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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兆胜 对于任何一个从事批评的人来说，恐怕都离不开一个“标准”问题，即他依据什么进行批评？是流行观念，是钱评交易，是友情出演，还是一己所好？我认为都不是，而是一颗追求“尽善尽美”的心灵，一个向往美好世界的梦想。 在我心目中，许多人以为贵的东西都被看轻，但有些方面却不可或缺，更不能被破坏和污染，这就是真情、善良、纯洁、自由和智慧。一个人虽富可敌国，但没有仁慈、友爱与慷慨，我会很看不起他；一个人若官运亨通，但心中没有贫苦百姓，他的存在又有何用？同理，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为人类美好的心灵添加点什么，而是散发着庸俗、残暴、色情和变态的气息，他名气再大还不是包裹腐坏的彩纸!因之，不论别人怎样，我都坚信永恒的价值，这也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尺度。 至今我还记得读茨威格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的情景和感受，一边流泪、一边唏嘘、一边仰天长叹，为真诚、善良、美好的女性和爱情，也为庸俗、空虚、无情的男人和作家。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它曾给了我这个起于艰辛、脚踏坎坷的农家子多少温暖、光明和意志啊!如今，两位伟大的作家都已长眠地下，但他们的灵魂却通过作品永存不灭，尤其在那些弱小者心里。这就是文学的价值与魅力。其实文学不论怎样变幻，都离不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概言之，就是你是不是向真、向善和爱美。 基于此，我是以“尽善尽美”来要求作家作品的，即以圣洁的标准进行评判，因此我喜欢孔子、老庄、苏东坡、鲁迅、林语堂，也喜欢托尔斯泰、雨果、纪伯伦、凯勒，总之，是崇尚有大光辉的人格和作品。如果读到佳作就欢欣鼓舞，如张炜的《人生麦茬地》；读到坏作品就反感（这样的作品时下数不胜数）。即使优秀的作家如史铁生和张炜，我在充分肯定他们时也不乏批评，就是因为我的标准太高了。不过，如果批评标准低了，我不认为批评还有多少意义。 这样的高标准决定了我阅读和批评的特性，既不敢敷衍马虎，更不能随意而为。我的读书除了博览，往往都是“十目一行”，有的甚至反复咀嚼；评论也是如此，只写自己感动或感到有研究价值的现象，而写完了总是改了又改。 因为白纸黑字一旦发表出来，面对所犯的错误只能后悔莫及。可以说，以“尽善尽美”的方式从事阅读和批评，既有益于读者，又能减少对作家的误读，还是提升自己的必由之路。 所以，归根结蒂，批评的指针最后是指向自己的，即你的境界、心性、品格和审美趣味直接决定评论的质地。换言之，批评的优劣高下往往不在于批评对象本身，而在于批评者是否公正，是否有爱心、个性和智慧。一个缺乏德性的人，写出的评论必是功利、游移、平庸、暗淡，是死的；一个心有大光的人，他的评点一定光芒四射、摇曳生姿，是活的。这就为评者提出“尽善尽美”的修炼之路，包括学识学养、境界品位、公心爱意，还有别的，如德性。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就像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但唯其如此，才将理想和希望放在完美上。人是如此，文学和文学批评也应该如此。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君子学者王兆胜 韩小蕙 我这人从小有两个毛病，一是只愿跟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玩，二是只愿跟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后来许多年过去了，年龄长了，渐悟世事，两个毛病改掉了一个，另一个却怎么也不肯离去，这就是我仍固执地只愿跟比我强的人做朋友。 王兆胜比我年轻得多，可是从第一面起，我就从心里将他引为朋友了。 第一次见面，是数年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一个散文研讨会上。由于我俩都有晚上散步的习惯，吃饭后，就沿着黑黢黢的海堤走一个多小时。惬意的海风中， 兆胜跟我谈起了他的家庭、亲人、求学经历以及人生追求等，话语间满是为人处世的诚恳。随着谈话的渐渐深入，这个戴着眼镜、说话温和的青年学者，慢慢幻化成一个质朴的农家子弟，从山东蓬莱的红高粱地里冉冉升起。 “我上大学三年级，才第一次穿上毛裤，是我中学同学的母亲给我织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岳母。”兆胜的这些话，至今还在我耳边温馨地响着。他也真是齐鲁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奇迹，父亲是地地道道摆弄土坷垃的农民，母亲是地地道道养猪喂羊的农妇，有兄弟姐妹五人，全是莳禾稼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从这个清贫的农民家庭里，就偏偏走出了这么一位学士—硕士—博士，现在又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的青年学者。踏破老王家门槛取经的乡亲不知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是吃着地瓜大葱长大的王家四小子，咋就一步登到了天上？ 我也把这个问题直率地提了出来。当时在黑暗的海风中，我看见兆胜的眼镜片闪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他沉静的声音：“我也不知道。其实在我们农村， 有好多特别聪明的人呢。” 多年以后的逐步交往，使我逐渐了解了兆胜当时答话的含义。他屡次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起村里的一位乡亲，多年来坚持文学写作，用很粗糙的庄稼人才买得起的纸，写了一厚摞一厚摞的小说；又说起村里的另一位乡邻，曾认真地问他“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兆胜也说起他的父亲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诚实肯干，厚德待人；哥哥姐姐虽然都仁爱于他，却在他犯了错误时毫不留情， 逼着他向别人承认错误。兆胜是真心地热爱、敬佩自己的家人和乡亲，我从他的讲述中，听到了和作家们笔下那些自私、落后、狭隘、卑琐、劣根的中国农民们完全不同的优秀的信息。 正是因为从小吃苦耐劳，养成了兆胜极为刻苦、勤奋、孜孜不倦读书做学问的学风。他不是属于郭沫若那种大聪明才子的类型，而是沿着山东前辈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路子，筚路蓝缕，一步一滴血汗地走过来的。今天他才四十三岁， 其学术成就却已如一大片熟透的红高粱，精精神神地向着苍天，哗啦啦微笑着——他已经出版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逍遥的境界》《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等十一部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20 世纪中国文化论争》《外国散文三百篇》《百年中国性灵散文》和《享受健康》等书。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大奖。 然而让我说，这些都还不是兆胜的最光彩之处。类似有这些皇皇等身著作的， 在京城乃至全国学界里，真的大有人在——中国人多，中国的聪明人、能干人、卓越人、天才人、超人……亦多多，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才俊之士。可是在这些优秀人才长阵里，为何王兆胜是那么不显山、不露水，而又是那么玉树临风呢？ 我每每思之，最后终于发现，其实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把兆胜迥异于他人的特点概括出来，这就是前面屡次提到的“诚恳”二字。 诚恳是一种境界，全心全意的诚恳是一种大境界。王兆胜不是那种把“诚恳”时时顶在脑门上的人，然而当他瞧着你的眼睛，跟你说话时，他眼睛里闪烁出来的光芒，就叫“诚恳”。诚恳的基础是大善，大德，大美，在这个世界上， 兆胜对谁都是这副暖暖的目光，即使是有大缺点的人、做了大坏事的人、触犯了众怒的人，大家众口一词地加以声讨，兆胜也往往不吭声；至于那些闲言碎语、飞短流长、嫉妒诽谤、官场争锋、男女情事等一类无聊话题，他更是避而远之， 就像他对名利场、对混官场、对有价值的生命之外那些乱七八糟的肿瘤毒素， 从来都避而远之一样。 以至于我有一次忍不住问他：“在你眼里，没有坏人吧？” 他思索了一小会儿，很认真地回答说：“也不是。可是我觉得坏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只要是个人，他身上总得有闪光的东西。比如杀人犯，我们家乡有个杀人犯，就对孩子特别好……” 交往了这么多年，我的确一次也没见过怒目金刚的王兆胜，他的沉稳超过他的年龄许多，以至于让痴长他几岁的我感到自己的不成熟。不过也千万别以为兆胜是一个老好人，不，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底线概括起来更简单， 只有一个字——“爱”。 他好多次非常严肃地跟我说，现在的有些人太差劲了，一点爱心也没有， 比如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大自然，随意地破坏，砍伐树木啊，污染河流啊，捕杀野生动物啊，连小花、小草、小虫、小鸟都随意欺负，一点也不懂得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也是需要尊重和呵护的，呵护它们其实也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我说：“对，诗人徐刚早年有过一篇散文，其中说每一朵小花、每一片绿叶都是有生命的，都不能伤害。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伤害一草一叶了。” 兆胜叹息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教人敬畏生命，心灵高尚。所以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还得努力啊……” 这种谈话内容，基本上构成了我和兆胜之间交流的话题，每次都能使我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好像自己也冉冉地从大地上升起，飞向蓝天白云的天空。兆胜和别人的交往、交流，也基本上都是这些有关爱、有关生命价值、有关提升精神品格的内容。他是一个做学问勤奋而社交疏懒的人，他舍不得时间去推杯换盏，“场合”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真的，兆胜的“出现”，常常是一部新书突然飞至你面前，让你由衷地替他喜悦。最近让我眼睛一亮的是他二十四万字的新著《林语堂大传》，除了现当代散文的研究和写作，兆胜是林语堂研究专家，他已出版林语堂研究专著六部。 世事匆匆，人生匆匆，近年来我常常感叹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了解得多么不够，即使是亲人、挚友，自以为熟得相互都能说出头发有多少根，可是突然之间， 他们做出的事情，还是能在你的心上擦出一朵意想不到的火花。 今年兆胜就又让我吃了一惊：他正在撰写一组当代散文的研究文章，不是柔软抚摸、互相唱和的那种吹捧文字，而是真刀真枪、指名道姓的批评，笔下灼灼闪烁出“大雪满弓刀”的锋芒。因为他认为，现在的散文创作该好好清理一下了，有时一年里也难以看到几篇感动你的真文章，连名家在内，大多数作品都是空洞无物、冗长、掉书袋、媚俗、商业化、官场化、庸俗化……的“假” 作品，“这样下去，散文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 我不免有点替他担心：现在文坛的风气不好，能接受正常学术批评的“君子”，不多吧？ 君子学者王兆胜笑了笑，书生意气地说：“我是善意的。我想，这样的批评， 对读者，对作家，都有好处。” “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这是法国作家拉罗什夫科说过的。我再补充一句，“恳切能化解满天的乌云”，算是对兆胜的一种学习、欣赏和精神支援吧。 （韩小蕙，光明日报社）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