人捆缚在某些细致周密的固定频道——或者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的担忧，柔弱的自省有时会把人从生活的烟尘中生拉出来，耽溺在意识的（故作）清净境界里，就如弋舟自己说的那样，过上一种奇怪的“二手生活”。
    2015年暮春，我因机缘待在北京一段时间。有天中午，忽然收到弋舟短信，问我是否在鲁院，他正巧来京，或可一见。仍然是单肩斜挂着一个双肩包，迤迤逦逦走进了鲁院的食堂，相约晚上聚聚。那时张楚还待在滦南过他的“一手生活”，弋舟电话过去，“一手生活”立刻乘大巴紧急赶来。晚饭吃到十一点，弋舟的话多了一些，酒意却仿佛刚刚上来，意犹未尽，于是又赴簋街夜宵。开喝不久，一个抱着吉他的歌者在店外徘徊，弋舟忽然感动起来，从他的双肩包中掏出钱来递出去，却并未点歌，而是自己走到歌者的位置上，满怀深情、满眼泪花地高歌了三曲。据说歌声动人的“一手生活”，就那样看着“二手生活”完成了自己的深夜演出，当然并没有忘记鼓掌。
    那天晚上的歌声几乎消除了我的担忧，也让我无端相信，弋舟引用卡尔维诺小说中的那段话，不是借机标榜，更不是心血来潮：“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生活在烟尘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这种雾蒙蒙的空气，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用弋舟自己的话来说：“我终于明确地知道，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背景，就是我一切悲伤与快乐的根源。我想，也许当我竭力以整全的视野来关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时代的破绽，这也许会赋予我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唯有此，才能解决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轻浮，让我以缺席的方式居住在避难的时空里。”
    《丙申故事集》的出版，让我确证了自己的感觉。这本集子收入弋舟丙申年写作的5个短篇，让人觉得作者对世界的容含度提高了，小说打开了一个特别的内在空间，新的血肉生长出来。生活的烟尘大面积地在小说里蔓延，却奇崛鲜烈，于人世的萧瑟孤寂处透显出顽韧的生机，从而有了更具活力的庄严，就像那个“地铁菩萨”——“车过高碑店时，上来一个女人。她大概有50多岁，很胖，肚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但她却穿着件正常身材的人穿上都会显得逼仄的小夹克。她浓妆艳抹，面无表情地坐在我的对面，长长的蓝色睫毛一眨不眨。她旁若无人，像一尊正襟危坐着的膨胀的菩萨。我突然感到羞愧难当。这尊地铁里的菩萨猛烈地震撼了我。在我眼里，她有种凛然的勇气和怒放的自我，这让她看起来威风极了。”
    我把弋舟的这批小说，称为“盛放在拗格里的世界”。它安置了世界本身的粗砺和不完整，却不是削齐磨平，而后让它再生般地重生在虚构的世界里，就像古诗里的拗格，看起来每一处关键的平仄都不对，却在全诗完成后呈现了全备的美感。除了偶尔还是会流露出的幽辟孤冷，那些亘古长存的山川、劲力弥漫的日常进入小说，打开了人内心的某些隐秘之处，勾勒出早已被现代小说遗忘的雄阔野心，阅读者或将缓缓感受到其中含藏的巨大能量。
    前几天，弋舟在朋友圈偶尔晒出了冯象翻译的《摩西五经》和《智慧书》，并略述心得。我不禁猜测，这个一直在小说技艺上不懈向上的人，现在算是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和叙事经典吧，他将会如何借此调整有时轻易示人的柔弱，打开自己略显夸耀的幽辟孤冷，又是怎样把身心所得惬洽地安放进新作品中呢？他或许会充分意识到，时代和自身的破绽，都必须经过更为严苛的反省，因为小说写的，并不是平常生活，而是对平常生活的洞见。有分教——非关幽冷俏模样，庄严赋尽烟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