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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聂茂 一 人的一生充满许多偶然性。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人生和事业会定格在大学里。我做过农民，搞过“双抢”。跳出“农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乡下医院做检验士，抽血，化验，看显微镜，写检验报告单，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压抑的内心被强大的“作家梦”驱使，毅然决然奔赴鲁迅文学院深造，幸运地与文坛大家莫言、余华、迟子建、严歌苓等人同堂听课。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个人的命运犹如浮萍，一阵飓风将我吹进了复旦大学。在那里，我进行了一场“黑+白”、“智力+毅力”的大比拼，最终考上了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地进入湖南日报社，成为一名编辑、记者。五年之后，我不安的心再次被大洋彼岸的世界所诱惑，果断辞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远赴新西兰留学。四年后，我学成归来，进入中南大学，教学、科研、写作，每天忙忙碌碌，一晃就是17年。 回顾这一路走来的辛苦与不易，我又想，所谓人生的偶然，难道不是生命历程的一种必然吗？如果没有农民性格的蛮劲和韧性，我又怎会成为一名乡下医院的检验士？如果不是因为强烈地爱好文学，我又怎会义无反顾地奔赴鲁迅文学院求学？如果不是北京和上海的人生苦旅，我又怎会成为一名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进而成为一名编辑、记者？如果不是古典文学的熏陶和编辑、记者工作的锻炼，我又怎会被中南大学引进，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和新闻系的学科带头人？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南大学新闻系工作五年后，根据个人兴趣和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再次转身，进入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大学工作的17年里，由我指导毕业的研究生达50多名，其中一半以上是新闻传播学、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学的学生，一小半是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生。这些年，我在文化产业学、哲学、审美文化学和现当代文学四个方向招收博士生，还包括三名国际留学生(其中两名博士、一名硕士)。所有这些，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的逻辑。这些看似偶然性的因素却为眼前的这套书埋下了伏笔。 换言之，当新文科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清醒地认识到，这完全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时代大潮的潮起潮落，有其内在的规律：潮起，有潮起的动因；潮落，有潮落的原由。无论你是伫立岸边，还是身处潮中，重要的是你要关注洋流的流向，把握大潮的脉动。对广大教职员工而言，新文科既是新的挑战，更是新的机遇。 二 经常听人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可很少有人去深思：所谓“最坏”，“坏”在何处？你做好了应对“最坏”的准备吗？所谓“最好”，又“好”在哪里？你有过应对“最好”的措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作为普通大众，你究竟是处在转型社会的夹缝中自暴自弃，顾影自怜，还是积极拥抱时代大潮，做勇敢的冲浪者，做灯塔的守护人？ 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不辜负任何一个日夜兼程的前行者。因为始终相信“奔跑的姿势离目标最近”。我奔跑，再奔跑，从不停息。春去秋来，我那点微不足道的智慧、一直滴淌的汗水、从未冷却的热情，最终开花结果。2018年我一次性推出7大卷、300多万字的《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书系》，这是个人意义上的湖南文学史，别人看到的是这个浩大工程的巨型体量，而对创作者背后的孤独、寂寞、无助以及探索中的苦痛与跋涉中的艰辛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实际上，这个书系是我进入大学后、特别是从事现当代文学10余年的集中思考和总结，牺牲了绝大部分的节假日、寒暑假和几乎所有的闲暇时光换来的。如果考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置身于文学现场，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研究与书写，长达30余年的时间跨度，300余万字书系的出版就是我生命长河里的干流。那些密密麻林的文字，带着热气，充满泥味，像稻穗上的露珠，闪烁着琥珀的光芒。 同样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21世纪都市文化跨学科研究书系》也并非一挥而就，轻松完成的。作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并有过漂洋过海经历的一线科研人员，我试图站在全球化语境下，用自己的方式审视城市，聚焦城市文化，全面阐释迅速崛起的中国和转型社会的阵痛对城市原居民与异乡者产生的种种影响。作为研究者，我要重视和分析这些影响，客观、真实、全面地了解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从目前的学科分类来看，这些影响涉及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传播学、媒介经营以及管理学、工程学、建筑学等等，这样一个庞大体系，一个人很难独立完成，团队合作是最佳选择，也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选择。 之所以强调团队合作，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点，每个人都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短板。新文科重视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就是要进行学科交叉，就是要将学科壁垒打通，就是要将团队的智慧和活力发挥出来，在保“质”的基础上，提高“量”的饱有度。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越来越远离学术中心，新文科强调跨界重组后产生的强大力量。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学科建设如同手术室中的外科大夫，一个手术的成功与否，不是靠外科大夫个人的努力，还要靠麻醉师、药剂师和护士等一个团队的通力合作才行。学科建设一定要把握好“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对“现实”采取一种回避态度，好像介入现实、特别是介入带有意识形态的现实，学术就会大打折扣，学术就显得“动机不纯”，学术“高人”尽可能远离“现实”、回避“政治”，仿佛只有在“象牙塔”和“故纸堆”里做出来的学问才是所谓的“纯学问”、“真学问”，才是学术的高地，是学人最高的追求，结果便是：学术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学人对时代的关切越来越漠视、对现实的回应越来越乏力，所有这些，正是新文科要着力打通和解决以及跨学科建设要努力突破的关键所在。 三 一个学问大家不只是专家，而是杂家。西方三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是杂家，他们都有广博的知识、“冒犯”的兴趣和挑战的自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自然科学等。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著作同样涉及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和自然学说等。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不仅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伦理学家、法学家、修辞学家等。 与此相类似，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孔子也是一位杂家，他的著作涉及文学、文献学、典章制度、管理学、司法、礼仪、音乐和自然科学等。另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老子，他的《道德经》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自然学、人学、养生学、军事学、辩证法等。之所以如此，从溯源上讲，我们的知识，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在古代，像今天这样的学科分类并不存在。 新文科时代让我感受到教学相长的全新的意义。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教学相长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经指出：“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这是对教学相长的最生动的诠释。新一代学人对新生事物有着天然的兴趣和探知欲，他们对老一辈学者颇有畏难情绪的新媒体语境，诸如数字仓储、云文本储存、数据可视化、虚拟现实和媒体出版等高科技带来的“数字人文”十分熟悉，他们着眼的问题意识、形成的书写形式、聚焦的研究兴趣与彰显的学术追求，与老一辈学者也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心目中的“学术堡垒”、“同行相轻”或“门户之见”等传统观念也少了许多。他们更擅长将新科技融入到文学、哲学、历史等传统文科之中，不仅带来研究方法的变化，更大大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 新文科建设既要把人文社科内部系统打通，又要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隔膜打通，还要将文科与理科、文科与工科、文科与医科以及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肠梗阻”打通。让工科、理科、医科等知识融入新文科教研究视野，对教者而言，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吸纳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法和研究理论，使自己始终处于“新”的精神状态，才能得心应手地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时代倒逼“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去努力适应社会，在学术探索中推陈出新，因为“道”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业”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由此产生的“惑”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作为师者，如果不积极走出书斋，不愿置身于沸腾的生活现场，疏于与学生打成一片，不想倾听他们的呼声，完全漠视时代的需要，就很难做好自己的工作。 诚然，新文科对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仅要掌握诸如新媒体技术、非线性编辑、数据挖掘等技术，还要懂得技术分析、GIS建模和各类理论前沿的方法，将“要我学”变成“我要学”的自觉转变，让科学、新型的混合学习、智能学习、网络学习在“学习的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新文科强调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其实就是将学科进行“交叉”，取长补短，互相观照。这里的“交叉”至少包涵三层意思：一是知识交叉，二是思想交叉，三是方法交叉。在带着弟子进行《21世纪城市文化跨学科研究书系》的实践中，我对“交叉”二字感受很深，这里既有方法的挑战，又有观念的冲击，还有跨越黑暗的鸿沟后见到曙光的欣喜。 四 新文科时代要秉持学术良知和学术自觉，要追求学术的“博大精深”。这里的“博”指的是渊博，即把知识当成一个整体，广泛涉猎，采撷精华，融会贯通。“大”指知识的广度，追求应有的体量，包容并蓄，海纳百川，成就自我。“精”指知识的精度，这个“精”字好比知识的金字塔之塔尖，这样塔尖必须建立在博大的地基之上才能牢不可破。“深”指知识的深度，从专业上讲，要有自己的专业深度和专业特色。跨学科不是混淆各学科的分界，而是要打通一切阻阂，要有丰富的人文情怀。例如“二弹一星”中的许多杰出科学家，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以及很高的诗词歌赋的写作能力和鉴赏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强调学术自觉。所谓学术自觉，首先指的就是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进程中，学术成果要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的应尽之责。学术自觉，应该体现学人的生命自觉。生命自觉就是要弄清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人既有自然生命/物质生命，又有文化生命/精神生命。人不是生来就具有“人”的本质，一个人没有经过文明的洗礼就有可能成为“野人”。梁漱溟先生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而今则当说：心之所以为心在其自觉。” 梁漱溟强调的“心的自觉”，其实就是指生命的自觉。有了生命的自觉，学术自觉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学术自觉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自觉地把学术研究立足于国情和民情，既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民族精神，要努力做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味道的学术成果来。 第三，学术自觉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自然科学可以没有国界，但社会科学一定是有国界的。我们倾听他人不是鄙视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审视自己，我们向西方学习不是忘却自己而是更好地建构自己。因此，我们追求的“中国特色”就是带有中国烙印、中国底蕴和中国文化DNA的学术成果。 第四，学术自觉应当建立学术情怀之上。所谓学术情怀，是指学人对于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对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对学术使命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为“虚心做人”和“潜心治学”两个向度。学人，首先是“人”。人应当有人的诚信，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追求，等等。“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精神仍然是新一代学人的最高追求。这种学术情怀要求师者和学者均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这是我们的学术追求，也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总之，城市在发展，城市文化在嬗变，我和我的团队爬过了一座小山，前面矗立着新的更高的山。我们没有停下，而是迎风而上，携手前行。 所有的关爱都是我披荆斩棘的精神支柱，我默默记住； 所有的支持都是我风雨兼程的力量源泉，我深深铭恩。 2021年5月16日于岳麓山下抱虚斋 (此文系聂茂“21世纪都市文化跨学科研究书系”之总跋，2021年9月，该书系由中南大学出版社一次性推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