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仁顺 文学写作 金仁顺 1 七个人,说同一件事:年轻的武士带着妻子,在林中遇到一个强盗,强盗垂涎那妻子的美色,把夫妻二人分别诱骗进入到一个竹丛杉树混杂的莽林中。故事的最后是武士死了,妻子不见了,强盗被抓住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由四个人的证言组成:樵夫、行脚僧、捕手、老婆子(她是武士的岳母)。他们分别介绍和证实了武士、妻子、强盗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性情;后半部分,则由三个当事人——强盗多襄丸、武士妻子真砂、武士金泽武弘——分别说起了莽林中发生了什么。金泽已经身死,他的魂灵寄借巫婆之身,借用她的口诉说。 同一个莽林,三个主人公说法儿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合理性。好色的强盗偶遇武士夫妻,一眼就相中了真砂,觉得“她的脸儿像菩萨”,他对武士金泽谎称自己掘坟时发现了镜子、刀等等很多好东西,想卖给他。金泽动了心,跟着多襄丸进了莽林中。因为马进不去,真砂暂时停留在外面。多襄丸在林中偷袭了金泽,把他捆在树上,用竹叶塞满了他的嘴。接着多襄丸又把真砂骗到林中,当着金泽的面强奸了她。 故事到此,没有异议。但接下来,三个人的叙述像林中小径,分三个方向各自散开了。多襄丸说,他本来只想渔色,没想杀人。但真砂在他要离开时,拉住了他,“你死,还是我丈夫死?管他谁,给我死一个!在两个男人面前丢丑,这比死还难受!喂,过一会儿,不管是谁,活下来的,我甘愿与他结为伴侣。” 真砂这么说了,多襄丸才对金泽起了杀心,但他做得堂堂正正,选择了男子汉之间的决斗,金泽跟他大战了23个回合,最后被他刺死。等他再想找真砂时,她已经没影儿了,于是他也仓皇逃走。 真砂的叙述是:自己当着丈夫的面被强奸,强盗还得意洋洋地跟丈夫示威。而当她望向丈夫时,看到是他对自己的蔑视和厌恶,他的目光甚至比强盗的行为更伤她。于是她说:“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再和您在一起了。我一心想死。不过……不过,请你也死罢!我的耻辱你已经看见,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金泽只说了一句:杀罢!真砂用自己维护贞操的小刀——之前她也曾试图自卫,但被多襄丸夺过去——杀死了丈夫。金泽死后,她试图自杀,割喉咙、跳水,但没死成。 金泽死不瞑目。他的幽灵借巫婆之口道出原委:多襄丸强奸了真砂之后,花言巧语地劝她:“哪怕只一次脏了身子,和丈夫的关系也很难言归于好。与其奉陪那样的丈夫,不知是否有意做我的妻子?正因为觉得你可爱,我才干出那种大胆的事儿。” 尽管金泽一直用眼神跟妻子示意,让她不要听强盗胡说八道,但她却仍被多襄丸打动了。她不光同意跟着他走,还要求他杀了自己的丈夫。而多襄丸听到这话,却一脚把她踢翻在地,很哥们儿地问金泽:“你打算怎么办?是杀了她?还是救她?回答只要点点头就行。杀了她?” 金泽犹豫的时候,真砂跑了。多襄丸把他从树上解开,去追那个女人,或者也逃走了,金泽不堪羞辱,拣起妻子丢下的那把小刀,捅进自己胸前。在他死去的时候,有人把刀拔出来,偷走了...... 故事不复杂。如果平铺直叙,无非一个情杀故事。但芥川龙之介却在这样简单的故事里面,写出了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幽暗微妙的心理、细思极恐的真相。三个人谁都没有理由撒谎:一方面,事已发生,结果呈现,另一方面,多襄丸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真砂的命运沉到了谷底,再怎么挣扎诡辩也毫无意义;武士金泽颜面尽失,而且已经是个死人,借巫还魂难道只为说几句谎言? 都没有理由撒谎,但谎言又真实存在。某些事件、某些时刻,谎言比真实重要得多。真实是相似的,谎言则各有各的面目和微妙。真实在客观层面上铺盖,谎言却走向幽微而复杂的内心。《莽林中》的故事危险而迷人。芥川龙之介仅仅靠这一篇小说,也足以跻身于一流作家之列。日本导演黑泽明用这个故事拍摄了电影《罗生门》,和小说一样,电影放映后引起巨大轰动,拿下了奥斯卡奖,让这个故事再下一城,不只是文学经典,更是世界电影中的佳作。 2 “莽林”,是个很有意思的空间——这个小说也有译本译为《竹林中》,那片林子竹子最多,杂有其他树木和荆棘、野草——品种丰富的树木,多姿多彩的植物,昆虫、鸟、小动物,野兽,强盗,还有樵夫——小说和电影里都出现了这位樵夫,最先登场的是他,他发现和指证了案发现场;最后登场的也是他,他偷走了插在武士金泽胸口上的那把刀——莽林的附近,或许还有溪流、山涧、悬崖峭壁,清风流转,空气芬芳,各种声音起伏交错,既荒芜又繁荣,既坦荡寂寞,又杀机四伏。 恰如我们的日常生活。 每个人都有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片“莽林”。“莽林”里面盛产梦想、爱情、戏剧性,出产更多的怀疑、流言、八卦。有些人天生会利用这片“莽林”,为它添枝加叶,而有些人,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们也知道有,但有就有了呗。 对于写作者而言,意识到自己的“莽林”,并有效利用其价值,是保持自己创作之井永不枯竭的好办法。有时候,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几乎是检验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的标准。 我曾经在一家文学杂志社做过10年的文学编辑。除了每天要看大量的自然来稿,还要接待一些登门的作者。这些人热爱创作,一心想写出精彩的故事,而他们却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故事。 一个农村女孩儿来找我,跟我诉说她的文学梦。家里很穷,吃饱穿暖都勉强的程度。她不在真正的田野里耕耘,却在文学梦里播种,每天读书、写作,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她来城里亲戚家小住,怕人家厌烦,早出晚归,中午饿着肚子在图书馆里读书。这样困窘的生活,她却动辄花费几百块钱加入某个“协会”,还从包里拿出五、六个证书给我看,都是江湖骗子文学协会,上面印着萝卜章那种。 这个女孩子二十好几了,没有温饱的生活,没有工作,没有男朋友,眼下也看不到什么未来。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莽林”里,为“不走寻常路”沾沾自喜,笃信自己会用文学改变命运。她主要写古体诗,那些华丽的字句里面,包裹着不切实际的名利心。刚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里面,也是神神鬼鬼的,跟她的现实和处境毫无关系。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犹豫了半天才委婉地劝了一句,鲁迅在《伤逝》里面有一句话,“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建议这个女孩子,“人必生活着,创作才有所附丽”。身为编辑,不能轻易打击作者的热情,虽然她现在拿出来的作品幼稚可笑,但这跟她所处的闭塞环境和缺失的教育有关,也许她的才华被贫困遮蔽了呢?谁敢说她的“莽林”价值寥寥,只能有麻雀和荒树杂草? 还有个女孩子,跑到编辑部来,我们是大办公室,所有的同事都在一起办公,女孩子进门的时候,主编还在犹豫着让谁来接待,结果她点名要跟我谈谈。其他编辑们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她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自诩才华横溢,但恨世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她的写作是对中国文学的恩赐,或者加持。在她的身后,其他编辑偶尔扭头看她一眼,再冲我笑笑。她把一个短篇小说留给我,问我啥时候给她回音。我说一周吧,我会给你写信的。她说不用,一周后我再来找你。 她离开编辑部后,我对主编说,应该给编辑们增加工资,多发一份精神折磨费。 主编说不能,反而要跟你们要钱,要不是这份工作,你们能接触到这样形形色色的人吗? 她的小说和她的人一样,自说自话,既无逻辑,又无常识。我怕她再来,立刻写了封短信退稿。两天后她打电话到编辑部,说她的小说拿到哪哪哪,哪哪哪,立刻就能发表出来。我说好的啊,你给他们吧。最后她气恨恨地对我说,“你错过的是萧红和张爱玲”。 还有个大学男老师,也经常来编辑部找我。他写小说速度奇快,这一周的小说我才刚读完,还没来得及退,新的小说又摆在我桌上了。他写小说就像写日记:吃饭,吃的是什么饭;穿衣,穿的是什么衣;睡觉,几点睡的,是一下子睡着还是躺在床上想了会儿事儿然后才睡。他是不是做了梦,梦见了什么...... 每次来送稿子,他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给我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小时候父母双亡,穷到吃不上饭,流浪街头,还要养活妹妹。后来他居然还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留校。 这些听上去最扯的事情,后来经过他亲戚的验证,居然都是真的。 再后来,他突然不来了。我很庆幸,猜测他突然想通了,不再写作了,也或者他找到了别的杂志社,去折磨别的编辑了。但半年后听说,他过世了。癌症。从检查出来到过世,还不到三个月。 我一时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再想起他小说里写的吃喝拉撒,以及他讲给我听的鸡毛蒜皮,这些寻常事组合在一起,不就是他的一生?他其实拉着我一直在他的“莽林”里转悠,那些在我眼里毫无价值的风景,对他而言,是他人世间的花园。他的愚痴忽然就有了深意。 3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一篇名叫《圣女》的散文中提到一个叫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男人。他原本是个很普通的市民,18岁时,娶了一个美貌的姑娘结婚。没过多久,那姑娘就在生第一个女儿时撒手人寰。他们的女儿长得比母亲还要美丽,但是七岁时也患严重的热病死去了。11年后,由于一个迁移计划,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和其他居民一样,必须把亲人的遗骨挖出来迁到新墓地去。奇迹出现了,马格里托-杜阿尔特的妻子已成为黄土,但他女儿的尸体却完好无损,打开棺木时,人们居然闻到了随葬的鲜玫瑰花的香味儿,更令人惊异的是,那女孩子的尸体非常轻。这事儿引起了巨大轰动,连当地教区的主教也认为这样的奇迹应该提请罗马教廷裁决,于是,大家搞了一次募捐活动,资助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前往罗马为这桩神圣的事业去奋斗。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上路了。他在接下来的22年里,带着装有女儿遗体的箱子在罗马四处奔走,五位教皇先后死去,他却仍然在等待。 有时候我会揣摩一下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内心想法。一个平庸的男人,对生活没什么野心,娶了美貌妻子,走了桃花运。但桃花开得快,谢得也快。妻子女儿相继过世,他又回到了平庸生活中。他的生活会寂寞些,但未必不是他想要的。他还可以再娶个寻常的妻子,过安生的日子。但他的命运再次被迁棺事件逆转,他是个普通人,但注定要成为某种容器,盛载传奇。 22年的时间啊,他带着一个箱子,奔走在见教皇的路上。漫长的等待,历经了五任教皇。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是多么适合当作家啊,他的美艳妻子可以写本小说,女儿又可以写本小说。但这两本都是热身之作,真正的作品应该从他提着箱子上路开始。他经历了多少事啊:五位教皇哪个都可以写,为什么他们不见他;他的行程、住的旅店也可以写,写一本“在路上”;他还有很多艳遇可以写写,去餐馆吃饭,去酒吧喝一杯,他的身边有形形色色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性格,一旦他的故事讲出来,会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啊,肯定会有很多女性,会被同情和猎奇捕获,跟他回房间去看那个“神迹”,顺便抚慰下他的寂寞。所有这些,他甚至不需要虚构和想象,原封不动地写出来,就能成为好作品。 但他没有——如果玛格里托·杜阿尔特这个人真实存在的话——他把他的故事讲给了一个作家听。马尔克斯从来不缺故事,南美大地的故事和草木一样丰茂,这么生动的故事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面只占一小页。 4 小学的时候,我上学的校园建在一个山坡上,校园后面是树林和荒野。有人说那个地方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有过一场很大的战役,死了不少人,就埋在荒野里。有些冬日的下午,天黑得早,下午三四点钟,教室里面开始变得昏暗。有人说能见到树林边有荧荧绿光,还有人说能看见鬼影在飘,满教室的孩子,外表强作镇定,内心慌成一团。但鬼故事和吃辣一样,越怕越想讲,越辣越要吃。 小学时候看的第一个恐怖片是《画皮》。这部电影是1969年拍好的,1979年在大陆公映,是大陆最早引进的香港电影之一。1979年,“文革”刚结束没多久,在习惯了样板戏的观众眼里,这部电影引起的震撼不亚于山崩海啸。没有几个人见过鬼,但我们都相信鬼是存在的,而且就是电影里的那副鬼样子。据统计,全国范围有20人左右在看这部电影时因为过于入戏而惊吓身亡。这部电影也因此提前结束了全国公映。 看完电影的当天夜里,我失眠了。我盯着窗帘,在夏日夜晚,随着风不时地摆动,我确定再下一分钟再下一秒钟,窗帘里就会闪出个鬼来。 又过了很多年,国人才渐渐习惯了鬼片。《聊斋志异》里面的很多故事被反复拍摄,《白蛇》之类的神话故事也被多重视角演绎,剧情越变越离奇,特技越来越花哨,但越来越不吓人,更别说吓死人了。 初一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同学,回回考试考第一。但上了初二,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长的头发被剪短了,老师讲课的时候她不再是那个随着老师转动的向日葵了,她低头在本子上画画,画得极其疯狂。老师批评她的时候,她仰脸嘻嘻一笑。 再后来她连学也不上了。我们几个同学找了个星期天去看她,发现她的家离学校很远,要走一个多小时,其中很长一段是僻静的野路,几乎没有人影,冬天上学放学,天都是黑的,她一个小女生,是怎么独自走来走去的? 到了她的家里,我们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的头发更短了,眼神迷乱,被绑在一棵树上——她妈妈跟我们解释:她疯了,如果不绑,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她妈妈一边叹息一边拿了些瓜果给我们吃。我们看着同学,既心疼又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不再是那个学习成绩好,总被老师表扬的学霸了,变成了一只困兽,被捆绑着。 离开她家的时候,碰上她家邻居,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她爸爸是工程队的队长,带人在山里干活儿时打死了一只黄鼠狼。黄鼠狼来报仇,她爸爸阳气重,近不了身,就找到他女儿身上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全体沉默。山野丛林,荒芜和寂静都让我们敬畏,更别提那里面可能隐藏着的东西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度紧张,那段路在记忆里刻得特别深,路是土路,但压得很实,路面上有两道明显的车辙,路的一边是田野,草长疯了,比我们的身高矮不了多少,淡紫色的野菊花东一簇西一簇的,田野的那边是连绵的山,山不高,像奔跑的马群,一直向前延伸着;路的另外一侧是荒野,再过去是两条火车铁轨,像一个等号被拉成了无限长。铁路傍着一条河,河水有时候在铁轨的左边,有时在右边,有时从水泥桥下穿过,铁轨则从桥上铺过去。 我们的情感很复杂,有恐惧,对黄鼠狼、对原野、对所有我们看不到的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但抛除这些,还有一种新的、以前从未有过,或者说至少没有这么清晰过的情感出现在那个下午——忧愁。 5 为什么写作? 这是作家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 “莽林”是一个理由。主动走进“莽林”,或者被骗进来,其实没什么分别。一旦进入精神世界,追寻真相、意义、价值、阐释,就没人能再全身而退。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英雄帖,任谁接了帖子,都是有去无回。大家惊恐异常,以为是什么巨大、了不起的势力让这些人回不来,后来才发现,是那个岛上的武功太迷人,所有见到的人,都流连忘返、不想回去。谁都渴望着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诠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谁都可能成为武林霸主,世界的君王。 进入“莽林”,还有误打误撞误导的成分。手拎“箱子”的人,则是天选之子。是命中注定。他被从家里、从日常中赶出来,拎着“箱子”上路。他在路上奔走、漂泊的心是惶惑的,是忧愁的,但“箱子”里的使命让他持续走下去。他要完成的是“神迹”,他甚至不需要知道原因和理由。而最终——也是最好的——他会发现,他因为“神迹”而上路,在路上发生的那些故事,就是“神迹”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