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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老师有云，青春是对化冻沼泽的涉渡，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 网上有个怪现象是，如果一个人，深刻精妙地总结了一件事一种情感，就会有人在底下纷纷留言：“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当初看到戴老师的这句话时，我也产生过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引起强烈共鸣和自己能够有如此独到的抽象概括能力是有本质区别的，二者并不能但常被混为一谈。 我在快手上关注过一位长白山林场子弟，他曾经多次提及早年进山采参的经历，在入山的过程中他们经常需要穿过沼泽。这个过程有着现代都市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奇妙的经历。巨大蛮荒的林莽之中，个体人类显得极为脆弱和渺小，精神和肉体都不堪一击。他曾经提到过在几个月单调的疲惫的穿越后，人常常会精神失常。一次在大雾中穿越沼泽时，队伍应该沿着一种扎根很深的植物的分布去穿越，因为这种植物代表着它的脚下有足以支撑人类体重的土地，而不是会致使人陷落窒息的泥水，但是队伍中的一个人，宣称他听到了女人的歌声，歌声无比地风骚妖娆，令他欲罢不能，于是他就擅自脱队，向浓雾中走去。队伍中没有人拉他，以防和他发生扭打，从而一起被陷。很快这人就没了动静，也没有人再见过他。 还有一次，队伍在冬天进山拖木材，由于沼泽全部结冻，只有在这个季节可以将大量的木材拖出林场。冬天的大雾中队伍几乎冻毙，突然大雾消散，刚才还看不见面前手指的浓厚冰雾突然消失，天地清明，这时队伍才发现前面是一条断头路，路的尽头是一座悬崖。虽然科学上可以很好地解释，当气温足够低，空气中的水分全部结冰落地，浓雾就自然消失，但是林莽与沼泽已然在这位林场子弟的心目中播下了敬畏和恐惧。各种神怪妖魔常常出现在他的叙事中，在他的描述中，没有人能在遍布沼泽的林莽中心境平和地过夜，在那里的夜晚，人们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为了对抗这些情绪，人们开始不断调动激烈的情绪，于是变得暴躁，攻击性也更强，殴斗不断。人们也在无常的命运里，越来越低落无助，或麻木，因为毕竟，哪怕是身经百战的老猎人、老护林员，如果失去方向，一场极小范围的低气压对流也会让人死不见尸，人们只能在勘查明确的一小片区域里生活，而离开那里之外的地方尽是凶险和未知。 某些情况下，青春和这种环境确实有着一些相似性，欲望和野心的膨胀使得少年们对自己尚且一无所知的外部环境或抽象意义上的命运存在自负的蔑视，有时又是防卫过当的恐惧，或冲锋或裹足不前，一体两面。责任感和法治意识乃至道德都尚未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考量因素，于是，少年的成长有时呈现出一种危机四伏、迷雾重重的状态。同时这种“历险”经历因为少年们在激素的作用下极为敏锐的情感触角可以历久弥新，成为个体人格塑造的重要动因。 所谓青春的历险和涉渡，既可以是积极的——个体在逆境中的对抗，对于既定不幸命运的背叛，如中国读者熟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前苏联青春浪漫文学；同时也能是消极的，自我流放式的，抨击的同时逃避，愤怒的同时投降，如“二战”后五十年代中期旧金山文艺运动。但是不论这两种创作方向中的任意一种都无法回避的议题是少年在成长中，他们极速的社会身份的转变与乏力的能动之间的拉扯。少年突然的自我意识觉醒，伴随着野心与自然的社会期待，但是同时心智与能力完全不能负荷高度复杂的外部环境，青春文学在此殊途同归，即世界是非善的，天地万物刍狗，虽然世界亦是非恶的，但是对于渺小的个体来说，这种木然中立的态度就已经令环境形成一种高压和不确定，个体在这种涉渡和冒险中，是极为乏力和脆弱的。 联系《站台》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主人公在一个管理松散的教育环境中，非常容易走上人生的岔路，他与跟自己高度类似的同龄人对选择既没有思考也无法负责，或者说他们不能承受严酷的后果。条理清晰的外部世界突然介入自己的生活，少年具备成年人的行动力，甚至是更强的行动力，因为心智的混沌，道德与法治观的模糊，造成了巨大的割裂，行动力和不成熟之间的落差对个体的人生轨迹必然会存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可能。 功利角度来说，这当然能被指责为幼稚甚至愚蠢，但是创作的最基本自由在于艺术虚构不需要对法治和道德负责，创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而不是拟定宪法和社会契约，这既不是创作者的责任，更不是创作者的义务。艺术作品的使命在于引起共鸣、展示立场，这种展示行为本身是中立的，它无穷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它不应该被禁止或指导，即正邪、黑白不一定是分明的，人性应该是丰富复杂与运动变化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认识一位舞台灯光师，他在早年相亲的时候，职业受到了女方家长的歧视，该家长认为他的工作极其简单，就是好人上台打红光，日本兵上台打绿光，然而实际上文艺创作中不能只有好人和日本兵，红光和绿光。 同时从另一个他者的回望来看，从一个老警察的回望来看，他青春，或青年时代意味着更充沛的体力带来的责任执行，和更简单愉悦的道德判断。同时在与主角的社会和自我双重放逐状态下的青春相碰撞，又丰富了他的同情心，充实了他对复杂人性的理解。而他本人作为一个粗糙正直的男性性别榜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固和明确了主人公的道德观，使其向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标准回归和靠拢。这就是试图捏合两种青春文学的世界观的一次简单尝试。 《316》的编写初衷很简单，是要探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认可与尊严，探讨性作为权利延伸的异化。在失衡的两性关系中，一方进入被动的状态，长期被剥夺和汲取，性愈加暴露它的服从性训练属性，尽管这种属性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并不明显。 情感剥削一直是一种隐蔽但更为普遍的剥削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由社会资源——如果我们认为样貌外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话——带来的，也可以是由情感依存关系带来的。 无疑，这种亲密关系会对弱势一方的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致使他对于性的观点出现偏颇。被剥削的一方有时候会更加坚定对于剥削型关系的拥护，以维护自己的付出，例如多年媳妇熬成婆之类的。于是文中的老常不是将性看作赋值就看作减益，性本身丧失了它的原始意义与评价，而全然用一种纯道德、纯利益的计算体系去对它进行审视。 艺术创作是人性的衍射，是经由他者审视自我的回望，于是更平视、宽容，更高差异性地去观看和阅读，并不是为了保护虚无抽象的艺术创作结果，而是为了保护和打磨读者自己的人性与内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