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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radical & conservative: the duality of Nightingale” 内容提要：南丁格尔是英国19世纪的传奇人物，但她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形象，既被塑造为纯洁、温柔、勇敢的提灯女神，又被刻画为冷血无情野心勃勃的事业女魔。她本人也是一个矛盾体，有相当激进的一面，也有较为保守的一面。天使与魔鬼，是社会习俗评价女性惯用的二元模式，趋于程式化和简单化，无助于我们理解南丁格尔的复杂形象与曲折思路。本文通过辨析女神和女魔形象的失真，进而分析她本人的激进观念和保守立场，力图还原一个复杂、多维、有血有肉的南丁格尔，并从她身上探究维多利亚女性的困境以及她们为走出困境所做的艰难努力。 Abstract: Being a legendary figure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Nightingale is constantly in dispute. She was portrayed on the one hand as the pure, gentle and brave Lady with the Lamp, on the other, as the cold, ambitious and ruthless female demon. What makes the issue more complicated is that she herself is a contradiction. The binary pattern of angel/demon, tending to be a formulism or simplification, is of little avail for us to understand such a complex figure. By revealing how far this dichotomy has distorted the image of Nightingale, and by carefully examining her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thoughts, the paper intends to reanimate Nightingale as a rich,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figure, in the meanwhile probe into the general predicament of Victorian women and demonstrate how they have struggled to break away from it. 关键词： 南丁格尔，激进，保守，双重性 Key Words: Nightingale, radical, conservative, duality 南丁格尔是英国19世纪的传奇人物，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她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护理伤员而扬名天下，国际护士节就是以她的生日来命名，1975年英国发行的D系列钱币，还将她印上了10英镑的纸币。自南丁格尔以后，10镑纸币已三换头像，依次是狄更斯、达尔文和简·奥斯丁。 但南丁格尔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最早她就以纯洁、温柔、勇敢的提灯女神形象闻名于世，也有像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这样的著名传记作家将她刻画为冷血无情野心勃勃的事业女魔。近些年来，争议非但没有停止，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BBC录制的两部纪录片为例：其中，2001年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铁姑娘》（Florence Nightingale: Iron Maiden）将她描述成“擅长操纵他人、神经质的、性压抑的女人”，另一部2008年的纪录片也表达了相当负面的观点，认为对于成千上万受她照顾的人而言，这位圣洁的护士是死亡之吻。影片甫出，引起各种质疑，观众纷纷表示异议。《南丁格尔选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的主编，加拿大社会学家林恩·麦克唐纳（Lynn McDonald），联名护理界人士，致信BBC，要求撤下这两部明显具有“贬低和攻击南丁格尔”倾向的纪录片。 那么为什么会有争议？如何解释这些争议？除了被塑形象的矛盾性，南丁格尔本人也表现出相当多的矛盾性，既有相当激进的一面，又有较为保守的一面。复杂和多重的矛盾，应该是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文章旨在辨析，激进与保守的两面性，哪些是南丁格尔自己具有的，哪些是提灯女神或事业女魔形象所添加或赋予的。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将看到女神/女魔形象如何为习俗意义上的女德观念或性别偏见所塑造，进而洞悉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普遍困境，理解南丁格尔为突破困境所付出的努力。本文分五节，分别讨论提灯女神的塑造，斯特拉奇的偏见，南丁格尔的家庭观，她如何从困境突围以及她与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围绕“权利”问题的争论。 一 伞与灯：从甘普太太到提灯女神 南丁格尔是富家名媛，自小家境优渥。南父有两处宅邸，一座在德比郡，另一座在汉普郡，在伦敦也有时尚的寓所。父母热情好客，广交友朋，许多作家和政治家如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帕默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宾。有论者认为，南丁格尔的家庭背景是她广积人脉、发挥影响的前提。但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淑女身份于南丁格尔，也曾构成巨大的阻力。家人听说她要去当护士，反应之强烈，反对之坚决，照南丁格尔自己的话，“仿佛我要去当一名厨娘”（Cook 60）。 或许比厨娘更糟。护士在当时几乎被认为是最卑微最不入流根本谈不上尊严的行业。伦敦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告诉南丁格尔，她所见的护士，“没有一个不是醉鬼，不道德的行为充斥着每一个病房。”（Cook 61） 具体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们不妨参照一下文学的描写。狄更斯写过一个颇滑稽的人物，名唤甘普太太。Gamp在英文里意指“旧伞”，尤指“笨重的大伞”，所以甘普太太其实就是笨伞太太。正如风灯是南丁格尔的象征，旧伞是甘普太太的符号。同一时代，同一行业，反差如此之大，恰好可以说明南丁格尔的功绩何在。 甘普太太在狄更斯的好几部小说中都出现过，我们来看《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的描写：她随身总携带着一把伞，“哑哑儿的嗓子，眼睛老是泪汪汪的……穿一件锈拉吧唧的黑袍子，因为爱吸鼻烟，未免弄得更不像样。”一张脸又红又肿，酒气喷人，“别管是催活人出世，还是送死者归阴，都是一样如蛾赴火，如蚁慕膻。”（443-4）狄更斯写甘普太太，用尽漫画笔法，可以说无一刻不诙谐，无一处不嘲讽。《马丁·翟述伟》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每月一期，含两幅插画，共计19期。作画的是费兹（Phiz，Hablot Knight Browne），狄更斯的好朋友，也是他的主要插图画家。他给甘普太太画了三帧像，分别在26章，46章，49章。最后一幅描绘甘普太太在她那间小屋招待普里格太太，两人相互敬酒的场景。费兹照着小说画上了门边挡风的花布帷幔，装酒的茶壶，甘普太太的伞，笨重的圈椅，神来之笔是挂在床柱子上“已经褪色的袍子”，狄更斯说这袍子“日久习成，跟她的身材早都已吻合无间，在黄昏左右，不止一位急性子的丈夫慌里慌张跑进来，都曾经哑然大惊，一时之间还以为是甘普太太上了吊，被他发现了呢”。（460）画家将作家的幽默发挥得淋漓尽致，也促使甘普太太一夜成名，成为滑稽和可笑的化身。后来涉及这部小说的漫画作品也热衷于再现这个人物。 所以，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护士都是一个相当负面的形象。家境好的女孩当护士，自然会被认为是有辱门风。极其重视女儿教育的威廉·南丁格尔，当然不希望女儿从事这样“低贱”的工作。说“极其重视”并非夸张，南丁格尔和姐姐不仅学习音乐、写作、各种现代语言，父亲还亲自传授历史、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16岁的南丁格尔可以同父亲一起读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后来游历欧洲大陆，遇上僧侣或修道士，倘若语言不通，就用拉丁文同他们交流。她在少女时代就将柏拉图的《斐多篇》（the Phaedo）、《克里托篇》（the Crito）、《申辩篇》（the Apology）部分篇章从希腊语译成英文，晚年还襄助好友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修改柏拉图译稿，提出大量有价值的修订意见。乔伊特称赞她是“一流的批评家”（Calabria xii）。这样的文化修养，在所有英国女性中，绝对是凤毛麟角。优质的教育使她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分析和总结，为将来在护理事业开疆辟域夯实基础。 尽管家人强烈反对，南丁格尔却认定当护士是上帝的神召，是她毕生的事业。她穷尽一切可能，积累医疗、护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并在新教牧师西奥多·弗里德纳（Theodor Fliedner）开办的德国女执事学院两度接受培训。1854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给了她实践理想的机会。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半岛，《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从前线发回长篇报导，讲述英国战地医院条件如何恶劣，护理人员怎样紧缺，伤兵又如何得不到照顾而大批死亡。报导刊出，伦敦民众哗然，迅即掀起风波，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南丁格尔的挚友，军务大臣希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敦请南丁格尔以“驻土耳其英军医院护理长”的身份率领38名护士开赴前线支援。 南丁格尔抵达战场后，很快意识到英军问题重重：国内主管部门缺乏远见，准备不足；战场主事部门又被繁文缛节缚住了手脚，推诿责任，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于是，她定期向赫伯特写信报告前线情况，并就战时医疗用品的供给、运输、装卸、分配等各个环节该如何进行主动出谋划策。她甚至发现自己身兼数职：后勤、采办、厨师、护士、咨询、管理、外科助手，几乎涉及斯库台医院给养的方方面面，按她自己的话来说，护理倒成了她“被迫领受的职责里最不重要的一个”（Cook 234）。 可是，大众眼里的南丁格尔，依然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救死扶伤、夜晚手执风灯巡视病房的“提灯女神”。这其实只是南丁格尔的一个侧面，却正是这个形象使南丁格尔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人物。揆诸原因，大抵是因为提灯女神的形象完美贴合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淑女观。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一方面称赏南丁格尔的英勇，另一方面也超前地认识到将女性塑造为“圣洁的护士”，无非是旧式女德的又一次复活（Bostridge 263）。提灯女神的塑造，同媒体的报导和叙述密切相关。《泰晤士报》派往前线负责募捐款项的麦克唐纳（M. W. Macdonald）对南丁格尔有如下描述： 说她是“救死扶伤的天使”，那绝非夸张。当她苗条的身影悄然掠过每一条走廊，每一个可怜的士兵顿时脸色变得柔和，满怀感激地注视她。夜色沉沉之际，所有军医已经入睡，延绵数里的伤病员无力地躺在那里，任凭寂静与黑暗将他们包裹，只见她手提一盏小灯，独自一人在病房来回逡巡。（Cook 236-7） 主流的诗人和画家也纷纷加入女神形象的传播过程。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写下“圣菲罗蒙娜”（“Santa Filomena”）,不吝赞美之辞；素以讽刺闻名的《笨拙》（Punch）杂志也暂敛锋芒，刊发诗歌致敬，盛赞南丁格尔体贴周到，给病痛者送去关爱、同情和无微不至的照料。牺牲自我，照顾他人，始终像天使一样的温柔——这是一个多么符合传统女性角色的形象！但它其实对南丁格尔做了简化处理，不仅遮蔽了她性格中精明、果敢、坚决、刚毅甚至刚硬的一面，也遮蔽了她将护理经验、管理才能与理论思考融于一身的罕见才华，造成公共形象与真实个体之间的偏差，给后来人们批评她强硬、强势提供了口实。 提灯女神的形象虽然不能概括南丁格尔的复杂性，却带来了一个积极的效果，使得护理工作成为提振士气、鼓舞人心的非常正面的职业。从笨伞太太到提灯女神，这是护理行业的标志性转折。狄更斯后来再版《马丁·翟述伟》，也不得不在序言里添上几句说明，谓二十四年前，“甘普太太颇可以代表那雇来伺候穷苦病人的护士”，如今亏有“善心的女人见义勇为，从事这种职业的才让人刮目相看呢。”（4）这善心的女人，自然就是南丁格尔。 二、“抓住她的是魔鬼” 对南丁格尔的负面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利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斯特拉奇是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与法国的莫洛亚（André Maurois）、德国的茨威格（Stephen Zweig）同为20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人物，在英国传记史上的地位堪比《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的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四名人传》写于1918年，刻画维多利亚时期四位人物，南丁格尔是其中之一。 斯特拉奇打破旧的传记传统，漫画名人，开“新传记”之先河。“新传记”之“新”，主要体现在作传人不再以褒扬传主为己任，看待传主的视角也不再是尊敬的仰视，而代之以客观冷静的平视。总之，要将名人请下神坛。掌控欲强、性冷淡、野心勃勃的南丁格尔形象，正源于这部妙笔生花的作品。《四名人传》的前言对这新理念有如下表述： 传记作家的首要职责当然是避免繁杂，保持适当的简约——无关紧要的材料一概剔除，重要的却一个都不能少。其次，传记作家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这也是他同样不言自明的职责。他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用以自勉的原则——按照自己的理解披露事实，不带感情、不带偏见、客观公正、杜绝私心。（8） 这段话两次用到“as he understands them”，可见斯特拉奇多么注重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能否做到他自己所说的“不带感情、不带偏见、客观公正、杜绝私心”呢？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四名人传》发表于1918年，斯特拉奇曾在六年之前，也就是1912年的11月8日写信给吴尔夫（Virginia Woolf），说道：“你认为是偏见让我们讨厌维多利亚人，还是事实本来如此？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爱吹嘘又技巧拙劣的一帮伪君子。不过，他们身上也许有一种怪异的魅力，要等我们子孙的子孙来发现，就好像不见容于18世纪的多恩，倒被我们发现了他的魅力一样。只是我根本不信有这一天……”（Levy: “Bloomsbury’s Final Secret”） 可见，斯特拉奇压根儿就不喜欢维多利亚人。就精神气质而言，斯特拉奇和伍尔夫等人代表的以反叛、创新、求变为宗旨的现代派风格与以认真、虔诚、勤奋为特征的维多利亚精神几乎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斯特拉奇对南丁格尔抱有一定成见，讨厌她的“专横”，不喜欢她“令人厌倦的虔诚”。“人尽皆知那样一个南丁格尔，”他揶揄道： 那个圣洁的、牺牲自我的女子，那个抛开安逸生活去救助伤员、来自上流社会的温柔少女，那个轻柔地飘过恐怖的斯库台医院，以善的光芒照亮并荣耀濒死士兵病榻的提灯女神——这个形象大家都熟悉。但真相并非如此。……她被一种大众所不能想象的推动力驱使着……抓住她的是魔鬼……真正的南丁格尔小姐比传说的有趣，却没有传说的令人愉快。（73） 讨厌归讨厌，斯特拉奇到底眼光精准，他看到了这个女子的力量、勇气和远见卓识，抓住了她身上比提灯女神所代表的家庭天使形象更本质的气质。所以，相较于媒体塑造的提灯女神，他笔下的南丁格尔更立体饱满，有血有肉。他把南丁格尔比作猛虎和雄鹰，称之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透过温柔的表象，他看到坚硬的特质：“将斯库台医院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并使之整饬一新的不是温柔甜美和女性的自我克制，……而是严谨的方法、严整的纪律、严格的细节关注、无休无止的劳作以及绝不妥协的意志所具有的坚定决心。”（84）斯特拉奇慧眼独具，能够捕捉南丁格尔身上的坚硬特质，却在解释这个特质的时候，丢不开固有的偏见。他仍然没能脱离“魔鬼与天使”的二元思路，反复使用“魔鬼”（demon）一词形容南丁格尔。在处理南丁格尔与希尼·赫伯特的关系时，斯特拉奇迸发的不满尤其强烈，因为传统的男女角色在这两人身上竟然打了颠倒：“顺从和同情的品质落到了男子头上，支配权和主动权却落到了女子手里……她把他牢牢掌握，指导他，塑造他，让他倾力投入，整个儿将他捏在手心里。”然后他用母虎与雄鹿来形容这两人——“这只雄鹿被一只强大的猫科动物吓得目瞪口呆，片刻之后，母虎的利爪插入了它颤抖的臀部。”（97-8） “母虎的利爪插入雄鹿颤抖的腰臀”，雌性的强势冷血、极富攻击性，雄性的柔弱无助、被动受死，在斯特拉奇的奇思妙想中淋漓展现。这样富有画面感的文字，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德国画家斯塔克（Franz Von Stuck）于1895年创作的《斯芬克斯之吻》（The Kiss of Sphinx）：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凌空而下，抵住男子的胸脯，双唇压住他的嘴唇，尖锐的右爪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如同擒获猎物一般，让他动弹不得；男子呈跪姿，身体后仰，右手在空中挥舞，表情复杂而纠结，仿佛在即将坠入深渊的前一刻，既享受销魂的亲吻，又不堪忍受利爪撕裂皮肉的苦痛。相比斯特拉奇的文字，斯塔克的画作显然更具有情色意味，两者却透露出相似的信息：如果性别角色发生颠倒，男子必将被吞噬被毁灭，遭受免顶之灾。斯特拉奇将赫伯特的病亡归咎于南丁格尔：“如果南丁格尔小姐不那么无情，希尼·赫伯特就不会丧生。创造力也是破坏力。该负责的是附在她身上的魔鬼。”（105） “美丽、魅力和甜蜜的天性决定了女人的命运，”弗洛伊德如是说。（Gay 176）如果她要突破这一规定的形象，去寻求智慧和激情，就会被当成笑柄和威胁受到嘲笑，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攻击和指责。自19世纪开始，英国杂志充满了这类漫画形象，将女性塑造为僵尸、毒蛇、斯芬克斯。女性平权运动兴起，让男人感到威胁、害怕甚至仇视，画家、诗人和小说家纷纷从古代神话、宗教故事、历史传说中激活并刻画致命的女性形象。表现于文学，有济慈的拉弥亚（Lamia），王尔德刻画的莎洛美（Salome），爱伦坡的僵尸，萨德的朱丽叶（Julliette）；表现于绘画，有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莫罗（Gustave Moreau）、斯塔克等塑造的集诱惑、危险、邪恶、死亡于一身的斯芬克斯形象。当然不止斯芬克斯。夏娃、美杜莎、大利拉、埃及艳后，等等，形成一个系列，“危险的女人”开始构成这个世纪的文学和艺术想象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不同的、可辨识的、几乎可以互换的形象”来呈现（Gay 201）。斯特拉奇对南丁格尔的解读，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这一主题的变奏曲。 斯特拉奇诠释南丁格尔和希尼·赫伯特的关系，忽略了几个事实。首先，他低估了两人的同工和同志情谊。1857年底，病骨支离的南丁格尔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担心自己病亡令赫伯特内疚，写信向他告别，刻意化解他的不安：“我知道，心善的你会悲哀我离世的事实，但希望你不会悲哀我离世的方式。有时你说，因为雇了我去做护士而感到抱歉，可是，我要告诉你，正是这份工作才支撑我活下来”。（Cook 373）可见，这两人既是伯乐与千里马，也有过命的交情。他们对公共事业的倾力投入，以及富于宗教意味的热情，斯特拉奇虽然谈到，但并不能给予同情的理解，因此只能单纯从两性权力关系来诠释。相比之下，公认最权威的南丁格尔传记，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于1913年出版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生平》（The Life of Florence Nightingale），就能够从积极面肯定、理解两人的关系，谓其合作自有政治和友谊的历史以来，堪称独一无二。 其次，斯特拉奇忽略了南丁格尔与前线战士的生死情谊。英军内部等级森严，士兵不受重视。南丁格尔身为上流社会的淑女，能够超越等级的偏见，看到他们的朴实、勇敢和奉献，并待之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真诚的尊重。细心温暖的呵护也唤起了唤起士兵发自内心的热爱崇拜。令她深为痛心的是，这些青春鲜活的战士，往往不是殒命于战场的厮杀，而是毙命于军队恶劣的医疗条件和低效无能的医疗体制。在她看来，这与谋杀又有什么区别呢？1856年，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站在被谋杀者的祭坛前立誓，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他们的事业而战！”（Cook 318）战后的军医院改革，阻力重重，牵涉官场作风、陈规陋习、利益纠葛，不啻为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间历经艰难、曲折、反复。考察南丁格尔行为背后的推动力，不可忽视这含蓄战友情义的墓前誓言，而不必像斯特拉奇那样，将它臆断为私誉或权力的欲求。 第三，斯特拉奇意识到南丁格尔在两人中的主导地位，却仅用动物性的强势与攻击来解释这一主导性。他的主要例证是，赫伯特在病重甚至病危之际，南丁格尔浑无察觉，认为陆军部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敦促他不要懈怠，并且在老友遭受打击后，不但不理解，还横加斥责：“‘败了！你难道不明白你是白白丢了胜局吗？你可是稳操胜券的啊！又是为崇高事业而战！希尼·赫伯特居然败了，而且败给了笨霍斯！真是奇耻大辱……’她的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比斯库台利医院还要糟。’”（105）这通责骂的原材料源于南丁格尔自己写给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书信。那封信其实有真诚的忏悔：“我待他太严厉了……我跟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像他那样，稳操胜券的情况下输掉了如此崇高的事业。”（Cook 407）《四名人传》在序言里主张，传记作家应“尽力检视、解释自己喜欢并能抓住的真理碎片”，（7）斯特拉奇抓住了南丁格尔的忏悔时刻，却抹去了忏悔的痕迹，改成更夸张更戏剧化的当面斥责，强化她的鄙夷和盛怒，着意凸显一个冷酷强势的事业女魔形象。其实，南丁格尔能够拢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士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并在其中扮演幕后灵魂人物的角色，凭借的岂能是动物的攻击性？另一位合作者萨瑟兰博士（Dr. John Sutherland）的评价，可以证明她受人敬重的程度：“与她合作越多，就越深切地体会到她头脑清晰、才思敏捷，蕴藏有非凡之能量，感受到她的智慧与仁慈——其睿智与仁善的程度，若非亲见她身体力行，没有人可以想象。”（Cook 372） 《四名人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已尘埃落定。但必须指出，此书作为文学，鲜活有趣，作为传记，则需小心使用。斯特拉奇处于后维多利亚时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主义思潮，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与道德怀有蔑视、敌意甚至全盘推翻的态度。撇开时代差异不论，单说个人旨趣，他那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态，与南丁格尔严肃认真的气场也完全不合，根本无从理解她被虔诚的宗教情感所驱使的天职观念，却将她对公共事业的一腔热情名之为“疯狂”。可见，斯特拉奇的偏见是多重的，时代、个人、性别的偏见都有。而所有偏见中最突出的，是性别偏见。 三．不当家庭天使的卡珊德拉 如果说在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男士的生活重心还是咖啡馆，那么进入19世纪，这个中心显然变成了家庭。维护家庭的稳定，宣扬婚姻的圣洁，是这个时期中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在部分作家笔下，家庭被无限拔高，甚至被圣化为神殿或神庙。[1] 尽管南丁格尔聪慧优秀、学识渊博、怀抱鸿鹄之志，社会给她的定位却同其他女性没有两样，能走的路有且仅有一条：那就是进入婚姻，成为贤妻良母。然而，在几乎举国颂扬家庭、敦促女性争当家庭天使的背景下，南丁格尔不仅拒绝了在常人看来完美的婚姻，并且从其自身经验出发，对家庭做了另一番思考，那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富有挑衅意味且引人深思的认识。 这些思考主要体现于《给求真知者的思想建议》（Suggestions for Thought to the Searchers after Truth among the Artizans of England，为行文方便，本文称《建议》）、《卡珊德拉》（Cassandra）、《论家庭》（“On Family”）。三篇作品在作者有生之年均不曾发表，《南丁格尔文集》主编林恩·麦克唐纳认为，怕父母伤心，是作者的主要顾虑。其中，《建议》于1852年写成初稿，表达对家庭、婚姻、宗教和哲学的激进思考。撰写《建议》初稿的同时，南丁格尔还创作了《卡珊德拉》。此书几经修改，文体形式也几度变化，先是两个女孩与父母之间的对话体，后来变为自传体小说，再后来改成第三人称的散文体。曾作为附录置于《建议》末尾，正式出版则要等到1928年，即南丁格尔离世后的第18年，以附录形式被利顿·斯特拉奇的嫂嫂，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蕾·斯特拉奇（Ray Strachey），收入她的《英国女性运动简史》（The Caus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论家庭》是南丁格尔1870年撰写的一篇文章，对家庭制度再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相比于《卡珊德拉》愤怒与绝望的情绪，《论家庭》的语调更克制、冷静。 《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下文称《屈从地位》）是19世纪女性主义的标志性文本，以它为参照来细读南丁格尔的《建议》《卡珊德拉》《论家庭》，可以观照她在哪个面向上表现得激进。穆勒反复申明，《屈从地位》并非他一人撰写，书中其中很多观念和经验源于其妻哈丽雅特·泰勒·穆勒（Harriet Taylor Mill），实际上是两人共同思考和创作的结晶。成书后，穆勒专请出版商邮寄一册给南丁格尔。这本赠书目前藏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据说上面划有很多记号，并且在“婚姻是我们法律所知的唯一实际的桎梏。除了每个家庭的女主人以外，已不存在合法的奴隶”这句话旁边，还特别标明“写得好”（bravo）！类似的观点，南丁格尔的《论家庭》也有表述：“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像富裕阶层的女性这样，过着如此苍白、混乱且孱弱的家庭生活。因为家庭把我们禁锢，让我们没有榜样可以模仿，除了走其他所有人都在走的路。”（McDonald 3, 149）婚姻和家庭对于女性可能成为桎梏，这在当时显然是纯属异类且相当激进的观念。这一点上，南丁格尔与穆勒心意相通，殊途同归。 桎梏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首先是空间的狭隘。《论妇女的屈从地位》论及女性很少与家庭以外的事务打交道，难以培养起公益心或公利心，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何为恰当的政治立场，但是一涉及钱财、丈夫的头衔、儿子的地位、女儿的婚姻，却有很精明的算盘（Mill 163）。这是从公共意识的缺失，讨论女性固守于家庭的弊端。南丁格尔则从切身经验出发，直接从世界/家庭的对立曝露性别不对等的空间划分。她在《论家庭》里说：“男子进入世界，多么欢喜……而女子生来要进入家庭”。前句引自《约翰福音》16章21节“欢喜有人进入世界”。这个“人”原是泛指，不分男女。南丁格尔故意解作男子，衍生出性别区分以及基于性别对立而产生的空间区分。“假如女子生来也进入世界，自然令人欢喜。可是，如果生来就得进入一切可能领域中最小的一个，毫无机会发挥其才能，那么又有何乐可言？”（McDonald 3, 150）在她看来，世界广阔、惊险、充满刺激与挑战，家庭狭隘、局促、偏安一隅且沉闷乏味。前者意味着丰富的选择，多样的人生，而后者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为妻为母，当不成妻母的，被称为剩女，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倍受歧视。 空间狭隘的同时，女性的时间也被分割零碎。穆勒在《屈从地位》里说，女性 必须永远听从一些人、通常是所有人的召唤。如果她要学习或有某种追求，她只能抓住偶然出现的可以利用的短暂间歇。有一位声名卓著的女性，在一本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问世的著作中说——真是她说的——女性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用的零碎时间。那么，女性在某些需要持续的专注力并且需要投入一生的主要兴趣方能完成的事业上没能做到出类拔萃，又有何奇怪的呢？（193） 这里所说“声名卓著的女性”，就是南丁格尔，而穆勒希望“有朝一日能问世的著作”，即是《给求真知者的思想建议》。她在这本书里披露女性只有零碎时间的事实，并对所谓用好零碎时间的箴言不置可否： 倘若画家用零碎时间来工作，难道不会毁了他的画么？假如它值得一画，又假如画家天赋异禀，那么每次接触这幅画，他的头脑里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画面，而这需用零碎时间不可能获得的全神贯注。如果不这样集中精神，他会毁了自己的工作。我们能够想象米开朗基罗颠来跑去、东一笔西一笔地画西斯廷天顶吗？任何用零碎时间完成的事，还不如不完成呢。哪怕是一封信，如果挤出一刻钟的时间匆忙写成，我看还不如不写的好。（Calabria 109-10）。 南丁格尔切望投身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却发现自己被各种家事和社交占满时间。读南丁格尔的各种传记，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成年后的她几乎总在生病。她的病因几乎没有人说得清楚，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疾病对于她，既是客观的存在，却又好像是主观的意志使然。与家庭的抗争，虽然帮助她摆脱社会规定的生存状态，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却也不幸造成身心的撕裂，形成情与理的鸿沟。她从战场返回之后，几乎一直卧病隐居。生病成为生活常态，甚至有可能用来被动抵制家人介入和干预自己工作的手段，这当然称不上理想的人生。其中的悲哀、苦涩与无奈，深刻反映出南丁格尔时代女性的困境。 宣扬家庭天使论的人们，却无视这些困境的存在。罗斯金（John Ruskin）鼓吹女性的任务就是服务男子与家庭，发挥微妙的影响，有余力再做点慈善事业；女性必须接受教育，但“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完善，而是为了自我舍弃”。（45）女性操行手册的撰写者萨拉·刘易斯（Sarah Lewis）也宣扬“一切关于女子的教育，均要以培养自我奉献和自我舍弃的品质为目的”。（Murray 28） 当然也有针锋相对的声音。穆勒对“自我奉献”和“自我舍弃”就提出不同意见。他不愿意强调女性生来就是为着自我牺牲的，因为在他看来，自我克制是被人为地设定并夸大为女性的理想性格，而且“一位好的妇女不会比最好的男人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他还说，如果作为家长的男性一味任性而作威作福，那么“奉献不过是自私的一种特殊形式” (Mill 166，162)。南丁格尔1867年致信乔伊特，剖析两性关系时，用了一个更富于宗教色彩的词汇“martyrdom”（殉难）来描述女人为成全家庭而一味委屈和牺牲自我的行为。她认为这样的牺牲其实徒劳无益，甚至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因为它“让自私者更加自私，懒惰者更加懒惰，狭隘者更加狭隘”，同时牺牲者“也因她们的牺牲变得麻木，丧失思维的能力”。毫无意义的牺牲，其实是源于“认识不到人的真正价值”。（McDonald 5, 238-9） 穆勒和南丁格尔都谈到自我牺牲可能孳生、纵容自私自利的行为，而使牺牲失去意义。相比之下，穆勒措辞更谨慎，他不否认奉献和牺牲的价值，只是不同意将它们打上性别烙印，列为女性专有的品质，认为女性为家庭牺牲乃不易之理。南丁格尔当然也不否认奉献和牺牲，事实上她投身公共事业的一生也是奉献和牺牲的典范。相比于穆勒，她更偏重这类说教对男女双方的品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令女性丧失思考的能力，失去自我，进而失去自尊；令男性变得更自私、懒惰、狭隘。 南丁格尔批评家庭是一个太狭窄的领域，不足以生长永恒不灭的精神。她对社交活动完全不感兴趣，但这些被认为是淑女的责任所在，母亲和姐姐沉溺其中，乐此不疲。她去夜校给工厂女工上课，姐姐强烈反对，认为妹妹同女工混在一起不体面，而且忽视了陪伴姐妹的责任：“母亲的裁决是命令我六个月之内不准做任何令姐姐不高兴的事情，并要求我把所有时间留给姐姐。我屈从了这样的命令。”南丁格尔准备再去凯撒斯韦特（Kaiserswerth）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护士训练，姐姐又激烈反对，场面一度失控，据说南丁格尔被气昏了过去。后来她找到一份工作，替哈利街的病妇会担任财政监管，不收取任何报酬。姐姐“极其厌恶那个地方，并待我如罪犯”。（McDonald 5, 233-4） 这样的束缚与冲突，无疑给南丁格尔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心理压力，绝望之下，她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1850年12月，也就是母亲要求她全心陪伴姐姐的三个月之后，她感到生命了无意义。后来她将这种厌世的心态写进了《卡珊德拉》：“我彻底厌烦了我的生活。这么活着太无聊了！我本来可以无所不做的——现在却无所事事。算了吧，就这样吧。假如我真得以死来证明这个残害人的体系多么富有成效，那就让我放弃生命吧……”（McDonald 8, 118）无所事事带来精神上的自私、冷漠，也造成身体上的弱不禁风。女主人公诺弗莱阿妮（Nofriani）意识到困境缘何而来，大声呼喊：“噢，把痛苦还给我，痛苦也好过冷漠！因为无所事事只会一无所得。但是从痛苦中会生出解救的良方。痛楚总强于瘫痪！”朋友问诺弗莱阿妮：“你已经拥有了令女人幸福的一切，为什么还如此郁郁不乐？”女孩回答：“激情、智力和道德，这三样东西，我从未得到满足。在这样冰冷、压抑的习俗氛围里，它们不可能得到满足”。（130） 诺弗莱阿妮最终没能超越社会和家庭的约束，形销骨立，抑郁而终。诺弗莱阿妮是标题中的卡珊德拉，也是南丁格尔自己。作为标题的“卡珊德拉”在蕾·斯特拉奇编辑的正文通篇不见，而仅在手稿的篇末被提到：“噢，不要再叫我诺弗莱阿妮，叫我卡珊德拉吧。因我一直在劝诫在预告，却是徒劳无功。可悲的人啊！我呼喊了这么多年，无人肯听，无人肯信。现在我呼喊，是叹自己可悲啊！因为我的末日已经来临。”(136)卡珊德拉究竟何许人也？她是特洛伊公主，也是古希腊女先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因抗拒阿波罗而无人听信其预言，后来被俘并遭杀害。看到真相而奔走呼号，却被人误解被人恨而受苦受难，这是先知的命运。卡珊德拉的标题，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伊莱恩·肖瓦尔特曾经说：“《卡珊德拉》是英国女性主义的关键文本，是联通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伍尔夫的节点”。（1981, 396）我认为这是针对此书相当中肯且依然有效的评价。 四 天职：从困境突围 当然，南丁格尔最终没有像诺弗莱阿妮那样束手待毙。她为自己也为其他女性闯开了一条道路。家人对她追求护理事业施予很大阻力，南丁格尔怎么应对？她将自己的抗争纳入宗教的框架来理解，正如耶稣基督必须听从神的指示一样，她也必须追求神赋予她的使命。她要效法基督，追寻有意义的生活。 怎样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南丁格尔回答：“让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从心里生出完善自我、根据自己特长选择自由职业以及追求自立和自强的热望”。（McDonald 3, 147） 这里有两个词值得注意。一个是完善自我（self-development），也就是南丁格尔在另一处表述的“期望自己有用武之地，有机会发挥我们的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150）。穆勒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分别古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性不是一架照着模子铸成的机器，只要亦步亦趋地完成给它规定好的工作就好了；它是一棵树，是要在使之具有活力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下，从各方面去成长，去发展自己。”（87）他还在《屈从地位》中指出，现代世界有别于往昔的最重要的特点，正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Mill 145）我们注意，穆勒谈的是普遍的“人”和“人性”，而南丁格尔强调“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她特意要把阅读习俗通常会排斥的女人含纳进来。 另一个关键词是自由职业（free career）。完善自我是目标，自由职业是实现目标和理想的手段。自由，意味着非强加、非被迫，意味着主动选择、倾力投入、自由地涵养和施展才华。追求自由职业，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前文谈到，家庭在维多利亚时期变得意义非凡，伴随家庭变得重要，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工作或职业变得意义重大。可是变化存在性别的区分，至少在赋予生产性活动和职业以意义的时候，存在明显的男女有别。伊莱恩·肖尔瓦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中指出，工作的福音在19世纪英国仅仅是男性的福音，既可满足个人兴趣，又符合公共利益，所以男性做到追求理想的同时，可以不负社会之期望。对于女子呢，工作仅仅意味着为他人付出劳作，而且是得不到报偿的劳作，自我发展意义上的工作被认为与“理想女性内含的品质——如服从他人、约束自我等——发生直接的冲突。”（22）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下，这时期有见识的女性纷纷表达了她们的不满。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写下长诗《奥萝拉·李》（Aurora Leigh），探讨女性困境和从困境突围的可能。奥萝拉对追求者罗姆尼说：“我也有我的天职——我有/上天赋予我的工作要做。”（52）在另一处，她宣称：“艺术家的本分是既要存在，又要有所为”（155）。另一位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人们希望男孩“在生活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要他有所作为；而女孩呢，只要活着就好了”。（205-6） 南丁格尔当然也不满于现状。撰写《卡珊德拉》的目的，就是将一腔苦闷、愤懑与不得志倾注于这部虚构的作品。“我渴望能有正常的职业，有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将时间耗费在毫无价值的琐事上。”（Woodham-Smith 9）她一生致力于女性职业的开创：“为开拓职业，我不辞劳苦，为给女性开出一条通道，使她们能进入学校、医院、监狱或照顾老弱病残，我苦苦奋斗。这些工作，不是聊以打发零碎时间，聊以幻想自己大有作为而其实什么也没做的娱乐活动，也不是虚情假意的访贫问苦……而是一个现实，一门职业，一项事业。”（McDonald 8, 118） 我们注意，南丁格尔的职业和事业，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养家糊口、营求生计还不一样。工作，在她看来，不仅是“我们的第一需要”，而且是“我们最强烈的本能”（McDonald 5, 133）。除Occupation以外，南丁格尔有时也用profession，有时还用比这两个词更多一层宗教含义的vocation，天职。在自传体的《卡珊德拉》中，女主人公从六岁起，就萌发了天职意识，并随年岁的增长而日益醇熟，日益强烈。Vocation来自拉丁文vocāre，有神的呼唤和召唤之意。将自我完善当成目标，意味着女性将成为自为之存在，而不仅仅是他为之存在。但自我完善不是利己主义的，因为自我完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天职是天降之使命，也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南丁格尔那里，“独立之事业”最终要“同神/人性相统一的完美之善（the Perfect）合二为一”。（McDonald 3, 152） 五 南丁格尔与穆勒的“权利”之争 19世纪下半期，英国女性意识觉醒，主张提升女性教育、拓宽女性就业、扩大妇女选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报刊杂志出现大量关于妇女问题、权利意识的讨论。南丁格尔对此却不大上心，甚至在给哈丽雅特·马蒂诺的信中承认自己“对于女性的权利和委屈，不关心到了无情的地步。”（Cook 385）1867年5月20日，穆勒在下议院针对选举权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提出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在社会上广征签名。南丁格尔先回绝了穆勒的邀请，第二次才同意。如今常见的对南丁格尔的一个批评，正是认为她不支持女性解放运动。 如果细读南丁格尔与穆勒的通信，我们会发现，她其实赞成女性应该取得选举权，并且赞成已婚女性有权管理其财产，但她坚持认为，相比于女性赢得选举权，还存在更大的社会弊端亟待革除，她宁愿为根除这些流弊而努力。另外，她向穆勒解释，在女教优先还是女权优先的问题上，她倾向于女教优先。治理国家和政府是一项复杂、艰难、繁重的工作，绝大多数女性尚未优秀到承担政治责任的阶段，甚至尚不能胜任一项职业，故须以教育为先。 我们说南丁格尔对于女性权利的争取持保留意见，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政治权利。《护理手记》（Notes on Nursing）末章取名为“今日之荒言诞语”，呼吁女子不要为以下两种意见所迷惑：要么认为凡男人所为之事，女人皆可为，要么走另一极端，赞成男女就该各司其职，泾渭分明。在她看来，女性应尽其所能，倾听内心的呼唤，遵循上帝的指引，投身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不去理会这些争吵。（McDonald 5, 372；6, 157） 《护理手记》出版后，南丁格尔请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送书给穆勒。穆勒给查德威克回信，对上述“荒言诞语”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不论男女，发现自己何能为、何不能为的唯一方式，是被允许去尝试。假如男子预先就下了判定，不容分说地将女子摒除于一切要务之外，这于她们显然是不公正的。后来南丁格尔致信穆勒，呈上《建议》并恳请指正。穆勒在回函中旧话重提。他说，“女权主义者所争取的，无非是女性不该被法律或习俗剥夺的男子享有的人尽所能的自由，相比于女性在某些行业的不适合，她们做出了在我看来已经是很大的让步。我认为，将她们的主张贬为荒言诞语，或因她们倡导某些事情既然男子可为那么女子亦可为，而对她们横加指责，都是不公正的”（McDonald 5, 372-4） 对于穆勒显然中肯的意见，南丁格尔一定有所考虑和斟酌。《护理笔记》再版时补充了一章“何为护士”，讨论作为天职的护士行业，而1861年出版的《给劳工的护理笔记》，则将涉及“权利”的这一节整体删除。 关于这场权利之争，伊夫林·皮尤（Evelyn L. Pugh）曾撰文专门讨论。她在文章里指出，南丁格尔从自身经验出发，没有看到法律对她行为的限制，因为有钱有地位，她不像成千上万的女性那样，需要挣钱谋生且拿很低的工资，作为一名单身女性，她也可以支配自己的财产，故而，南丁格尔虽然“对社会习俗对女性的专制深有体会，却并没有意识到必须首先打破这样的障碍，才能让更多女性的生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她对护士的要求，‘安静、温柔、耐心、忍耐、坚忍’，仍然是理想化的维多利亚女性”。（134）这些都是颇中肯綮的评论。 不过，“权利之争”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南丁格尔对于权利的戒备，源于她对责任的看重。林恩·麦克唐纳指出，南丁格尔一贯少用“权利”，更经常地使用“责任”或“天职”，刻意强调为他人服务的强烈意愿（McDonald 2, 73；8, 6）。“责任”在她的著作中反复出现，是一个蕴含浓厚宗教意味的关键词。 其二，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普遍对权利存在一定误解。1851年，哈丽雅特·泰勒·穆勒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发表题为“女性的解放”一文，批评女性不被允许发展自己的兴趣，而沦为男性附庸的社会现实。文章分析，造成这种现状，乃男子的好恶使然，因为他们喜欢男子为自己而活，女子为男子而活。（Murray 32）自我意志与自我肯定被认为是男性的美德，女性的美德则是自我否定、耐心、退让、顺服于权力。夏洛蒂·勃朗特读到哈丽雅特的匿名文章，以为是穆勒手笔，旋即致信盖斯凯尔，批评作者全然将自我牺牲的爱和无私的奉献抛诸脑后，并称“渴望权力的女人”，一定不知爱为何物。夏洛蒂曾经写出简·爱这样具有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奥丽芬特夫人（Mrs. Oliphant）甚至称其同名小说为“女性权利的狂野新宣言”。（Abrams 1720）但在她这里，竟然也将“争取权利”等同于“攫取权力”。夏洛蒂似乎并没有看到，哈丽雅特所说的权利，原本是指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个体应该享有却被无端剥夺的权益，比如教育权、工作权、财产权和公民权。事态更微妙的是，在理论上赞同女权主义的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也认为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维多利亚妇女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政治平等带来的责任”。（Showalter, 2005, 216）还有一些维多利亚女作家担心，权利的过度诉求会导向责任的偏废，导致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这样的担心，在今天权利意识过于高扬、责任观念日益削弱的现代社会，不见得毫无必要，但是在当时女性被过度压制的语境下，显然是偏于保守的思想。可见，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刻，对于“权利”的探讨，引发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多重焦虑和反思。南丁格尔在这当中，虽然趋于保守，但还不算最保守。某种意义上，她所谓女教优先的立场接近爱略特和勃朗宁夫人，并在穆勒的影响下，部分更改和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克里米亚战争后，南丁格尔选择了隐居生活，在健康状况糟糕的情况下，闭门谢客，笔耕不辍，撰写并出版了两百多部书籍、报告和手册，内容涉及医疗、护理、公共卫生、济贫院等方面，积极推动英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称南丁格尔是颇有影响力的幕后改革家，也不算夸张。南丁格尔不仅开创了现代护理和护理教育事业，不仅是优秀的统计学家、管理者、幕后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她为千万名女性踏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英国历史发生过正面而积极的影响。但我们也确实看到她的保守性。提灯女神或事业女魔的标签无法概括南丁格尔。天使与魔鬼，是社会习俗评价女性惯用的二元模式，趋于程式化和简单化，无助于我们理解南丁格尔的复杂形象与曲折思路。我们通过辨析女神和女魔形象的失真，进而分析她本人的激进观念和保守立场，力图还原一个复杂、多维、有血有肉的南丁格尔，并从她身上探究维多利亚女性的困境以及她们为走出困境所做的艰难努力。 Abrams, M.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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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3.] [1] 参见Ruskin, John, “Of Queen’s Garden”, Sesame and Lilies, p. 44; 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