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庆1968年生于吉林省辉南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1990年发表小说处女作，1997年在 《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风过白榆》。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冰血》。2003年在 《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长势喜人》，并被中国小说学会评定为2004年中国小说长篇小说榜上榜作品。他所创作的小说曾获东北文学奖、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长篇小说 《唇典》 首发于2017年《收获》杂志春季号。
    
    长篇小说《唇典》封面
    初读《唇典》的体验很近似于读《百年孤独》，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挟其中难以自拔，继而又类似于读《静静的顿河》，感受到了大历史中人的命运变迁。掩卷再想，又觉得是非常独特的“这一个”，所有的场景、人物、情节只能置身于独特的东北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之下。
    这部重量级的作品是如何产生的？7月31日，《唇典》的作者刘庆在沈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历时15年的艰难创作历程，以及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
    用一部百年东北民间史与今天对话
    本报记者：写一部自己所生所长的地域的史诗性作品大概是每一个作家终其一生的梦想。很想知道您创作《唇典》的动因是什么。
    刘庆：我写下《唇典》的第一行是在2005年2月18日，在2015年9月3日写完最后一行，历时10年。而这部小说的构思比写作还要早５年，我从事媒体工作，2000年底，我编发过一篇题为《生生死死森林山》的报道，其中来自满族分支库雅拉传奇之地森林山的一位满族老人所讲述的传奇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唇典的原义是东北土匪的“黑话”，但我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唇典——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这个词重新定义后，我觉得完全会成为一本好书的名字，我希望能用一部小说让真正的“唇典”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发生在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什么要选择这段历史作为时间背景？
    刘庆：我一直认为，一部小说不跟今天建立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的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他们的家国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与去处，让历史与今天建立血脉联系。
    拖亚哈拉大神就像汉文化中龙的形象
    本报记者：小说以主人公、“命定”萨满满斗的视角来展开故事，萨满的形象在书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有评论家因此把这部书称为“百年萨满”的精神图谱。以您的年龄，您应该没有真正接触过萨满吧？对于萨满世界如此生动的描绘从何而来？
    刘庆：我在吉林的农村长大，我所生活的村子里，有1/3的朝鲜族，有1/3是满族人，还有1/3是从关内逃荒过来的汉族人。从小我就听村里的老人们讲各种传说和历史故事，这就让我对东北的山川树林、民风民情有着天然的感受与亲近，小说中甚至有的情节就来自于我从小听到的故事，比如郎乌春在凌汛中遇险的经历就来自于我姥爷当年在渤海湾打鱼时的真实遭遇。萨满是东北地域的一个特殊文化遗存，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北的民间文化即有着“唇典”的特征，包括萨满的神歌、满族以及其他原住民的神话和家族史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萨满抱着桦木狍筋琴，唱着民族的古歌，那些吟咏和尊天敬地的庄严，怜爱众灵的长歌，神秘而又神圣。他们歌颂神明，歌颂祖先，歌颂自然，那些颂歌成为民族的历史，就像一条条奔腾的河流，有着无限的诗性和灵性。
    本报记者：我注意到，您在谈话中一直使用的是“萨满精神”一词，而没有用“萨满教”的说法。在您的小说中，也确实能够感觉到萨满的形象更多的是一种“人”的形象，而少了很多宗教的色彩。
    刘庆：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相当长的历史中，萨满在人们的生活中担当着特别的角色，是人与自然打通关系的纽带，为人提供灵魂上的指引与精神的抚慰，他们是神秘的，也是有血性的、温厚的。我在小说中写到了盗火女神拖亚哈拉大神的形象，为了给人间盗取火种，美女其其旦将神火含在口里，最后被烧成“虎目、虎耳、豹头、豹须、獾身、鹰爪、猞猁尾”，但她仍保持着一颗人心，“她四爪踏火云，巨口喷烈焰，驱冰雪，逐寒霜，驰如电闪，光照群山，为大地和人类送来了火种，招来春天”，这和汉文化中龙的形象何其相似！东北人身处寒冷之处，对火的渴望成就了这一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火神崇拜。富有牺牲精神的神明正是通过萨满的演绎穿透了每一个人的心，让人们在东北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增添了动力和勇气。
    当然，我更想做的是通过众多萨满的命运沉浮去探讨一种刚烈和力量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消失的。比如张扬自然和神圣力量的真正的“萨满”消失了，一团火消失成了灰烬，因此变成了后来的民间巫术和跳大神，这正是精神弱化的象征。在小说的结尾，我用了盗挖“灵魂树”这一隐喻，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精神原动力的再度追寻。
    尽最大努力让小说有“烟火气”
    本报记者：《唇典》所铺展开来的社会图景是极其丰富的。“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势力的渗透、“九一八”事变及以后的沦陷区生活、东北抗联的战争这些历史大事件都成为重要的时代背景，但又有别于教科书上的史料堆砌，真实的历史非常自然地融入了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沉浮当中。怎样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刘庆：在这十余年间，我阅读了大量历史文化书籍，我去研究东北史和抗联史，向专家求教，我从旧书网上找到了20多本“抗联回忆录”，这让我能更完整也更准确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比如对抗联战士的生活描述，很多描写都受到了这些回忆录的启发。
    本报记者：从小说中的几位革命者形象上，也能够看到抗联英雄赵一曼、杨靖宇、周保中等人的影子。但您所塑造的这些英雄似乎更具有草根的意味，他们最终成为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也更为丰满。
    刘庆：从对抗联史的追寻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一个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像杨靖宇和赵一曼这样的英雄有多么伟大多么坚强。在人物的塑造中，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感知历史的复杂和人性的复杂，还原历史的真实，让小说有“烟火气”，还原故事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人物的思想意志和行为。一个普通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抉择和做着抉择，最后成了英雄，在历史的烟云中发现人性的光辉，才是最有感染力的。（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