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赫的《人类学》是有着多声部长诗或诗剧美誉的小说文本，将疯长汹涌的内心独白、狂飙突进般的抒情与泥石流般的磅礴叙事结合起来，多层面地反映了当代生活的多变、复合与喧嚣。 陈：我在上周五下班时接到通知，要对您做个专访，这样的工作我自然是极为乐意的。但难处在于，您的书我还没读完。但在阅读您的文学世界时，我是很开心的：在您的《人类学》开篇，他们的对话便是绍兴方言。这对于我们浙东读者来说，也是特别容易接受的。 康：《人类学》开始还好，读下去的话，这种方言占的比重会更多，第五章方言部分有可能占到60%以上。出版的时候有几个字词还替换了一下，因为出版社觉得那几个字词现在几乎已经没人使用。像“去”字，就替掉了我原来书中发音与我们方言一致的“朅”。小说里有大量需要印刷厂造的字，当然，也有不少完全看不懂的句子。 陈：这样说起来似乎不利于当下的读者阅读，对于小说的传播也不太有利。在现当代作家中，写故乡其实是有传统的，像沈从文写湘西，汪曾祺写高邮，莫言写高密，曹乃谦写雁北。但他们的文本中大体还是普通话，有的作者用少量的个别字词来体现地方色彩。像您这样使用大量的绍兴话来写作，从接受学角度来看，会不会有一种“出力不讨好”的效果？而您之所以坚守这样写作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 康：就像袁劲梅说的，有一个东西你是放不掉的。《人类学》这本书要讨论的是自我和创造的来历。“自我”是怎么开始的？书中所涉及的这个人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以后，终于还是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四章他还在北京，主题陷入黑暗，难以为继，他必须回到他的源头。第五章他就回到了老家。“回老家”，意味着他的语言之源将在他身上逐渐复苏，这种复苏当然是跟自我的来历和建造有关。小说开头是“啊。元音中的元音……”“啊”可以是痛苦，可以是饥饿，可以是快感，可以是悲伤，可以是愤怒。当我们发出“啊”的时候，我们试图将自己瞬间的情绪固定并传递给他人。“我”在那一瞬间的那个碎片，也因此有了其轮廓与倾向。这个“啊”便是语言起始之处，它是自我碎片的凝合剂，也是创造的开端。就这一点而言，人人都是创造者。在我自己为《人类学》做的影像短片里，我说：“有了‘啊’，就有了小说”，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自我借语言而凝合，并逐渐构造成一个复合体。当自我逐渐生长的时候，元音“啊”就不再够用，需要与别的元音和更多的辅音一起工作。小说的主人公想要追溯这个过程，并辨认他的自我和创造之路的由来与未来。每个人所处的语言环境不一样，因而追溯同时包含了共性与差异。当我们说“他使用了这种方言”的时候，我们笼统地强调了语言的地域差异，或是差异的趣味性，但他关注的主要不是这个，他关注：那个“我”和“我的创造”开始的地方，隐藏着“我”和“我的创造”之源的全部秘密。他不会在乎别人是不是在意或了解它，他首先要自己去辨认它。 障碍当然是存在的，不仅存在于他人接近主人公，读者接近我的《人类学》，也同时存在于公人主接近他自己，接近他最初的语言。这个障碍对他人和读者来说是可以克服的，而对主人公来说，他必须去全力克服。 就好像我要接近你，可能会从我的一些复旦朋友、从我刚读了他的书的张文江老师开始谈起，慢慢地推想你：你可能在什么地方、你可能有什么样的心情、可能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总是从一个人的外围逐渐向一个人的内部深入进去，但有一部分是暂时隔绝的，这部分是属于你自己的。除非有一天你自己要把它发送出来，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样的障碍，就让它在那里吧。当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的时候，人自然就会想要越过这个障碍。比如一个南方人和北方人谈恋爱，两个人就很可能会互相学一点对方的语言。比如说你喜欢康德，就会去读他的“三批判”，但读着读着总会感觉到翻译不对，于是你就会去学一点德语，或者会找康德其他著作去读，你这样做是试图越过语言的障碍，因为障碍后面藏着一个康德。所以障碍并不可怕。它似乎不可逾越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称它为“方言”，而没有把它看作你很在意的这个人的起始之地。 障碍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有人愿意把它讲出来，有人不愿意把它讲出来。当然，我也不会特意去设置这样的障碍，我只是写下了我看到的。我也知道，它是可以看懂的。不管是南方的读者还是北方的读者，都有一些读者越过去了，方言部分不仅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对他们来说很有魅力的东西。这完全取决于阅读的期待和读者的心情，要看读者是不是想要去接近它，小说是不是能够诱使那些有意愿的读者去越过语言的障碍。 陈：刚才您提到，完全读完这部小说的读者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四十几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康：有可能刚开始想要阅读的人很多，但中途放下的人更多。除了阅读困难，跟这本小说一百三十万字的体量也有关，字数确实很多，书也很厚，也出了很多笑话：你们复旦的韩博为了读这本书，专门去宜家买了一个书架，据说可以边躺边读。这本书是没办法在床上读的，读不懂就很容易睡着，读着读着就“嘣”地一下砸到自己脸上。那位读者后来就自己把它拆开，做成了九本。 陈：是啊，小说是精装版本，一千多页，像个厚厚的词典一样。我刚拿到书的时候，我给朋友看，他说这是研究人类学的著作吗？您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康：最初叫《入城记》，朋友们没一个喜欢。跟编辑反复商量后，最后我说要不就用《人类学》吧，反正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从第一个元音开始，研究人类发动的状况，也就是“自我”发动的状况。这本书里也涉及各行各业、各个地域的人，所要研究的课题领域就是人本身。它没有绝对清晰的主题，什么都有涉及，从宏观的历史运动到细微的个人动机、梦境等，所以我们就叫它《人类学》吧。后来想想也确实比《入城记》更合适一些。……还有一点，我就当笑话说，有个朋友说，如果叫《入城记》，也卖不到一百块钱啊。哪个读者愿意掏一百块钱去买一本叫《入城记》的书？现在的城那么好入，我们每天都在城里呆着。 陈：这么说其实挺矛盾的：您写的是一个乡村青年的“入城记”，可深究起来您和“他”似乎同时又排斥城市。您你如何看待城与人的关系？ 康：我和“他”都没有排斥城市。我的第一部小说《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写的便是南方的小城。这部小说是写北京，体量自然就大很多，我个人的消耗也非常大。我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1993年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写完第一部小说之后，我就一直想写北京，但觉得不好写。怎么写呢？写它多长的时间跨度呢？我一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触及这座城市、用什么方式来组织它。前人又留下那么多辉煌的关于城市和个人的命运写作。我思考了非常久。我的第一部小说完成时间是1997年，直到我2007年写出第二部初稿的时候，已经十年过去了。 陈：有时候是麦弓，有时候是“我”。 康：不仅仅是这样。小说中某些看上去像是叙事话语的地方，有可能是独白。这不光涉及人称的问题，也包括对叙事话语的改造——把叙事话语改造成一种独白不像独白、打油诗不像打油诗、旁白不像旁白的东西。这是一个影子，是小说中很重要的部分，并非处处如此，但经常像一个影子一样不时地冒一下，在九章里面都有。我把它当作基准语言，并从这些基准语言，紧随人和世界的状况，进一步辐射开去：有时候是巴尔扎克式的，有时候是《史记》式的，有时候则又是狂飙突进式的。 陈：基准语言？您能再联系一下《人类学》这部著作多谈一些吗？ 康：读者从一句话里似乎可以听到很多声音，我们通常称之为复调。也就是说，在一句话中可能存在很多句话，在一个人说的话里面同时有很多人在说。比如在一个叙述语句或一个叙事段落中，并非只有叙述者的声音，好像还同时是主人公的独白，旁人说的话，和他心里想的，或是叙述者模拟主人公说的话。到底是谁在说？我故意让它呈现得不是那么清晰明确，让它更富弹性，这使得我可以很自由地弹到这个地方、弹到那个地方，自由地进行我想要的转换，因为《人类学》内在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复调时代。 陈：我发现在小说中，有时好几页都没有一个标点。 康：这倒不是有意的。就像主人公生病的时候，他发高烧了就开始胡言乱语。这是语言的真实状态，我不需要给他打上标点，就是无秩序的。他本来就陷在混乱的思绪里面，如果硬生生地给他标上标点，我反倒觉得会很奇怪，自己都标不下去，感觉语言会营造一种与事实相反的精神状态。对于我，写作最重要的是语言紧随现实，这不是指我们外面的现实，而是主人公所面临的现实，既是他内心的现实，也是他的外部现实，也是语言自身的现实。 陈：但是也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效果：不少读者会选择跳过去，可能会感觉阅读快感不够。 康：当我们见到一个人、我们觉得不太好理解的部分，就会将其自动地忽略掉，这是人和人之间实际的交际状态，所以我将这部小说称为《人类学》。也就是说，我描绘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精神正在发生的变化，它必须也同样适用于读者面对我的叙事时发生的状况：你愿不愿意跟这本书一起走、会不会跳着读过去、会不会读着读着睡着…… 《人民文学》编辑李兰玉（左）、慈溪市政协副主席戴南璋（右）为康赫（中）颁奖 康赫发表获奖感言 人物介绍： 康赫，浙江萧山沙地人，垦荒者和流浪汉生养的儿子，1993年8月开始居住北京，经数度搬迁，从王府井来到了回龙观，随后从老家接娶了妻子，随后又有了一个儿子，其间换过许多职业，家庭教师，外企中文教员，时尚杂志专栏作者，大学网站主编，演出公司项目策划，地理杂志编辑，日报记者，戏剧导演，美食杂志出版人，影像设计师，样态设计师，当代艺术鞭尸人，由实而虚，直至无业：一位从不写诗的诗人。“北京尤如沙地，是流浪汉们的故乡。”他说。因而他的命和他的父母一样，是垦荒。 作者介绍： 陈成益，1981年生于慈溪，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供职于慈溪市文化馆。散文《书法生活》获第二十四届全国孙犁散文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