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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学再添一抹殷红——读朱增泉《红楼梦诗词全钞》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吴平安 参加讨论


    
    年逾古稀的将军诗人朱增泉,刚打完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捧出5卷本洋洋130万言的《战争史笔记》之后,未及解鞍少驻,又沉浸到《红楼梦》诗词曲赋中去了。从烽火硝烟的古战场转身到花柳繁华的大观园,由苍凉的刁斗胡笳切换为缠绵的江南丝竹,一张一弛,倒也正合文武之道,只是红楼凭一书而成一门显学,前人之述,早已汗牛充栋,如作者所言“红学常红,深不见底”,即以其诗词的“单项研究”而言,学者专家,也大有其人,已有多个版本在前,不惮以“业余段位”侧身其间,是要有一点勇气和底气的。
    作者的勇气,源于“红学常红”的美学判断。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红楼,每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作者的底气,不但源于此前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的丰富著述,更源于历经半个世纪军队实际工作历练的辩证思维,已经深入骨髓溶于血脉,登高望远,自有别一番风景,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全钞》,便能自成一格,为“常红”的红学再添一抹殷红。
    体例编排,是作者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作者首先斟酌版本,勘定异同,将一百二十回245首(篇)诗、词、曲、赋、联、令、谜、偈、歌,分回悉数收录,而《全钞》文本呈现最醒目之处,是将作者245帧书法作品缩小影印,置于正文之前,一则与所录诗词构成互文,二来行草潇洒,装饰页面,相得益彰;诗词录于中,再以按语接于后,展开解读。按语所写,也并非诗词的简单诠释串讲,而是将其置入到原著语境中,以见其意涵,却又不是对原文的照录,而是引中有评,评从引出,且牵连全篇,环顾首尾,不拘泥于一章一节的内容。在评述的文字风格上,简洁而雅正,尽量与原著行文风格谐调一致,是作者努力把握的尺度。如此这般,读毕《全钞》,不啻于把红楼全书,又从头至尾温习了一遍。这些看似形式问题,反映的却是治学的思想方法。
    比体例编排更内在的美学价值判断,是对红楼诗词“定位”的独到见解。《红楼梦》是中华瑰宝,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已为世所公认,自不待言。那么,将同样的评价赋予红楼诗词是否恰当呢?以往论著,便多有阐释过度之嫌。作者则跳出红楼,将其诗词置于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的宏大背景之下,便“立刻被高峰耸立的群山所淹没,不显其峰峦”了。作者对第二十三回宝玉所作的四首即事诗,便作了“诗品、辞藻均一般”的评价,并借曹雪芹嘲讽“一等势利人”,对贾府十二三岁公子所作溢美不绝的趋炎附势之态,无疑有点醒时弊之效。吟诗赋文,可以而且必须有作者的情感投入,甚至在鉴赏阐发上,也认可“趣味无可争议”的审美现象的存在,而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则毫无疑问必须尽量将主观性放在一边了。
    与此相关联的,是将《红楼梦》定位于“政治历史小说”一派,这诚然也是红学的重要一支,有其学理上充分的合理性,但以往有些文章往往过度执著于政治层面的探幽发微,有意无意拔高其思想性,这也是作者力图避免的倾向。作者并未否认《红楼梦》“对封建制度、封建官僚家族的强烈批判色彩”,但他认为这种批判动力,是源于曹雪芹因家族败落而饱尝的人世辛酸的“切身感受”而非“思想认识”,因此其批判“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作者在解读《红楼十二曲》的“收尾总曲”《飞鸟各投林》时阐发的这一观点,笼盖了对《全钞》的整体解读。
    上述认知,可视为作者对红楼诗词的宏观把握,在具体到一篇一首、一联一语的解读时,作者又自我划定了不可逾越的边界。诗无达诂,系学界共识。越是优秀的诗词,越是享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经典则是不可穷尽的。不过这一基本的美学原则在解读红楼诗词时,却不能不受到限制,盖因红楼诗词是特定章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解读便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自成一格式的别解,在常规诗词鉴赏中通常会受到赞誉,而面对红楼诗词,审美的发挥却应当在科学性前止步了。
    第一回《中秋咏怀联》,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联曰:“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联语中“玉”、“钗”所指何人?有研究者认为当指宝玉和宝钗,并从脂批“二宝和传”一语找到了坚实的论证基础,且进一步将此联解读为对宝玉宝钗婚姻的暗示,乍看似乎天衣无缝了。《全钞》的商榷指谬,先从宝玉对宝钗,从未起过“求善价”之心,所钟情者唯黛玉切入,继而将贾雨村中秋之夜所赋五律一首、联语一副、七绝一首相互联系,考证出上联语出《论语·子罕》:“子罕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下联则嵌入了贾雨村的表字“时飞”,得出“玉”乃贾雨村自比,“钗”乃甄士隐家丫鬟,此联乃贾雨村内心世界真实流露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持之有据,合情入理,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案例,匡正了对脂批所抱的“凡是”态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毫无疑问,245首(篇)红楼诗词,无论是着眼其在全书中的地位,或是着眼其艺术水准,甚至其字数的多少,都并非是“等值”的,按语的解读,便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长其宜长,短其宜短,绝不平均使力。且看第十二回那篇《会芳园赋》,写的是凤姐从秦可卿房内出来,绕进宁国府会芳园时眼前景致,无非花红柳绿,莺啼燕舞,以四六体铺排渲染一番而已,很难说别有深意,文字亦无甚繁难处,按语遂只把相关章节略加介绍,告诉读者此赋背景即止,并未在赋文解读上流连。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词》按语却大异其格,因系红楼诗词名篇,便不惜以4个页码篇幅,用心用力,多方切入:首先是依编排体例介绍原著语境以通其意,继而抓住其缠绕回环、细腻绵密的写作特点和凄楚悱恻、真挚感人的情感表达,在鉴赏上写下许多精彩文字,又进一步将此篇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平行比较,从其间韵味的异同,寻找曹雪芹直接、间接接受的文学前辈的熏陶影响;按语的第三部分,则是以“做学问”的严谨态度,考订校勘不同版本中11个字的差异,重点挑出词中6个“侬”字,引经据典,牵古连今,审方音之异,明“你”“我”之辨,将《葬花词》解读点点落到实处,不啻是一篇扎实的语言学论文。
    有些灯谜、酒令的意涵,即便是带入到具体语境中,也觉得除字面意思外,无法找到另有所指,作者的处理方法则是索性“不解”,其实不解之解,也未尝不是一种解法。文章之妙,有时常妙在生出闲笔。然而面对体量庞大的长篇,若强作解读,硬性发掘出一些微言大义来,难免牵强附会,胶柱鼓瑟,作者显然不屑于列入猜谜索引一派。但作者解诗中,竟也偶尔捎带一两句闲笔,譬如作者以第三十八回《尝蟹赏桂》三篇,解宝玉、黛玉、宝钗三首螃蟹诗毕,笔锋忽转,有感于《红楼梦》中对螃蟹的种种讲究吃法,感叹“今人吃螃蟹,只饕餮而已,已毫无情趣可言,哀哉!”这便溢出了解诗的传统文体规范,属于闲来之笔了。这样的闲笔,可以使行文少些拘谨,多点活泼。当然应把握分寸,宜少不宜多,故作者只在这一处无意间带出这几句。
    通读全书,觉得“科学性”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原则,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倒是有些楹联、成语,往往溢出所在章回的拘囿,具有更丰富的含义,此刻原则性便应该要辅之以灵活性了。比如太虚幻境石牌坊联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曾数度出现于书中,虽寥寥一联,却字字浸透人生世象,哲理玄思,禅佛意味,其义甚广,以至于作为名联,常被援引,这也正是体现红楼一书厚重之点。在能提供巨大阐释空间的地方,作者理应扬己之长,跳出书外,至少略加铺展,而不必拘泥于自划边界不前,就事说事,如此则这部《全钞》,或许更能增添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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