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李劼人在菱窠修改《大波》  《李劼人往事：1925—1952》（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李劼人所持嘉乐纸厂股票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其中《死水微澜》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李劼人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之一。同时，作为翻译家，他又是最早将法国文学名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先行者之一。但作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李劼人的文学光芒却是被遮蔽的，其声誉也远远没有达到与他的文学成就相符的地步。研究者和读者都试图去破解这样一个困惑，而要了解一个真实的李劼人又如隔雾山，在作品文本之外，还有很多需要去发现和探寻之处。 2017年，一个机缘出现了。当时，在乐山市档案馆，我无意中发现了大量关于李劼人的档案史料，非常惊讶。后来再深入一了解，发现他从1925年到1952年的经历，学界研究还是空白；而从34岁到61岁，堪称他人生最为重要的阶段，他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写于其间。我的兴趣就来了，计划好好写一本关于李劼人的书。 2021年，《李劼人往事：1925-1952》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今年，也正好是李劼人先生诞辰130周年，在无意之中该书也成为一部致敬之书。那么，我们是否朝着真实的历史走近了一步，而长期被文学史遮蔽的李劼人是不是可以被人们给予更多关注呢？ 写作中的甘苦 1925年，李劼人从法国回来后在《川报》当编辑，偶然与同事谈及报纸的纸张质量问题，于是倡议创办一家新式纸厂。在与友人的共同努力下，李劼人在乐山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嘉乐纸厂。李劼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偶然出现的新奇想法导致了他人生道路的改变，后来他的命运随着工厂的沉浮而起伏，贯穿了他的一生。在现存的一千多卷嘉乐纸厂档案中，主要是公私信函、往来电文、会议记录、财务册表等，这些历史资料内容丰富，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这家工厂从创办到公私合营的过程，以及李劼人的行迹与嘉乐纸厂密不可分的关系。 面对如此多的一手史料，我从刚开始的兴奋中很快冷静下来，首先要全部消化它们，然后再利用，这个过程漫长且困难重重。实际上我的信心不断受到打击，我开始怀疑和焦虑，觉得事情遥遥无期，而没有成效的工作总是让人灰心丧气。在炎热的夏天中，前期工作开始了。写作的过程是漫长的，就像是走进了一条深深的矿井。我要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认真整理一手的档案史料，这中间遇到了很多麻烦，单识字就费了很大的劲。档案中有很多繁体字、异体字、草字、漏字、错字、缺字等，还有生霉、水渍、涂改等导致的模糊等情况，这就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辨识，不胜其烦；二是面对那么多的史料，如何在其中找到叙事线索，颇费思量，也是我琢磨得最多的地方。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史料，让它们同整本书的气息保持一致，有合理的叙事逻辑，这是写作中最难的部分。 档案史料固然重要，其他文献史料的补充也同样不可或缺。影印版的《舒新城日记》厚厚的一大堆，且舒新城当时记录用的本子五花八门，有些甚至就在日历簿上写，很多地方字迹潦草，只能慢慢去阅读、整理。但李劼人与舒新城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在李劼人创作“大河小说”三部曲的时候，得到了舒新城的大力支持，所以舒氏的日记无法绕过。但磨刀不误砍柴工，第一手的史料支撑起了这本书。李劼人的外孙女李诗华读过《李劼人往事：1925-1952》后说：“甫一开篇，即被引入百年成都，众多史实，一一还原，我辈后人，再受震撼。” 李劼人的纸商生涯 李劼人是文人，也是商人，还是政府高级官员。他具有一般的作家所没有的“复杂性”。在以往的李劼人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作品文本中来研究他，但这只是一个维度，显然不尽全面。我在史料整理的过程中，比较多地接触到了他经商的这个层面，而且我发现这可能是李劼人人生中最丰富、最重要的层面，因为他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十年左右，从政的时间还不到十年，但他经商的时间却长达27年，人生三分之一多的时光都跟经商连在了一起。 李劼人用了很多的精力去经营一家纸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也是他的成就。嘉乐纸厂是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张的生产供应从客观上支援四川的文化、教育发展，这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这其中有李劼人很大的贡献；同时，李劼人通过工厂的经营一定程度实现了他的文化情怀，如支持办刊、赞助办学、救援贫困教授等，而且嘉乐纸厂一直都在做慈善事业，资助孤儿院，有专门的“文化事业补助金”，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另外，嘉乐纸厂占地50余亩，有三台纸机，这在当时算得上一定规模的大企业，而且还汇集了像邓锡侯、田颂尧、孙震、董长安等四川军政界的大佬作为股东，非一般企业所能做到。某种意义上，嘉乐纸厂的历史也是四川民国工商史的一部分，它是研究民国工商史非常好的一个标本，而李劼人就是它的书写者。 李劼人的商界经历对他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天魔舞》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写到了一个“同益曹达碱厂”。实际上，这个厂并非虚构，而是当时嘉乐纸厂刚刚入股的一家企业。李劼人为什么会写到它？ 这里面就有很大一段故事可讲。李劼人在战后为了把工厂做大，欲把当时最大的中央纸厂盘下来经营，为此他东奔西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最后还是没有搞成，于是转过来入股投资“同益曹达碱厂”，以补遗憾。李劼人的写作有开阔的气象，有扎实的生活底蕴，与他的这段经商生涯分不开。李劼人的小说都有“史”的现实元素，有宏大的历史背景，甚至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而嘉乐纸厂本身就是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这与他的写作相辉映。 再就是经商对他人生的影响。李劼人一生都想过一种“自由著述”的生活，但命运偏偏不给予他，而他认为自己最不擅长的经商，恰恰让他折腾了半生。我曾经形容李劼人的这段生活：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他的为文、经商、从政连在一起，不可能截然分开，没有写文章、办报的经历，就没有创办纸厂的想法，没有经营企业的艰难，也就没有从政的选择，这里面有深层的逻辑关联。 未完成的文学梦想 晚年时期，李劼人其实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他想用余生来完成最大的文学梦想，就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都还一直在跟编辑谈“不低于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急湍之下》的创作构想，可见其内心的迫切。但当时李劼人年事已高，精力也大不如壮年时期，要想完成这样的巨著非常之难。就算他还能够支撑，但其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他“自由著述”了，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说起来这确是李劼人的悲哀，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写作黄金期是在1937年以前，即在抗战爆发前他就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学在那一年是个分水岭，此后由于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崩溃，每一个人都身陷其中，文学也跟着沉沦，后来李劼人纵然有巨大的文学抱负，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也就是说，他确有很多遗憾，但那些遗憾是他无法跨越的大变革时代中个体的渺小和无奈。 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中，我主要是以李劼人经商嘉乐纸厂这一条线索来写的。在有影响的文人中，能够把经商弄得那么大动静的实在是少见，李劼人是个异数，学者赵毅衡曾说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位经理作家”。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但也反映了他长期经商的事实。我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作家，而从写作题材来说恰巧是一个亮点，这是因为民国的经济史和社会史通过李劼人也能够得到一定的反映，而这一类的研究本身也是非常稀缺的。 那么，经商对李劼人的写作有没有负面影响？ 我想最大的影响是在精力上，李劼人没有做到完全专注于文学。他的挚友魏时珍说：“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其实，李劼人的另外一个挚友周太玄曾经也希望李劼人“不做他事，专事写作，期我十年，必有成就”，他说这句话是在1937年，正是李劼人的写作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周太玄没有等到后面文学丰硕的“十年”，因为此后的李劼人写作已经基本荒废，他把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了经营中。也因为这个十年，李劼人被起起伏伏的工厂搞得精疲力竭，故而在1949年后他热烈拥护公私合营，主动把全部的股份捐献给国家，而在这里面实有他的一点“私心”：想马上回到写作中去。但是，身为资本家，能够断然回去吗？ 从后面的情况来看，李劼人是明智的，他走近了政治，摆脱了经商的困扰，但却仍然游离于文学之外。 值得一说的是，李劼人虽然长期经商，但他其实是个地道的文人。他青年时期的志向就是“自由著述”，并且为此有过很多挣扎和努力，比如他写《天魔舞》的时候是1948年，正是国内最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工厂里危机四伏，但他仍然给报纸写连载，其实就是逼迫自己捡起笔来。所以从社会角色上来看，李劼人长时间是商人、官员，但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底的文人，他的胸怀和眼光自非凡俗之辈可比，而他把写作素材都装在了肚子里，准备晚年来偿还欠下的文债，可惜他没有完成。 被遮蔽的李劼人 “被遮蔽的李劼人”是一个文学话题。李劼人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这里面的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李劼人除了在法国待了四年多，其他时间主要还是待在成都，处于文化的边缘位置，失去了很多机会；二是他的写作一直坚持用四川方言，虽然非常生动、活泼，精彩绝妙，但也存在地域性的问题，外省人对川话未必能领会其精髓；三是在李劼人的笔下，大都是生活在民间底层的各色人等，甚至主角都是些跑江湖的袍哥、不安分的女人等，缺乏时代需要的人物，难以成为主流；四是李劼人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不小，对现实社会的描写是客观和真实的，这种没有经过意识形态“筛选”和“过滤”的写作，难免与苏联文学创作模式格格不入。 但是，在经过了半世纪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李劼人的文学贡献，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李劼人非常杰出，甚至认为他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作家，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学大师。 李劼人所处的是个急遽变化的大时代，清末维新思想的传播，他站在了办报的前沿；民国肇始，实业兴起，他成为了工商业的先锋；抗战军兴，纸厂的生存峰回路转，他被推到了工厂发展的中心；而在改天换地之际，他又顺应了时代的召唤，由商入政。他的一生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李劼人往事：1925-1952》从史的角度，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在一大堆杂乱无章、漫无头绪的史料碎片中找到了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物、情节的交错关系和浓郁的民国氛围。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看到的是一个人、一群人，以及他们背后烟云弥漫的时代。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12月01日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