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1956年10月10日，叶芙根尼娅·伊瓦申科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她的衣服被发现整齐地叠在雷格尼茨河岸边——她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或者不如说，她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投河轻生了。 她生于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富贾之家，在苏俄内战中沦为贫民，在二战中作为低贱的“东方强制劳工”与丈夫一同流亡德国，并在德国生下两个女儿。她并未死于此前的接连战火与迫害，却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选择了自戕。 叶芙根尼娅投河那年三十六岁，身后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十一岁、一个四岁。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她的大女儿娜塔莎·沃丁，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方式笨拙地搜索她生前的蛛丝马迹。女儿们不曾了解过她——在颠沛流离和捉襟见肘的生活状态下，每个家庭成员都如惊弓之鸟，疲于应付周遭的种种不善。光光要维系自身不破碎，人就已经花掉了几乎全部气力，精神交流此时已成为不堪忍受的负担。 娜塔莎对母亲的自戕和她谜一般的身世始终耿耿于怀，这让她得以完成《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德文原版出版于2017年，中译本为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书中有两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话：“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以及，“长久以来我有个念头，就是想写我母亲的一生”。这种矛盾在我阅读本书时感受得格外清晰——“放弃”是因为寻找过于艰难，而在滞涩中仍一点点推进的动力，来源于她对母亲和那个时代最深沉的共情。 这是一部支离破碎的家族史，它的呈现显得不甚工整。整本书并没有清晰的人物主线，俄式名字也搞得人头晕脑胀。娜塔莎对磕磕绊绊的资料收集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家族中所有能找到的支线人物都似乎未经筛检地被给予了笔墨。转写莉迪亚（叶芙根尼娅的亲姐姐）的日记就几乎占据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不过，这样或许更能体现真实的情境：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黑暗的时空切片里，不会有人（或档案）能囫囵个儿地兀自圆满，因此素材奇缺，宝贵到无法让作家切割出什么精妙的文体结构。 这三四代人的生命轨迹，是凌乱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二十世纪的另一种“全球化”——不同于冷战之后兴起的“全球化时代”：看到其中的时局，更看到具体而微的人。这些人的昂扬与没落，得意与困惑，足够尖锐地注释了那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 “Sie kam aus Mariupol”，德语，“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书名以及内容均用德文写就；而马里乌波尔，是一座乌克兰城市。翻译减弱了用德语书写乌克兰地名的张力，然而我们依然能从中读出这文字中的异乡感，它仿佛超越了语言本身，悲切地响彻人的心房。马里乌波尔是叶芙根尼娅生长至二十三岁的地方。“马里乌波尔”，是这座城市在1948年前和1989年后的名字。苏联曾对其治下的大量城市进行更名改造，马里乌波尔也未能幸免。它被更名为日丹诺夫——因为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联共（布）的一位官员（曾为斯大林的助手），也出生于此。 娜塔莎在老年才得以将她始终想付诸于笔端的、关于一无所知的母亲及其亲族的故事呈现出来，得益于她这次寻亲路上各式各样的偶然。其中最难以置信的偶然，是与一位“网络大神”式人物的互动。倘若没有在虚拟世界中偶遇这位姓康斯坦丁的希腊裔乌克兰男性，她这一次的尝试也终和之前所有努力一样只是徒劳。这位康斯坦丁对社交媒体和信息平台的运用已臻化境，可以将互联网上能搜寻到一切琐细的、零落的信息进行关联整合，然后免费提供给他人。娜塔莎称他为“我搜寻之路上的唯一一个迷”。他的神秘，不仅来自于他卓然的能力，也来自于他卓然的慷慨。他不求回报地为娜塔莎打通了数字化背景下，线上与现实相勾连的许多运行关节。如果没有他，浩如烟海的资料对于娜塔莎来说，只是漫天漂浮的0和1而已。 对于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人来说，网路上存在着各色人等不是什么新鲜事，年轻人也已经习惯了跨越种族和国别的资源共享。康斯坦丁的乐趣、技能与人格，在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得到了成倍的放大；他的慷慨也被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慷慨”的表象非常接近我们对“世界主义”的印象，我们不再把这种慷慨当作是古典文学意义上“热心人”的特质——而它其实依然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美德——却可能将其解释为全球化过程中达成的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价值共识”。然而吊诡的是，康斯坦丁之所以能被娜塔莎发现，是因为他活跃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该论坛的内容顾名思义都和亚述海沿岸的希腊族裔有关。若不是马里乌波尔的希腊族裔小心地保存自己本民族的支系族谱，以及保存那些以婚嫁方式被吸纳入本民族的外族男女的家族谱系，康斯坦丁也无法缘着某位嫁与希腊人的乌克兰女性慢慢找回娜塔莎及以上三代人全家的脉络。这个人物似乎暗示了我们：真实生活中，绝对去民族身份和去地域身份的“世界主义”美德，可能是不存在的，人类的同理心需要建筑在某些实在的共同点上。对血缘、民族和同乡的认同，或许是一种保守的前现代观念，但它所唤起的归属感，却是真实的。 不过，人们又确实一直在流动，血统愈发混杂，走得也越来越远。如果说这部支离破碎的家族史有什么主线的话，那“流动”就是它的主线。流动伴随了这个家族讲述的起点和终点，它在不同家庭成员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有人的流动是冒险、有人的是流放、有人的是主动逃亡，有人的是被迫迁徙。流动本身并无负面或正面的价值，它带给人的影响，又全凭所处时空的秩序而定。 启蒙运动后，个人勇气和能力得到极大褒奖。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逐渐在欧洲形成，更发达的技术手段使探索和扩张成为主旋律。流动带来与异乡的财富流通，使“异乡人”成为一个充满绮丽想象的称谓。1887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特别善于展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尚还无灾无难的迷梦，那是欧洲各国次第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时代。其名作《远征》，将“异乡人”置于神秘壮美的氛围里： “青铜薄片下，幼马出生了，有个人把酸涩的浆果置放在我们手上。那是异乡人。他消失了。此刻，青铜轴发出巨响。沥青与玫瑰，歌曲的赠礼！房里有雷声与笛音！啊！我们的旅途那么方便！啊！岁月轶事那么多！异乡人任意顺路而行！……‘乖女儿，我向你敬礼，在最美丽的年华长袍之下’。”（译文参考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散文选》，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叶芙根尼娅上三代的祖辈们便是发迹于那个时代，他们的身份都与海运有关。“异乡人”们随着水流动到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地方，和“本地人”联姻。作为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坐落在卡尔米乌斯河流入亚速海的河口——亚速海与黑海亦有水域相连——意味着它与希腊、意大利、土耳其都有往来交通，到十八世纪已经拥有大量定居移民。这些混居的人们，呈现出一种复杂却有序的生活层次。然而流动的并不仅仅是人，还有观念。这种复杂却有序的生活层次被新近流入的观念所打乱。叶芙根尼娅的父亲（娜塔莎的外祖父）虽也出身贵族，但亲近了革命信仰，开始为底层鸣不平；参加内战，致力于推翻自己所处的阶层。他曾因此被沙皇政权流放，恐怕更坚定了理想。但他并不知道纯洁的理想会被现实的僭政所利用。当他的理想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转为现实之后，一切都回不去了。 叶芙根尼娅·伊瓦申科是在这种“回不去”中，逐渐变成幽灵的，甚至可以说，活着的时候，她已经慢慢离开了这个世界。把她变成幽灵的，并不是最后的死亡。“她根本不是一个被切断根的人，她从一开始就无根无源，从出生起就流离失所”。她在内乱和战争的动荡中依恋家庭中的每个人，父母和兄姊，然后又一个个地失去他们，阴阳两隔或生死未卜。二十一岁时，她独自留在没有了家人的家乡，家乡是她唯一所剩的依恋，而很快，她连家乡都失去了——她自愿，或者说这种自愿也带有迫不得已的意味，作为“东方劳工”远赴德国——留在家乡恐怕会被夺回德占乌克兰的苏联军队以叛徒之名处以极刑，而去德国服强制劳役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正如段义孚在《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指出的那样，人对自己生长的或已习惯的地方，会产生依恋，因为它储存了记忆，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当人们被迫从自己已倾注感情的环境中离开时，会失去自我与无序世界之间的保护层，处于一种相当没有安全感的惊惶状态。能让人产生依恋的，绝不是那些疆域大到生理无法感知的帝国，而只能是边界清晰的一个地理单元。段义孚使用了pays这个法语词，译为“故土”相当精到。人们只能在这个边界清晰的小范围内“安家”，对“家”的依恋所投射的幅度也是具体而有限的。异乡人流动到此地，在此地经营人生开枝散叶，此地也就成了故土。 人们固然流动，固然迁徙，固然血统愈发混杂，然而在流动迁徙和混血以外，或许确实需要什么不变的东西，作为主体性的锚点。 在对“全球化”报喜不报忧的今天，这本小书让我们重新审视“流动”。并不是否认流动本身——因为流动在人类历史中从未中断，只是到近代后其广度和深度愈发加剧——而是更加关注流动的细节与过程。扪心自问，我们对“全球化”概念的认知，是否真的如自己所以为的那样熟稔呢？如果说二十多年前依然有人在担忧“全球化的陷阱”，那么今天，对全球化给出负面评价却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我们似乎在重蹈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人的覆辙：当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之时，谁不认为自己正处于黄金年代？谁不承认技术的发展和全球财富的流通是大势所趋？谁不展望全人类以此通途进行文化共融的愿景呢？ 当流动带来财富聚集和文化繁荣时，人们只看流动的美妙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前主流经济自由主义话语背景下对“全球化”的描述便强化了流动的这一面向（facet）。倘若“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在上个世纪和上上个世纪已经被发明出来，那么纳粹德国（甚至包括二战中的日本）的扩张绝对可能被他们本国宣传机器冠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美化。如此置换之后，我们便能意识到，“全球化”本身并不能排除极化的倾向，它甚至不再是一个描述性的中性词，而同时带有了正面与负面的内容。“全球化”目前为止的受益者们依然像一战前一般，指望财富和文化的流动能仅带来美好，却不造就如一战二战这样惨烈的大范围冲突。这是假设全球化行进在平衡的多极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才能成立的。但，二战后甚至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已经足够多极了吗？全球化带来文化同质化趋势对在地文化难道不是一种摧毁吗？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初始之时提供的那些丰富的历史表征，其中不仅有共荣，更有人间惨剧。 叶芙根尼娅简直是以人生完成一个隐喻，隐喻她祖辈的财富：给她带来意大利、波罗的海德意志三国、乌克兰血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们，一边结晶出美丽的后代，一边积攒海路上各国的财富；他们风光之时，可曾想到财富会不得善终？ 这本小书并不止于谴责纳粹德国的泯灭人性。它展现了各种恶形恶状。这种背景下的叶芙根尼娅彷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人物——含着金汤勺出生，宗教上也虔敬，一个无论从道德和信仰上讲都没有罪责的人，却运拙时乖，一直到死都被像个罪人一样对待。她“掉入过两大独裁者的粉碎机里……”。其祖辈在旧秩序中积累的财富与声望，在故国的新秩序中成了她的原罪；背井离乡后，又在战败的敌国被当做战胜国的余孽遭人唾弃。“东方劳工”（或称“东方强制劳工”）中有不少人寄希望于战后移居美国，却失望地发现，国家利益当前，美国也只欢迎身体强壮（或有技能和财富）的人，可大部分东方劳工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确实没有太多利用价值。所以临时接管的政府只好把他们打发回原籍，或者留在战败国德国。 相对于那些以清晰族群身份被人记住的牺牲品，“东方劳工”这类面目模糊的人，只能在历史的尘埃中匍匐。第三帝国佯称与他们的劳动力交换具有合法性，且他们的人口来源确实庞杂，因此迟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一个问题群体，他们是绝对存在的，然而，“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且数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或者地方周日报纸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犹太人何以能作为战争灾难最显著的受害者被有的放矢地给予同情，固然与其所受的弥天冤屈有关，但也与其古老民族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有关。当犹太人群体这种“肉眼可见”的受害者得到了物质和道义上的安慰后，似乎所有人都释然了；而那些流徙于各种身份之间难以辨认的受害者，却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样的疏忽，不能仅仅谴责为某种政治上的懒惰功利，或毋宁说，现代政治就是有这样懒惰功利的一面。作为个体，难以认识到现代政治的缺陷，更无法在政治博弈的夹缝中选择更好的生存方式。 这本书也让人很容易联系到现实现世的苦难。书中娜塔莎对她青少年时代的描述，立刻让我想起2019年的口碑电影《悲惨世界》。以雨果《悲惨世界》命名，却是刻画当下巴黎一个移民社区的众生相。其中的不少生态有如娜塔莎笔下的瓦尔卡营（战后由美国管理的难民营，位于纽伦堡），那里集中了“来自三十个国家的四千名流离失所者”，娜塔莎说它“可能是全世界名声最坏的罪恶之城”。这些流民身无分文、手无寸铁，又无法融入当地从事任何正当职业，因此只能干些见不得光的营生。德国人对东欧人进行妖魔化的宣传，反过来，这些难民的所作所为“证实了德国人的所有偏见”。难民娜塔莎、难民叶芙根尼娅，他们和现今涌入欧洲的难民，都是帝国们和大国们在扩张与倾轧中造出的历史罪业。这样的“流动”固然给流入地带来麻烦，麻烦也可能无解，但人们应该从社会和历史的高度去认识和批判它——如果难民的故土无法重建，就必须想办法将此地变成他们的故土。这固然相当困难，但也许是应对难民问题的唯一出路。 书的扉页题词为：献给我的妹妹。因此这无疑是一本给活人看的书，并非为了忘却的纪念。然而“死者长已矣”吗？时代巨流之下，人心幽微。幽灵拖着濡湿的裙裾，借着女儿的笔，回望向自己的故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