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这部长篇小说新作《复调婚姻》，完全可以当作日常生活中的婚姻研究标本来读。它涵盖了从上世纪民国时期到本世纪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近百年、三代人的婚姻状况。父母亲的复杂婚姻、“我”与姐妹兄弟五家人的婚姻，还有“我”姐姐的儿子杨光、“我”大哥的姑娘刘烨的婚姻。但这么多的婚姻，都是在庸常生活挤压下的、由人性与文化基因作祟的失败的婚姻，没有一个是美满幸福的婚姻，即世俗生活中所谓的“成功”的婚姻。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那样紧张而错综复杂。自然，作家得出的结论就是：“琐碎和充满无聊的生活会毁灭一切爱情，甚至是可称之为伟大的爱情。日复一日，平庸窘困的生活，会像水滴石穿的泉水在相爱者的心灵冲出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因此，从《复调婚姻》中，我们读到的大都是庸常、琐碎、混乱和凄苦，以及些许清白和温暖。
    小说总共十一章，却用了四章的篇幅来写父母亲的婚姻，可见其重要性。因为理解了“我”的父母亲的婚姻，也就好理解“我”的兄弟姐妹五个的婚姻和下一代的婚姻了。“我”的母亲，这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的，中共党员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这部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一个在中国民间最底层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积极的、坚韧的、没有文化的、富有人性的、果敢的、大地般博大的、最普通的共产党员形象。她的每一次“抛弃了对方”，都不是因为“爱情”中的“男人的还没有厌倦之前”，却总是出于冲破人的命运安排，出于生的信念与革命的激情，出于对正义的向往与共产党人荣誉的爱护，出于对生存的欲望的执着。可以说，这部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个贡献，就在于此。
    近年来，好多长篇小说都喜欢运用亡灵叙事的方法来反映生活和表现主题，诸如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雪漠的《野狐岭》、余华的《第七天》、艾伟的《南方》、孙惠芬的《后上塘书》、陈应松的《还魂记》和张翎的《劳燕》等等。但我认为，如果文本所写内容与主题不是上升为灵与肉的、触及灵魂与精神的叩问存在意义的文学维度，就多少有些没必要和意义不大。王旭东的这部小说就大可不必采用这种手法，因为它的文学维度还在现实生活和国家、社会与历史这个维度上，尚未上升到超验的灵魂与精神维度。只是为了叙事的方便与叙述的通畅，仅仅是每章开头的一个“帽子”而已，便意义不是很大，可有可无。
    《复调婚姻》中的三代人的婚姻状况，都有些过于相似，连叙述者“我”都悲哀地发现：“我的婚姻几乎是父母婚姻的翻版和延续。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父母婚姻的悲哀。这个悲哀在于婚姻中的双方并没有解脱的欲望，而且准备厮守一生。”不仅仅都过于相似，而且还都过于极端，都过于荒唐，取消了或者说缺乏对各自的生活、精神、心灵和行为进行自我努力、自我改善、自我挣脱的心理空间与行动姿态,连起码的对现实生活与人生意义的低声质询都没有?小说中对父母亲的婚姻的书写是成功的，因为他们的婚姻正是他们尤其是母亲与命运、历史与社会抗争的结果。而对后两代人婚姻的书写则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婚姻正是他们顺乎命运、时代与社会并随波逐流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运用叙述者的声音造成的。即使后二代人的婚姻状况就是如此，倘若充分利用叙述者的声音多进行些关于精神、心灵与内在世界中的叩问、质询和抗争，才有可能比现在的文本更生动更丰饶，人物形象也比现在更真实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