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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70后”批评家实在地参与了文学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仍有关于“‘70后’论者没有集体出现”的呼声，至于大部分“80后”，历史更是还没有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今天的“70后”、“80后”批评基本还是在属于前代人开辟的文学场域中活动，谈论这两代人其实大体可以等同为一直以来谈论的“新生力量”、“青年学者”等话题，虽然当时并没有代际的概念，因为代际在这里并不意味彻底的叛变和起义。文学史视野下的代际问题就有了另一种理解方式，即在时间准备并非充分、并未完全历史化的情况下怎么理解“70后”、“80后”的历史意义，或者简单地说，“70后”“80后”如何接续起“50后”“60后”成为文学史链条上严丝合缝的新一环。 整体上来看，“70后”“80后”两代人基本是“50后”“60后”的子辈，并且分别受着“50后”“60后”两代学者的教导和两代作家的引领。相比上一辈人，“70后”“80后”的特点或许在于连续的正统教育，尤其是完整的高等教育，从而决定了这代人大多具备一种“乖孩子”特质，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让这代人生活在一种倒转的家庭结构中，被寄予的希望更大，接受的管束也更多。正如“50后”“60后”一代暗笑“70后”“80后”一代面对“90后”宣称经历过“苦日子”一样，前者对后者温柔的叛逆也报以淡然表情。生活上，年轻一代有条不紊地按照前代人的经验前行，专业上也一样四平八稳地走着业已铺就的道路，虽然“70后”最初以身体写作亮相、“80后”最初以残酷青春或问题少年示人，大抵都是满足了这一代人对无可能生活的一种想象。因此在传承方面，“70后”“80后”一代是应该具备了匠人之心，按照祖传手艺做活，但也因此被认为是提前衰老的一代，相比前一代人的青葱岁月缺乏年轻人特有的不破不立的霸气。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学习链条完备，知识的原始积累却未必。以我个人为例，本科阶段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基本没有着意关注过左联或左翼文学，文学理论对俄国的文学批评也几无涉猎，大学教学以教师兴趣为大纲，“50后”“60后”在1980年代特殊氛围下关注的恰恰是对之前的一个反拨，他们的学徒后辈记忆的起点早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晚的是南巡讲话，课堂就成了当时认识历史的惟一方式。问题是1980年代学术热点的那部分内容“70后”“80后”接受的不全面，但“50后”“60后”却是满仓储备秘而不宣，因此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或能平衡，但年轻一代不论从学或自补难免有所偏颇，并进而影响思维方式，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更全面的继承，同时不为继承所困。 最近看电视剧《少帅》，习惯性地打开了弹幕，作为一种网络舆情或者特殊的文本短评，“弹幕”是一种直接快速的信息获取方式。关于弹幕，对年轻一代来说司空见惯，甚至不少人要求院线放映弹幕版影片，然而年长一代人却不知所云，甚至询问“弹幕”的弹如何发音。其实弹幕乃是借词，很早就作为军事术语出现，作为密集火力压制或者拦截导弹的常用手段，有趣的是一个熟词因为附着了网络元素，在年长者眼中便自带陌生化效果，是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倒不是说一定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不乏心态年轻乐于尝试的年长者，但或许是一种微妙的心理机制令他们被动接受时会自然形成对既往经验的屏蔽。网络语言、网络行为折射出的是相应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青年批评家作为自身代际群体的一分子，同时属于后一个词“批评家”和前一个词“青年”两个范畴，因此每一代新人必然有他们特殊的自在价值，并且具备理论上的沟通两个范畴的先天优势。 还说《少帅》的弹幕，有两件事让我颇感不快。一个是郭松龄反奉。虽然此人不乏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当时军人的一些不良习气，但毕竟是以新思想区别于旧军阀的革新派，至少在电视剧的话语逻辑中，他是为了反对军阀战争、改革旧弊、独立外交等缘由，占足了正当性，但弹幕呈现的则是一片骂声。当然这些骂声是多层次的，有的是反感郭口中的那些一点也不“日常”的煌煌“大词”，正好反映出当下年轻人生活状态的卑微琐碎；有的是秉据传统观念，认为张家待郭不薄不能忘恩负义，恰是当时时代背景和文化水平局限下普通人的心声；有的是学舌主流史观，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错位使用令人啼笑皆非；大部分是由于主角/配角的人物关系影响了判断。 其实两场观念秀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人物序列中张氏父子作为传主的优势，尤其是李雪健的精湛演出令张作霖这个人物显得饱满，因此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明显混淆了对演员和对历史人物的认可。这种认可深刻影响了人物等级，第一主角张学良让位于二号，同张作霖对立的郭松龄也无厘头地成为部分观众的对立面。如此固然体现了一部分人混乱的历史观，但有益的启示是，历史问题确实可以置换为艺术问题，或者说艺术观的塑造可以帮助建立起相应的历史观。 陈思和认为，每一代作家都是在同代批评家的关注中共同前行，因此年轻一代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注目也实在是一种文学史演进的继承。加之网络“黑话”的蔓延，更赋予了年轻一代批评家深入体察并展开交流的可能性，虽然目前仍止步于可能性，匠心而非匪气让青年批评家内在地更接近前代人，更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 另一方面，“代际”概念被创造致使大多数人认可、受控于此，同代人的关注就显得尤为迫切。张清华认为：“每一代人都需要他们自己的作家，他用这一代人共同喜欢的方式，代替他们记录下共同经历过的生活，成为一种留刻在历史中的特有的‘公共叙事’。”如此说来，同代作家和批评家其实就是一种彼此合作的关系，批评家需要作家发出自己一代的声音，作家需要批评家强化扩散这种声音。当然，集体行为或者代言都有可能抹杀个体，形成一种强行归纳的话语霸权，但或许更值得担忧的是其反面。相比有过真正共同记忆的前一代人，“70后”“80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在于“公共叙事”的松软和匮乏，以至于“80后”的集体怀旧只能寄托在童蒙时期诸如小玩具、小零食这样具体的零星事物上，在残酷青春、问题少年的叙事模式被宣判无效或覆盖更迭后，一直未能找到一些哪怕是不无偏颇的群体特性的现象，或许不是这代作家批评家不知探索，而正是现状的真实反映。 故此，一方面需要继承，经典作家的再论述意味着他们在年轻一代中仍然具备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按照文学史推演模式展开同代观察，携力探寻共性的描述归纳，进而通过艺术问题抵达历史问题，让散状的个体集合演化为具有饱满凝聚力的历史代际群体，或许正是文学史视野所期许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