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结合“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市场经济话语加持下,形成了重要的文学潮流。然而,1990年代小说的世俗化问题,联结着个人的觉醒,与“底层话语”有纠葛,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深深制约。站在今天的视角,重读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能有效地观察到,转型期社会面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及心理结构,以及当代文学应对世俗化的叙事策略。这些意识至今仍在影响小说创作,乃至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乃是启蒙叙事在现代性市场经济发育下的必然结果。1980年代新启蒙的一大缺陷就是,吹响人性解放号角的同时,道德化、伦理化倾向仍十分严重。阶级英雄变成知识英雄,人类的欲望,特别是世俗化欲望,依然是“原罪”,如张炜《古船》,隋抱朴有深刻的思想,但面对爱情与欲望,只能躲在磨坊苦读《共产党宣言》。张贤亮《绿化树》系列小说,性欲只能成为男性主体的矛盾心理的调节器,最终以“女性牺牲”情节,作为男权神话仪式的祭品。1990年代世俗化小说,普通人的欲望、生死与爱恨、幻想与友谊,都在一个更为平和的艺术世界中展开。作家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却又平凡随意的人物。1980年代对“大写的人”的呼唤,终于在小说实践上成为对“个体的人”主体性的塑造。无论爱情、友情、亲情、同情心、尊严、梦想、牺牲精神,还是性欲、自卑、仇恨、冷漠、权欲、贪婪、变态,都从抽象概念还原为客观冷静地描述。这些“普通人”,既不是改革英雄,也不是先锋小说中的抽象人性恶的化身,而是立体复杂的“真实”的人。 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世俗化始终是现代性标准之一。启蒙学说兴起过程中,对世俗化的呼唤,对人性欲望的肯定,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摆脱宗教桎梏,实现人类自我主体性。西方词源学上的世俗化,首先被作为“教会财产被国家没收”“有教职的人回归社会”“异教化”“非基督化”等宗教社会学的概念来使用的。[1]世俗化逐渐与现代化、启蒙联系在一起。霍布斯认为,人类核心事实就是“人具有致死不止的追求权力的躁动不安的欲望”。新教伦理也认为创造财富,在尘世建立功业,恰是灵魂得到拯救,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创造财富便是荣耀上帝[2]。甚至有学者认为,“全部人类唯一真正普遍共有的价值观,都是纯功利性的——食物、住居、物欲的满足、财富与权力”。[3]西方将启蒙世俗化和个性解放结合,出现了《巨人传》《十日谈》《鲁滨逊漂流记》等大量鼓吹凡人幸福、追求财富和自由的小说。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耻谈功利、崇尚道德”的习惯,而自“五四”以来,我们接受的启蒙思想,主要来自卢梭、罗伯斯庇尔的激进集体主义的启蒙,而不是伏尔泰、伯克、潘恩、霍布斯等鼓吹凡人幸福,特别是“物质幸福”的启蒙。这也导致了中国世俗化发育的滞后。 1990年代,经济改革深入发展,为中国小说摆脱道德化干扰,解放人的欲望,提供了一定条件。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大跨度发展,加快了中国世俗化的过程,这都为小说的世俗化倾向,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使世俗个体书写成了“没有抱负”的欲望书写。西方世俗化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神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则与王权、现代国家民族意识相联系,并在精神领域保留宗教的一席之地。然而,中国1990年代的世俗化,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宗教,而是现代世俗政治主体的“自我神圣化”。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化过程,虽通过“祛魅”,一定程度消解了政治的神学意义,但对个体欲望的肯定,恰是在政治威权之下被定义的,始终无法将启蒙批判与世俗化相结合。这也使得世俗化虽然解放了欲望,却使欲望与精神对立,消解了世俗化对于政治的重塑作用。 “没有抱负”的世俗书写,也是由文学的尴尬地位所决定的。如马克思所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当代经济领域,文学与启蒙、世俗政权、经济体之间的蜜月关系已不在。经济权力不仅建构出高雅和通俗的文学二元区隔,以经济资本宏观调控从外部左右文学场的生产;而且,还通过代理人,即大众媒介浸入文学场内部,通过将受制于市场的通俗文学的成功模式设定为普遍原则,僭越文学场合法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权力对文学的谋杀,其成功之处在于文学的死亡看上去不是他杀,而是自杀。”[5]中国文化场域中,市场经济的发育,本身受到诸多限制,市场经济在价值选择上的暧昧性,削弱了其个体性诉求,也让其日益显示出“市场专制主义”(弗朗西斯•福山语)的伪宏大叙事。这种世俗化的伤害,在新世纪变得更为明显(如余华的小说《兄弟》)。1990年代至今,失去个性解放理念的支持,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很多低俗化、崇拜权力和资本专制的倾向。而主旋律文艺将世俗化、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结合的策略,也变得更为成熟稳固。 二 刘恒曾在1980年代以《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力气》《狼窝》等描写农民严酷生活的小说而闻名。《虚证》《苍河白日梦》《白涡》则在日常生活与中国历史的粗砺中展开严峻理性的批判。有论者指出,刘恒的作品,有悲天悯人精神。其悲悯精神体现在社会性悲剧、文化性悲剧、性格心理性悲剧、存在本体性悲剧等层面上。“直面惨淡人生”使刘恒的小说获得了独特精神价值。[6]也有论者认为,刘恒小说是对人的生存基本欲望的极端性探询。[7]然而,到1990年代初《苍河白日梦》[8],刘恒似乎陷入一个理性陷阱,那就是巨大的批判焦虑、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绝望,并没有取得深度胜利,反而加深了其内心的虚无,小说中曹光汉对乡土中国的改造和革命激情,最终被消解为一场无聊的通奸闹剧。 1990年代中后期,刘恒的小说也面临转型,他的小说,如《哀伤自行车》《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消除启蒙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理性压力感,整体理性启蒙目光“下移”,放弃内省的隐含叙事者职责,注重发挥《狗日的粮食》中那种“苦难的幽默”,回归传统故事,以更平等的目光,凸现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彰显其伦理道德力量,倔强而又有些笨拙的自尊、以及在苦难面前坚韧的生存智慧。[9]特别是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0]中,刘恒试图通过这些小人物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悬置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更为具像地、个体化地塑造“人”的形象,增加对人性深度和人性意义的反思。工人形象的重构,是该小说的一个特点。革命主体红色工人、建设主体产业工人形象已经退却,刘恒更关注工人的日常生活,将之还原为在卑微中挣扎的市民小人物。而在作家设计中,《苍河白日梦》里,知识分子曹光汉的绝望悲剧感,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不见了,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虚荣、无耻,且面目模糊的技术员形象,承担着张大民“对手”的叙事功能,背叛了和云芳的爱情,远走美国。另一个知识分子五民,则是市民的“叛徒”。作家凸显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在叙事眼光和叙事视角上,作家都力图靠近主人公“张大民”。 张大民从出身、长相、智慧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凡人。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兄弟姐妹多,生长在拥挤的大杂院,长大以后也是普通工人。他长相粗矮:“穿着鞋84公斤,比老婆沉50斤,比儿子沉40斤,等于多了半扇儿猪。再到街上走走,矮的在高的旁边慢慢往前滚,看不着腿,基本上就是一个球了。”他的智商一般,学习也一般:“不聪明也没耽误高考,那是七十年代的事了。语文47分。数学9分,历史44分。地理63分。政治78分。张大民感到骄傲。”张大民唯一不平凡的地方,就是“贫嘴”。我们可以将这种话语“过量”,表征为内在焦虑的“补偿式”心理。正如霍妮所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这就是,一,把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11]张大民的人生焦虑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死亡恐惧,二是性欲,三是物质生存,四是伦理认同,五是自我价值认同。张大民对贫嘴的执着,首先源自童年对死亡的创伤性记忆:“那时候张大民不爱说话,死淘死淘的。看着父亲像氽丸子一样的脑袋,灵魂突变,变成了粘粘糊糊的人。话也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等到去保温瓶厂接班,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耍贫嘴的人了。不变的是身高。锅炉爆炸以前是1米61,一炸就愣住了,再也不长了。”与遭遇相似变得沉默寡言的人相反,大民在突如其来的家庭惨剧中,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这也是自我保护性心理机制。张大民幼年目睹父亲突如其来的死亡,作为一个没有成熟理性的孩子,他不能克服这一恐惧,为了克服突发性心理焦虑,张大民没有选择回避、麻醉、将焦虑合理化,而是选择了“否认焦虑”的方式,即通过“溢出性语言”,表达乐观情绪。语言,本属于人类掌握、支配世界的抽象方式,而语言对世界的控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禁忌性语言的区隔作用,获得现实的文化权力,如古代巫卜使用咒语;另一种是高级宏大化的书面语对口语化语言的压制,进而形成阶层化的文化权力,如中国古代文言文与记载市井俚语的小说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语言对世界的控制,还能以“假定性”的方式进行,即溢出性语言,或者说过量性语言,这常见于焦虑性精神病患者的身上。战胜沉默,就是战胜死亡,战胜世界,进而实现对自我的“超克”。这种心理机制,推广而入社会,则是一种弱者的心理自我保护的哲学。 这种心理机制,在张大民成年后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地被暗示、强化,成为张大民的主导人格。在某种意义上,张大民不是真正的理性主体,而是一个永远被定格于“儿童心理期”的成人。死亡成为童年张大民心理上最深刻的焦虑痕迹,进而将这种用来否定焦虑的,表面上乐观积极的“贫嘴”,扩大到所有人生策略上。性欲层面,贫嘴,让张大民最终以“幽默”战胜自卑,成功获得云芳的爱情,并奚落了昔日情敌;物质生存层面,贫嘴,让张大民修起街边房,解决一家人温饱和就业问题,克服下岗困扰,重树生活勇气;伦理层面,张大民成为热情、幽默、厚道,尊老爱幼的住家男人,震慑了山西妹夫的气焰,用亲情凝聚了全家人的心;自我认同方面,贫嘴,则不断让张大民以良民版的“阿Q”心理,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寻找合理性。他自轻自贱,善于在矛盾斗争中保护自己、谋求利益;他游走在意识形态边缘,却从不过界;他总能在传统伦理中为自己谋得话语权;他以自贬的方式获得自尊和勇气,以貌似游戏的滑稽话语,化解人生无处不在的沉痛。 三 张大民的贫嘴话语主要包括几种,一是传统伦理话语,二是革命话语,三是市井俚语,四是书面雅语,五是流行用语。他的话语力量,就在于杂糅几种话语风格,在亦庄亦谐的幽默语言中,达到与客体的沟通与和谐,进而取得胜利。伦理话语让他取得情理的说服力,这也是他最大的仰仗。革命话语显示权威和力量,市井俚语和流行文化语加强话语的沟通性,书面雅语则用于维护他在官方和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尊。它的效果又可分为几种,一种是调节他人情绪,给别人带来快乐;一种是自嘲、自贱,获得心理平衡;还有一种是与别人交涉、通过话语战胜或说服对手。比如,张大民智斗出国的技术员、说服云芳放弃初恋、推销保温瓶等情节。话语就是张大民最大的生存智慧与生存策略,即便是不断重复,彼此互相抵牾消解,也有种幽默感,以达到人际最佳和谐状态。 刘恒放大了语言的作用,不仅在叙事设计上刻意为之,并为其包裹上伦理的光环。“贫嘴”的力量,就在于通过超过日常交流话语的语言数量、容量和速度,展现出一种语言说服力,既不专横、又不苟且,而是一种自信、亲切、幽默,含混而暧昧,经常包含各种错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是几分油滑。这种对底层人民“声音的凸现”,我们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也会发现。刘恒还刻意为我们留下很多贫嘴的“败绩”,如大民的下岗、被迫拆迁、大妹的出走、二妹的死亡、母亲的痴呆、家庭的困窘。然而,这些叙事挫折,往往成为“贫嘴”功能的反证,不但形成叙事的下一步推动力,且成为主人公精神胜利的验证者。不仅没有带来沉重悲剧性,反而在情节设计上推波助澜,强化贫嘴的乐观、幽默的喜剧性伦理力量。“贫嘴”既成了张大民的情绪调节器,也成了作家刘恒通过调节小说叙事速度,向传统叙事方法回归的小说观念转型的路径。而情节特征上,则如古丝塔夫•弗赖塔格所创作的倒“V”形结构[12],推动其发展的不是人物行动、人物心理,而是人物语言。在故事由“匮乏-改善-满足-衰退”的回路过程中,“衰退”的环节被弱化了,甚至是被忽略了,在俗世个体生命丰盈的自足性面前,“匮乏”所导致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感削弱,而道德自为性增加。小说最后一个细节非常具有象征性。当张大民背着母亲,在山顶与妻儿汇合,俯视那个他们生活的城市:“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张小树雀跃着在林火中引路,红叶如一片血海。张大民背起白发苍苍的母亲,由李云芳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搀护着,缓缓向山下走去。母亲朝着迷茫的远方再一次重复了两个字——锅炉!他们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这一幕类似电影特写镜头的场景中,通过对阶级英雄的“戏仿”,母亲对父亲的死亡回忆、未来的生活重担、妻儿的期盼,都被张大民踩在脚下。坚强的“张大民们”,既信守传统伦理,又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警惕;既不乏面对困难的灵活性,又拒绝知识分子的高雅拯救。他们不再是老舍笔下批判与悲悯的对象,而是支撑起全家人希望的“男性”,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忍辱负重的卑微英雄,一个有价值自足性的“主体”。 然而,这种文化人格无疑有着更深刻的文学社会学含义。张大民所展示的,正是1990年代初期物质相对匮乏情况下的普通市民“活着”哲学。一方面,刘恒通过世俗性反思个体叙事,跳出集体启蒙怪圈,找到了新的表述合法性,真实反映出转型期普通民众的物质苦难;另一方面,反讽的理性力量、深刻严峻的现实批判、平民视角对意识形态的控诉,却都被消解于温情脉脉的世俗性伦理情感中,成为苦涩的幽默、无害的牢骚。这种“含泪的笑声”,可以让人忘记现实烦恼,取得心理优越感,并在自我削平的叙事价值选择面前,轻松实现自我认同。同时,这种世俗理性的个体反思,虽看起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都具有一定客观的距离,“貌似”具有价值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还是以伦理道德为心理基础,而对物质匮乏的忍耐、对非正义压迫的妥协,对精神生活的鄙夷,都让张大民们只能成为优秀的顺民、智慧的弱者,永远无法真正解放“世俗欲望”,成为市井中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对财富和欲望充满无限进取精神的“葛朗台”,成为真正具有世俗理性的强者主体。 更令人深思的是,从心理学角度,张大民的“过量性”语言,也是一种固执专断,缺乏理性反思的心理防御机制。张大民的“贫嘴”,也可能变为顽固的、缺乏理性的“一贯正确”心理。对此,霍妮也指出:“它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与表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言之,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要求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造成的。”[13]无论遇到怎样的生活打击,张大民们都强制要求自己乐观坚强,而厂长大批购买大民的暖瓶、云芳拒绝旧情人钱财等情节,也因此显出苍白无力的虚假性,进一步消解了小说的悲剧深度。 四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被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和电视剧,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两个版本更加突显了“幽默”色彩与“苦难与温情”的伦理主题,而小说中蕴含的城市贫民的物质贫困、下岗的冲击等现实问题,则进一步被淡化了。该小说的世俗化书写模式,既不同于欲望叙事写作,也不同于池莉的市民性都市写作,更与1990年代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写作有着相当距离。它的幽默气质与伦理气息,有着较强的消费性,也与底层、民间等话语结合,成为风靡一时的美学原则。 无论王朔的“俗人”写作,王蒙的戏谑写作,还是刘恒的贫嘴式写作,都在追求一种文学品质——“幽默”。在王朔的幽默中,我们释放了对体制的不满,感受到世俗的快乐,在王蒙的智慧幽默中,我们得到了思辨快感与讽刺乐趣。然而,如果幽默失去真诚体验与沉痛反思,就会陷入话语自我膨胀与幽默的焦虑,从而使世俗性变成无原则认同现实、解释现实的“承认的政治”。进一步思考,《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题目中的“幸福”,蕴含着伦理趣味,也有着反讽气息。刘恒在主流政治和市场层面都获得了成功,将苦难、底层、世俗的生活资源,转化成了资本和意识形态双重规训的典范。然而,新世纪之后,刘恒式的现实书写方式,逐渐与主旋律文艺结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处理苦难和世俗化问题的策略之一。这个过程中,贫嘴的幽默感,则因其不够严肃,逐渐被放弃。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等作品,则让知识分子在左翼美学中找到了书写资源,重塑知识者应对现实问题的话语能力。批判性与反抗性,又与世俗化划清了界限,以另一种先锋的高雅,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超克”。而近些年来,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作品的出现,则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对世俗化的20世纪90年代,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甚至可以说,张大民式的“溢出性语言综合症”,是一个有关1990年代宏大叙事的隐喻:启蒙者为实现集体启蒙理想,不惜牺牲自我愿望,以维护启蒙话语权的区隔作用与稀有性。然而,在外力强烈刺激下,这种欲望遭遇失语困囿,转而关注个体自身,并以反弹的方式,变成“话语的泛滥”。这种微妙的创作主体心态,在贾平凹、王蒙、刘震云等作家的小说,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泛语言化”倾向中,都能看出些许端倪。贾平凹在《废都》之中,希望通过世俗化性爱描写,完成对80年代启蒙的颠覆,进而树立新个体化原则,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则返回古典启蒙状态,将“性”当作一种更纯粹的启蒙力量,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长篇小说,则试图将“世俗”化为先锋性书写的解构狂欢。《一腔废话》更是“溢出性语言综合症”的集中大爆发。在“世俗”与“底层”的交集与分裂之间,在“批判反讽”与“幽默温情”的解构与建构之间,在“话语过量”与“沉默无语”的不断反复与冲突之间,知识者面对现实的态度发生着变化,也暗示着时代的复杂内涵。 本文系江苏高校青蓝人才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苏州大学人文社科优秀学术团队项目成果 注 释 [1] 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转引自褚洪敏:《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学世俗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2]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99,162-163.转引自卢风:《启蒙之后》,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3]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唐长庚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4]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5]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姚国军:《论刘恒小说中的悲悯精神》,《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7期。 [7] 陈中亮:《基本生存欲望的极端探询——刘恒小说解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8] 刘恒:《苍河白日梦》,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9] 刘恒说:“前几年写《苍河白日梦》,终于掉进悲观的井里,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哭不止,把自己吓了一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终于笑出了声音”,选自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 [10]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 [11][13]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75页。 [12]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