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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黄披星中短篇小说集《飞天的脚印》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黄披星曾出版诗集《不下雪的城市》、音乐随笔集《苏醒的音符》，近年开始小说创作，陆续在《莆田文学》《福建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刊发表《飞天的脚印》《渔村客运》《村葬》等中短篇小说若干。 披星的小说写的往往都是日常的、原生态的一些“小事”，但这些“小事”却包含了丰富的经历与情感，它们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没有复杂的故事，却有复杂的人性，没有曲折的情节，却有曲折的人生。在新近的创作中，他的小说艺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想象与虚构的成分，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独特。 出版社在《飞天的脚印》的推荐语中写道，披星的写作是“闽中乡村游吟歌手的自弹自唱”，他的作品充满真诚与悲悯的地打量着一个个遭遇危机的女性，默默地关注着她们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平衡并获得灵魂的片刻救赎。在日常生活中，披星勤奋、专注、低调，给人以“披星戴月”的赶路人形象。 本文为莆田市青年作家陈言与黄披星的对谈。  陈言：2004年9月，我们是通过张旗认识的，我记得当时张旗很正式地介绍说你是音乐教师，诗歌写得不错，提到你那首《不下雪的城市》，我那时还没读到你的诗，特别是那首很棒的《不下雪的城市》，在大概是我们认识十多年后的一天搬家中，偶然发现我们其实在认识之前的那一期《莆田文学》一同发过诗歌，你发的一组诗，我记得你写的是弘一法师，我特别好奇，你在诗歌里写到他，写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这是不是你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 披星：不是第一首，第一首还早一点——也是在《莆田文学》上发的。我是自己邮寄去的。是杨雪帆先生帮我发出来的。发出来后先认识了张旗，之后也认识你，也跟雪帆他们熟悉起来。这些记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但那些作品还都是模仿之作。我底子差，模仿阶段可能更长一些。 陈言：你的专业是音乐，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写作的？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的？你后来整理的音乐随笔集《苏醒的音符》是不是对自己音乐专业出身的人的再次确认或者说是缅怀？ 披星：没有什么身份上的思考。我觉得是一样的，只是自己后来觉得更热爱写作一些。也可能更擅长把音乐的感受写出来。没那么复杂——开端都是尝试。文字表达音乐的过程，也很有趣。有人说，所有的艺术都在模拟音乐。话过了些，但是细想起来，也是这样。音乐是严格的理性和极端的感性的综合体。理解音乐让我获益良多。 陈言：回头再说下，你那首《不下雪的城市》，你后来出版的诗集名称也叫《不下雪的城市》，我感觉这首诗里已经非常成熟地呈现出个人的写作风格，说说这首诗当时写作的情况。 披星：可能从这个作品开始，有了一点点自己的东西。我后来回想，这一点点的东西，就是从关注我们身边的城市开始的。我们这座《不下雪的城市》，还是明显有跟别的地方不同之处。这就像是诗歌也好小说也好，开始有了落地的迹象。 陈言：那几年你一直勤奋地写，我们也一直跟踪着阅读，你是如何保持着自己的这种创造力？尤其是你那时似乎很少发表作品，差不多都在天涯博客和新浪博客，这种写作的状态难道不让你一度感到灰心丧气？ 披星：经历比较狂热的阶段，是写诗的人基本都有的过程吧。我也一样，有热情，就无所谓发表啊什么的。热情的时段，是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创作的推动力。 陈言：你觉得正常的写作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披星：当然是有序的，每天固定时间最好。我还是很希望能有几个小时，都在写作或者是有效阅读的时间里。这真的是很珍贵的。 陈言：我很好奇你突然有一天去了西部很偏远的地方去支教，我记得当时你小孩刚要读三四年级，对孩子那也是重要的时间段，你还是决定去那边支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的？让我们吃惊的是你去了那边之后回来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你同时带回来了一部随笔集《苏醒的音符》、两三篇小说以及在长江日报开的专刊，并且这一开专栏就是好多年，这是不是长期的积蓄能量突然在那种环境中被激发出来，顺便说下你在西吉那里的生活和思考的情况。 披星：西吉确实有很多场面是难忘的，在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经常记得在乡下夜晚看群山绵延，确实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感觉；西北的夜晚山间的风声会让我想起大海的声音，总觉得它们是相像的；在我所在的村子，再进去十多公里就是张承志写《心灵史》的沙沟村；我们在零下二十度爬上山顶，看大雪覆盖下的西吉农村和群山；还有学校后面住着一个从福建远嫁到西吉的女孩……很多场面，都令人难忘。 现在想起来，在西吉的时候，还是带着一种自我流放的感觉的。也因为这样，集中做了点事。写专栏也只是一种思考和整理，虽然量有一些，但像李皖先生跟我聊到的，这些专栏还没有预想中的有那么大的影响。但还是很好，保持一种创作的韧劲。当然，那些文章，价值可能并不大。 陈言：老实说，我一直没有想到你有一天会写小说，或者说至少在那之前，你并没有展现出小说写作上的实践，还是说其实你平时在默默地实践着？ 披星：我也没想到。我甚至觉得自己未必适合写小说。我小说的源头还是要说到宁夏，就是在那里的经历，写了《飞天的脚印》，发在《福建文学》上，给了自己一点点信心。当然，小说是很难的，对自己的小说写作能力我也一直是怀疑的。我常常想起门罗在《家具》里的那句话，描叙一个未成熟的孩子，说她脸上有种“有勇无谋的镇定”。可能，我也是这样的。呵呵。 陈言：你的小说就像你的诗歌一样，一出手就很成熟，有自己强烈的个人叙事风格，讲故事的能力也很强，你是如何平衡叙事和故事的能力，其实很多小说家总是在顾此失彼中进行着小说创作的。 披星：谈不上成熟，很多题材都被我写坏了。惭愧。我一直在学习，也没太弄懂小说该怎么写。比如我会简单划分，有的小说是散文体的，有的是戏剧或者影视化的小说；还有的是小说家的小说，还有的是作家的小说。也蛮有意思的，我希望小说能够有小说本身的功能，并且能在叙述和故事上得到平衡。我把人物关系看得比人与环境的关系，更重些，因为人物关系在小说中是最难的。当然，这也有点片面。但大致上我是认可这样的。也就是说，小说要突出小说本身的文体价值。 陈言：那么你怎么看待故事呢？我觉得你的小说文本中还是非常关注故事的。 披星：我一直以为故事是小说技术的一部分；也觉得故事就是小说的全部；但有时候又觉得它的重要性可以降低。所以，我一直在故事、人物关系和环境上做衡量；但很多时候，也是无效的。我的小说理念并不清晰。也会觉得小说就是处理时间的艺术。但具体化，还是有点模糊。这就是小说写作的难度吧，对我来说。 陈言：《飞天的脚印》里的故事有原型吗，你是如何处理原型的？ 披星：很少的一部分有原型，更多都是变形的原型。这是常态。 陈言：这个小说集大概写了多少年？这些小说有没有集中的主题？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彼此联系在一起？评论家在书的封面推荐的那段话“乡村游吟歌手的自弹自唱”你怎么理解。 披星：这个集子差不多从2014年开始，就是从宁夏回来开始；前后时间近十年，也没写多少。小说人物更多的都是身边人，和身边人的组合。城乡之间的断裂感，给了我一些写作的动因。但写得也并不典型。出版社写的这句话很好，但也有点夸大了我的写作效果。游吟歌手是个好词，像一种自由状态的怀旧版。 陈言：一个男作家要倾力去写女性人物，是否会遇上难于性别的难题？为何你那么集中写了这一类遭遇危机的女性的困顿和她们片刻的救赎？ 披星：总有一些身影在晃动着，比如长年寡居的婶婶、丈夫入狱十年的文具店主、街头卖菜谋生的老妇人……很多，总有些眼神是透露出生命故事的。但我希望的人物是既卑微，又坚韧。这个起点，一直没有突破。 陈言：“危机”在你小说中随处可见，不过有些是看得出，有些是隐藏的，你怎么理解“危机”，你想通过这些“危机”把读者引向哪里？ 披星：我会把这种所谓的“危机”认为是常态。这种危机就像每个人都有的欲望（也很卑微的）一样，也是现实中如影随形的。我们常说，意志是要做什么；性格是会怎么做。意志等同于欲望，我们需要的是发现他（她）会怎么做。这是小说家的眼光，也是写作的价值所在。我的观念里，记录的成分多，展望的成分少。能从某个人身上看到一点点的自己，就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陈言：你的小说比较冷峻，但是悲悯却处处可见，你的小说在看似疏离中却遍布诚意，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披星：悲悯是个大词。我很难做到。如果我的小说里有点诚意，那也只是我做不到如何不诚意。又或者说，不诚意的被我丢弃了很多吧。风格这个词，我感到生疏。我觉得我的小说缺乏风格。或者说，我喜欢淡一点的叙述，自己觉得淡——反而真。可能这种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冲淡了风格。 陈言：你起的一些小说名字颇为用心，比如《飞天的脚印》《盗路者》《弦上的羽毛》《雪地垂柳》等等，这些标题可以看出你的用意，你实际上还希望小说的空间的打开的，提升起来，但你这样会不会也担心小说被人理解过于诗意化，过于有象征意味呢？ 披星：诗歌是跑步，小说像走路。这很可能是诗歌中延续过来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这只是习惯吧。现实之上一点点，可能是我小说思维的落脚点。 陈言：你会不会把自己全部暴露在小说中？为什么？你怕你身边的人通过阅读你的小说认出那个真实的你吗？你设想过自己的读者吗？ 披星：我也希望自己具有某种隐身术。但其实很难做到，既要诚意，又要隐身。我相信自己的那种卑微感，还是一直存在的。真实是很大的标准，超越真实又是另一种挑战，就像《盗路者》后面出现的那只鳄鱼，我希望能更加合理地出现，但效果还是一般。这都很难。对于读者，我没想过。 陈言：你觉得中短篇小说中最大难度是什么？你理想的中短篇小说家是哪些？ 披星：准确性。甚至是精确的。最近又重读了《老人与海》，很震惊于这个小说的精确性。既朴素又精确，太难做到了。还有像《另外那个女人》，那种准确的转换能力。还有带梦幻感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很多…… 陈言：我发现你的阅读量很大，其中还包括阅读期刊的小说，你还认真分析了期刊小说的一些问题。说说这方面的点滴收获。 披星：说不准。期刊小说可能只是一种及格线的小说，或者说只是一种可能的方向。但真正的小说，或者说能长存下来的小说，未必是期刊能够给出方向的。 陈言：你是如何保持对日常生活的发现呢？ 披星：我确实对日常生活更加信奉些，总觉得那里隐藏着真实生活的秘密；也是时代的秘密。想起契诃夫能从一个路人的脸上看出人的一生，真的是令人羡慕和惊诧。这是经验和敏感，也是作家的洞察力所在。 陈言：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坚韧的意志力，非常难得，你是如何做到在写作上的自律，难道你没有被各种交际和家务事干扰和分心呢？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边缘的小地方来说，写作的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你是如何一一克服它们的？ 披星：总觉得很难，要克服的东西也很多。但还是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尽可能地固定自己习惯的写作和阅读的时间。尽量减少干扰。 陈言：后来，我很吃惊的是，你写起了莆仙戏剧本，虽然那些剧本没有排练，但是，你这种突然闯入这门对多数如今的写作者感到畏惧的创作门类中，究竟是被什么打动了？是不是音乐再次在你身上唤醒？你如何克服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进入一种全新的写作世界中去，这种体验是不是为了获得小说写作的故事？同时，是否会觉得这对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分心的行为呢？ 披星：其实很难，我也写不好。原本以为剧本跟小说没有太多差异，其实不然。像一句老话，比起小说的容量和自由度，戏曲真的是带着镣铐跳舞的。当然，莆仙戏有很多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的东西。从写作上来说，也确实分心了；但不能不说，也有点好处。我自然认为，越专一越好。希望它们之间能有更多的互补。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陈言：你如何看待新旧故事？小说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披星：故事没有新旧，呈现方式可能有。即便我很喜欢劳伦斯，但也不会像劳伦斯那样去写小说了。像劳伦斯小说《吉米和绝望的女人》那种三人关系，到门罗的小说里，呈现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女性的反抗，开始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而女性反抗或者逃离之后的回归，不管是不是往前迈了一步，总归是又多了一层的选择。 要说小说需要一个怎样的故事，这是个太大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如果从小说的基本面来说，创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或者人物关系，可能是小说的责任之一。对比戏剧，小说的人物可能比故事更重要些。我会这么认为，基于游戏、基于梦、基于情感、基于信仰……都反映在人物身上。故事可以精彩纷呈，但小说最擅长反而不一定是故事。 陈言：我常常想起你一个人背着包徒步的情景，远方是不是对你始终吸引着？前年你又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习一年，在那段学习时间中你收获了什么，对你写作好像也产生了挺大的影响，说说看。 披星：呵呵，走一些地方，好处有限，好玩居多。在上海学习的话，主要还是戏剧的东西，稍微清晰一些。其他的，乏善可陈啊。 陈言：你现在对自己的状态的定位如何？比如诗人、剧作家、专栏作家、小说家等等，这些身份你是怎么理解，也就是如何把这些身份集中到你身上，形成一种合力而不是离心力。 披星：一般来说身份越多越平庸，估计我也是误入歧途，嘿嘿。好吧，读书是做加法，写作尽量做减法。虽然勉为其难，还是尽量写点让自己能满意的作品。 陈言：回头再说你写的那首弘一法师的诗歌，你会对年轻时候说点什么？从诗歌到小说（剧本创作）中，你认识在你身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对你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对你的读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披星：弘一法师是经历大悲大喜的人，相比之下，我们都太平凡。但平凡也有平凡的力量，像弘一法师说的，水有水的味道。对于写作，只要还能有兴趣，总要固守些什么，也要舍弃些东西。当然，这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也可能是唯一能够坚持的兴趣了。真正的作家或者创作者只有一个秘密，就是保持对未知区域的热情。并且，不断学习如何去展示它。很多时候，看到身边书架上矗立着福克纳和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就觉得写作是一件让人心安的事。这样的相处模式，远比孤独本身要丰盈许多。这已经是很好的事了；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