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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周纪》 1 对于一个历史题材，我个人并不希望素材太多。最初对周世宗这个题材感兴趣，正是因为关于他的材料不多，但大框架又都有了。此外，关于他的不同材料中蕴含着一些矛盾，这也令我兴奋——那时我正想写一个复杂的人物，用一种接近零度的写法。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没想到随着研究的深入，通过辨析不同材料而逐渐接近、构建起他的精神世界，我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他竟然是一个极其单纯的人，他的一切言行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可归因为他内心的那份执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焰，他的点燃了我的。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百废待兴、朝气蓬勃、矛盾重重、充满可能性的时代，却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可以交付深情的时代。我放弃了完全零度写作的想法，不惮将本书写成一本理想之书——至少，对人格理想有所寄托。 于是我成了体验派，把自己搁到里头，不断地、无限地去接近每个人物的心灵，这个过程令人充实而喜悦，当然也饱含痛苦。几个主要角色逐渐凝聚出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我唯一告诫自己的是：不要变成高热写作，要时不时跳出来看。 悲剧是有力量的。高热倾向让我体验到这种力量，零度倾向让我想办法将这种力量传递出来。事后思之，这也算上天的苦心安排吧。 2 我以为，就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史料（正史野史）提供的是骨架，而且是一副有包浆的骨架。骨架决定了你写出来的应该是恐龙还是猛犸象；而包浆久经岁月打磨，不但提供恐龙或猛犸象的基因信息，还提供历史过程的种种演变信息。有包浆的骨架，让整个历史小说的写作内核坚实不虚。 骨架是历史的主场，但骨架之外，是写作者的主场。文学讲究的是血肉，史料所不能提供的血肉，正是写作者的职责所在。好的血肉，应该贴着骨头写，所以要求写作者具有相应的“摸骨”功夫，认识题材（人物特质、历史事件因果、社会规律等）的时候最好有一双赛过X光的透视眼。 我体会，历史小说的写作，有一种难以具言的微妙。外界看来，似乎史料摆在那里，只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大差不差，其他颇可随便；然而，其内部却有着颇为精微的规律与尺度，少一分则嫌意味不足，多一分又易流为戏说。这火候上下的拿捏，便是考校手艺的肯綮。我忝习笔锋数十年，又多于古史传奇类题材上用功，逐渐悟得正是个中微妙令我流连忘返。而每当爬罗剔抉、多端尝试而小获进益时，也颇有探骊得珠的幸福感。 在我看来，历史小说应当追求丰厚的、柔韧的底层设计——包括情感架构、性格架构、心理架构、关系架构等等，应当追求一刀直中核心，笔端扎下去连皮带肉、连筋带骨；而不是像扎到一个血囊上，看上去血飙得很高动静很大，其实只是对史料的浮夸重述。前者是我努力的方向。 关于历史小说应当“以人带事”还是“以事带人”，可能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答案。就我本人的倾向，历史小说应该优先写人，写人的基础上再写事，以人带事，见事更见人。写人，不外乎人情百态，写“情”，写“意”，写“心”。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不过“大旨谈情”而已。总结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写作者则凭借情感细节穿越迷雾直抵人心。我以为，与历史对话，走进历史上曾经或可能存在过的那些人的心灵，无限接近一种或多种可能性，从一团乱麻的事件的“里面”去看待历史，这是小说写作赋予历史的意趣。 小说离不开细节。历史的逻辑是如此强大，史料（时间、空间、事件等）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会引导写作者去发掘和生成无数精彩的细节。所以，血肉还是来自有包浆的骨架。 3 我以为，历史小说天然地具有双重性：对现代性的呈现和对传统的扬弃。 历史小说是汉语写作的一部分，理应追求为读者提供更“高维”、更丰厚、更有表现力的阅读体验。我以为，对于当代小说的诸般成熟写作技巧，对于其他文艺门类如诗歌、戏剧、音乐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妨大胆使用、借鉴并使之融合。这是其当代性或现代性的体现之一。本书中一些类似复调乐章的处理，或者对戏剧结构、镜头语言的借用等等，便出于此种体认。当与不当，恳请方家指正。 对于中国古文尤其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历史小说也理应有所继承和发展—在我看来，它甚至是最适宜去承担这一职责的文学品种。历史小说的题材、语境和体量，使得它有可能成为这样的载体，去“以韵入散”，去再现古汉语表达的优雅雍容，去承接住千百年来中国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写作实践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此外，像“飞渡”“勾连”“大关锁”“大照应”“背面敷粉”“草蛇灰线”“横云断岭”等等千锤百炼的写作技法，除了大体量的历史小说，很难想象还有哪个文学品种能更深刻地进行理解，然后别开生面，走得更远。写作的种种可能性和充分实践的乐趣，也是我为此类题材深深着迷的原因之一。 微观而言，从具体的写作实践上，运用当代文学技巧也罢，融合古典写作技巧也罢，借鉴别种艺术门类手法也罢，其实也是笔者在努力寻找一种最合适当时情境的表达方式，试图让表达更有力量，更能“化入”。就算没有上述宏观自觉，写到临头笔端也会自己去找寻，是由不得作者的。 例如本书对诗歌的引入和运用。小时候看古典名著，动不动“有诗为证”，很不解在那里插入诗歌到底能证明什么问题。而在本书的创作实践中，由于事先有了融汇中西古今写作技巧的意识，当走笔到特定地方，我居然发现，没有比诗歌（或类似短韵文样式）更能深化情境、更能进行美学提升的方式了。诗歌曾是古典长篇小说的“规定动作”，现在至少可以作为当代历史长篇的“自选动作”。因此本书引用了许多诗句，也不揣浅陋自拟了一些诗歌曲词（如各卷开卷曲、人物主题诗词等），以壮文势。这不仅是写作探索的必然，也算是笔者追求前述跨时空同一性的尝试和努力吧。聊备读者诸君一哂。 4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一千年前。书中所涉人物的言论和想法，某些只体现当时人的思想，某些或可对今日有所启发，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分辨。 历史小说从来都不是对历史进程的简单复述，总会融入时代及个人的史观，体现出宏观冷静的一面。但大史观之下，也要考虑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感情和观念。比如宏观上，历朝历代草原民族不断南下运动，对中国的民族大融合、对中原的文化保持活力，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正面的、有益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在此过程中百姓所遭受到的真切的痛苦。那么在小说中就得适当体现。我们不应当站在今天的全球观上去责备千年前古人的家国情怀是狭隘民族观。 本书所写的对象虽然是帝王家，但无意成为帝制的颂歌——千余年前，并没有别的政体可供人们选择，帝制是唯一的可能，本书是在这个背景下书写人物、讲述传奇的，政体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5 后周之于宋的意义，好比秦之于汉，隋之于唐，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奠基启业的恩惠。后三者各自几百年统序的存在与绵延，与前三者搭起、搭牢的基架密不可分。通俗点说，秦、隋、后周筚路蓝缕，播种除莠，间苗施肥，但最后长成的大瓜是由别家来摘的。对于当事人而言，自然无可奈何；对于历史本身而言，谁来摘瓜却不过小事而已。 就我个人看来，后周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最“完美”的“正朔”皇朝，没有“之一”。它一共只有两个半皇帝（那半个是不到七岁的孩子），从建鼎开始就一直忙着行“德政”，居上没有唐宗宋祖式的兄弟之祸，御下没有秦皇隋炀式的残暴苛刻，处内没有汉武明成式的宫闱之乱，对外没有南宋晚清式的羸弱卑躬……百废待兴而致力于兴，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不顾一切往前奔，全身心奔向那个“理想”社会的目标。 然而，它的奔跑却在半道戛然而止，折翅铩羽，壮志未酬身先死。今天回视这个享寿仅仅十载的朝代，会感到因其短寿，而愈显明睿；因其死于韶华，而尤显悲壮，值得人一再扼腕顿足、嗟悼哀怜。我捕捉到了这个皇朝少年态中美好的一面，这是它能够承载我的写作理想的基础。 6 书中所涉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礼仪、人事等各种制度规程，是笔者研习史料及后世学术论著后又适当加以敷演的结果。才疏识浅，若有疏漏谬误，恳请方家指正。 关于史料，笔者有自己的辨析，于是在写作中做出了取舍。 比如楚州之难，薛居正《旧五代史》定义为“大掠”，陆游《南唐书》定义为“屠城”，虽然客观结果相同，但主观动机表述差异很大。经过深入分析、比较当时的各种类似历史事件及陆游本人的“正朔”观等之后，我倾向于“大掠”，因为更符合逻辑。又如“韦囊木牌”的传说（世宗北伐途中拾到“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书中完全没有采用。再比如关于张永德与李重进的关系，周世宗之病因，宋人对后周和周世宗的看法，宋人对赵宋篡周的看法（举个例子，细心的读者研读欧阳修《新五代史》会发现有不少曲笔），赵氏对周世宗的黑化，等等等等，此处不能尽举，也无法一一尽述书中细部写作理由，但拙见在书中多少有所体现。 而类似“两个预言”章节中的奇幻情节等处，属于“传奇”写作探索的部分，不是起承转合的关键点，用之可关照宏旨，去之无伤大雅，聊添阅读趣味。 关于周世宗的姓名问题，笔者另有专文，从宗法（及宗庙）、感情、礼节、史料、避讳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他只能叫郭荣、不能（如俗称）为柴荣，并且也推论了他为何、被谁以及何时改成俗称柴荣的问题。囿于篇幅，暂未收入本书，此处恕不赘言。 关于本书的称谓系统，是在保留下来的正野史料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一面尽量贴近当时的称呼特点和习惯，一面与当代人的认知进行了一些融合。例如“孃”与“娘”、“咱们”与“咱每”、“您”与“恁”的区别使用等。笔者另有专文述及这一话题，此处也不赘言了。 7 本书酝酿、规划期十数年，从启笔到写成初稿花了两三年，之后全文精改七稿，又花了两三年。“发愿于彼，力精所欲……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写历史小说是件自讨苦吃的事，写时极磨烦，写成后爱看的人却未必多。后记絮叨至此，能耐着性子看完的，都该算我的知音，都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读者”。有你们，真好。 吾道不孤。有现当代各位历史小说前辈大家的引领在先，有同辈学长或好友致力于此者珠玉在侧，随时激励，我的探索是不能停止，也没有尽头的。 荣耀归于大周，谬误归于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柏梁承露，东壁悬翰。 柏梁承露，东壁操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