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毛泽东写过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1931年4月2日发出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还号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实际上也包含了走群众路线的思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问题的成功之举。会议强调：“‘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应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这反映了遵义会议已使人们对这些靠“洋教条”吃饭的人的迷信开始动摇，为毛泽东后来更加从容地解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特别是1936年7月到保安后，陕北局面初步打开，前线战事相对平稳，中央的驻地也更加固定，这些时局都使得毛泽东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研究理论问题，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做一个总结。
     
    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首先从军事战略问题开始，最终的成果，便是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同他的许多著作一样，毛泽东还是采用“层层剥笋”的办法展开自己的论点。先从战争的一般规律开始，进而论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关系，再论及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通过这种论证结构，将特殊规律同一般规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凸显了列宁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了十年内战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之后，毛泽东把理论总结的目光投向了思想路线方面。这是因为，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使他深刻地体察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毛泽东一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有人讥讽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他从切身感受中体会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茫茫大海中给人以方向感。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批阅过的图书看，毛泽东从1936年11月起，就开始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直到1937年4月，先后读了三四遍，写下约1.2万字的批注。这些批注，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上，特别是有关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占了全部批注文字的一半。可见当时毛泽东的关注点，是下决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纠正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
     
    他深知只看重书本而看轻实践的思想危害，所以把自己的两篇哲学著作，一篇定名为《实践论》，另一篇定名为《矛盾论》，就是想唤起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重视。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有的放矢”。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开宗明义，点出了立论的依据：“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接下来，还是采用“层层剥笋”式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认识的发展过程”，进而说明“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
     
    他强调：“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他指出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际上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僵化教条式的思维定式，从而引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里，已经显示出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的独有品格，即从不追求建立教科书式或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而是特别注重思想的有用性，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
     
    《矛盾论》要说明的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中，进一步强调“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由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它是指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报告中通过学风问题阐发了著名的实事求是思想，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九月会议后，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逐渐展开。这期间，关于什么是理论，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决定

整风运动前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理论创作活动，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使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些标志性的著作有：《〈共产党人〉发刊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这些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通过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素养，在党的历史的深入学习中分清了思想路线是非，也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开展理论学习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郑重地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