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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要把平凡小事写得好看,必须加入精神性的向度

http://www.newdu.com 2022-03-09 文学报 傅小平 参加讨论

    关键词:《流俗地》 马华文学 黎紫书
    时光倒退回几年前,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作家黎紫书大概难以想象自己会凭《流俗地》这样一本非典型马华小说受到华语读者欢迎,并且频频入选各种榜单。毕竟在华语世界的边缘写作,像她这样的马华作家要让自己的作品被“看见”,会困难一些。而很多年里被“看见”的马华文学作品,主题多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历史与国族问题,写的也多是雨林里的奔逃迷失、橡胶园中的冲突对抗,以至于给人感觉,只有写了热带的水木氤氲以及国族冲突,才是读者心目中的马华文学。
    黎紫书在写作之初也是依循的这个路子。她坦言,那时她对于马华文学应该往什么路上走,怎么样才能称为好作品,并没有具体的概念。“那时候学习写作,看得比较多的就是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等旅台马华作家的作品。他们当时都已经成名,拿了很多大奖,也获得了很多认可,我自然而然地认为马华文学就应该是他们写的那样,我也以他们的作品为摹本自觉地经营自己的写作,以为写一些台湾地区或者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比如雨林和橡胶园,就是马华文学了。”
    
    再则在华语世界的边缘写作,拿奖几乎是被“看见”的唯一途径,黎紫书最初写的作品,也就多是对文学奖的“揣摩之作”。1971年生于怡保的她自霹雳女子中学毕业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后就开始了小说创作。1995年,她凭借《把她写进小说里》摘获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此后多次获得知名文学奖,2010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亦是颇受好评。虽然如此,她觉得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文学奖而写作,与李永平他们不同,她并没有在中国台湾生活或放弃马来西亚国籍的经历,反倒是在北京住过两年。她从小接受也是英文教育,学中文纯粹是出于兴趣。何况她并没有像这些前辈作家般天然有着宏大的历史记忆,也就不具备那么强大的批判性,反倒是多了一种和解的意识。“在怡保生活五十年以后,我与马来人、印度人相处很好,我和两家马来人整天讨论怎样喂养后巷的野猫。”她觉得应该忠于自己,诚诚恳恳写一部别的马华作家不会写,只有她会去写的长篇小说,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是如评论家王德威所说,“为自己的作品找寻定位而不得”。直到2020年长篇小说《流俗地》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她才真正找到自己的音调,讲出了几十年来心心念念的人和事。
    《流俗地》写了中马地区一个华人社区几十年来的人事变迁。近打组屋,锡都的一处廉价公房,住在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想搬走,却因为困窘而比其他社区更抱团贴近,楼上的小儿子挨揍,隔壁的老妈碎碎念,就像自己家里的事一样清晰可见,跳楼的变作厉鬼,为孽的逃亡异乡,有人跌低有人高飞。这里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寰宇相类,匹夫匹妇的悲欢蕴藉着人类的永恒之问。黎紫书坦言,小说里写的这些人未必会是她的读者,但她平时都会遇见的这些人,可以说就是她的家人。“写他们是因为我认为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很重要,因为他们可能是不会去记录自己的故事的。在知天命的年纪,我也需要用写作来处理对家乡的感情,即便今天不写,终于也还是要写,这是没有选择,‘必须如此’的事情。”
    给小说取名《流俗地》,在她看来也是“必须如此”。在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联合主办的“市井人间的流俗与不俗——《流俗地》线上分享会”上,她表示,这样取名是包含了某种深意的。“小说写完以后,我曾发给一些编辑朋友看,其中有一位就认为其中‘流俗’二字有贬义色彩,而书里面这群平凡人,即使过着非常平凡的生活,也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建议我改掉书名,但我没改,因为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把‘流俗’两个字当作贬义词看待,而我之所以选择‘流俗地’这三个字,也有更深的用意在里面。”
    事实上,在之前同样是线上举行的“一个盲女与一座马来小城的故事——黎紫书《流俗地》新书发布会”上,黎紫书就解释过这个用意。她说这么取书名,一是因为小说以风俗画为概念,就像《清明上河图》那样,一长卷推开了去,可显地道又饶富趣味。二是觉得“流俗地”三个字凑起来很有意思。“流者,水也;地者,土也;‘俗’呢,是‘人’携着‘谷’。在水与土之间,在流变与不动之间,民以食为天,这与小说的构思十分契合。”她还表示,流俗也指小说里没有超脱的人和事,大家都为世俗所缠,升不了天,最终落入泥淖成为俗人。“所以取这个书名,也包含了流去世俗庸气,返朴归真,亲近自然和人性的意思。”
    可想而知,主人公银霞身上就寄寓了黎紫书要表达的这份意思。作家王安忆在小说代序中说,倘是由她来取名,她就叫它“银霞”。“这两个汉字有一种闪烁,晶莹剔透。而且,要知道,书中的她,是一位失明人,应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好像卓别林的盲女故事,题为《城市之光》。”如其所言,银霞生来是盲女,她聪慧、敏感,亦懂得洞察人心,她既愿意在家编织箩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学象棋、上盲校,在生来的困顿里劈开了一片天。在盲校里,她学会用盲文写信,也拥有了炙热的爱情,一切看似向着美好的方向,殊不知黑暗已经降临。
    小说就这样写了银霞的命运沉浮,还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为各个角色穿针引线,每一短篇看似独立却又连续,这些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载浮载沉,薄凉活着,无声老去。而此中生命狂流的“流”,也恰好对应了书名里的“流”字。黎紫书表示:“这个书名里有水、有土、有人,水、土、人抱着谷,应了我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可是‘地’有了,就是怡保这个小城镇。‘人’有了,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人,是一个群像,我也经常谈到食物。但是‘水’这个部分怎么体现?对我来讲,‘水’其实就是时间。我们是无法清楚看到时间流动的,但是它一直在流动着,无处不在。小说里面倒是出现过河流,可是河流在小说里面一点都不重要,流动的是时间,时间才是这个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话虽如此,小说里很少有我们通常用来标示时间的年份和日期。这是因为在黎紫书看来,市井之徒对时间的感知往往是由具体的事件决定的,盲女银霞对时间的感知更为特殊。“她是一个看不到的人,是不需要戴手表的,但她有了一只手表以后,一直想象手表里的时间,她只能将盲人对时间的概念投射到手表上,她以为表没有电了,时间就会停在某一个点上,可是时间没有停,一直都没有停。手表的电耗尽了,当她把电池放进去的时候,时间已经追不回来了。”以黎紫书的理解,历史学家会用编年史的概念,但一般的市民是不会这样记东西的,她就是用的他们对时间所具有的概念。“他们只会记得谁消失的那年、谁去世的那年,记得的只是这些事件,由事件一直在后面推动着时间的齿轮向前走。”
    饶有兴味的是,黎紫书却并不按照线性的时间发展写。作家马家辉认为,这样处理时间,反而让他更能从小说的文字中感受到生活的质感,“一般人写几十年的历史,通常就是从祖父母那一辈,开枝散叶地写下来,可是《流俗地》的写法不一样,一共四十章,B的故事应该发生在A的故事之前,但她从A的故事写起,再转去B的故事,之后又到了C的故事。而且,她是按照里面提到的流行歌曲、杂志、漫画等,来对时间进行提示和表现的。一个人可能他人生中很关键的某一段发生在第五章,另外一段出现在第八章,还有一段出现在第十二章,这样的写法更能够让读者有一种陪着他们成长的感觉。这样的写法,与其说让我们记住时间,不如说是记住生活,记住生活的实感跟质感。”
    这就应了王安忆说的,《流俗地》回归到写实主义,发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趣味。“我比较重视日常生活的美学,好的小说要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本相,要有一个常态的外部。”而在王安忆以往的印象中,马华作家在写作上吸收了更多现代主义的写法,理论、思辨的东西多,所以她读这部小说读得那么顺畅,让她自己都颇感意外。“这个故事首先非常饱满,还有就是很完整。不仅是对海外作者,对马来西亚作者,还是对我们大陆作者,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她那么诚实地写作,其中叙事的逻辑,还有对生活状态的描写都是那么诚恳,而且有趣味。”
    无论如何,相比黎紫书之前那部“想象中的想象之书”《告别的年代》,以一部既无开端亦无终结的历史大书为引子,分三层叙事,将同名同姓但不同时空不同角色的三个女人“杜丽安”串联起来,意在展现出一个家族的历史,三代人的共同回忆和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心路历程的嵌套式写法,《流俗地》的确偏于写实,亦如作家董启章所说“洗尽铅华”。但黎紫书认为,一部小说要写得扎实好看,当中也需要调动许多技巧,用上许多心计,只是比起现代主义作品,它的技巧往往内敛不外露,使人浑然不觉。“这样的小说,最怕露出斧凿痕迹,我甚至不愿意让读者在文字里看出我在书写过程中的挣扎和殚思竭虑。”
    与此相仿,读者也或许不太能看到小说包含的精神性因素。这正是评论家陈思和特别看重的方面。在他看来,《流俗地》虽然是写实的,但它背后有非写实的、精神性的因素在提升它,使它显示出开阔的境界。“我为什么要提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写实主义容易阅读,而且它所讲述的故事、生活都相对真实;但另一方面,写实主义往往会走向庸俗社会学,讲吃喝拉撒,讲日常生活,讲小人小事,讲所谓苦难,而这种苦难是没有精神性的。我认为对于长篇小说,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没有精神性就没有好的长篇小说。”
    而以黎紫书的看法,好的长篇小说自然是严肃的文学作品,而非大众化的类型小说,但必须精彩,好看,能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该有的乐趣。“我知道可能没有办法写出惊人、曲折的故事,我写的只是一群平凡不过的人和他们凡俗不过的人生,要把这样的平凡小事写得好看,当然不能只是用写实手法写一群人怎么生活、怎么吃饭、怎么和朋友相处。这样不仅庸俗,也不是我心中的‘好看’。所以必须在‘好看’中加入一些精神性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样生活的表象底下,还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打动读者,这样小说才不只是流水账。”
    至于《流俗地》是否如黎紫书预期,能雅俗共赏,并且是一部每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甚至每一个能看懂中文的人都能读懂,都愿意读的小说,自然可以讨论。但它无疑给华语写作带来了某种新质,或者新的气象。“我预感到这本书会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马来西亚作者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他们开始把国族冲突、家国情怀等等,纳入到日常生活的环境里。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他们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度过,有那么多丰富的故事可以写。”王安忆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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