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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文艺理论发生巨变、取得辉煌成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倘做简要概括，那就是在坚毅卓绝的奋斗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并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了新阶段。这个巨变和成绩，无论是从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论史，还是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史来看，都是值得大书特书、写入史册的。这个巨变和成绩，不仅反映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理论上的非凡创造力，而且反映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理论上与时俱进的品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是如何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迈向新形态的，在其探索和跋涉过程中有何经验与教训，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未来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忠实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国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部分原因是西方思想在五四时代占统治地位以及儒学衰落的结果”1。国内有学者则认为：“1917年十月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2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西方”思想，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革命”思想，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成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传教士、海外留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等不同的知识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都有所接触，对其界说也比较含混。所以，要“传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真正将其视为“科学”，那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一个谁来担当“传播者”的问题。因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译介的内容也多是零散、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般还仅被视作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或流派中的一种，能主动自觉地担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的角色，那是需要眼光、需要科学的世界观支撑的。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历史亦证明，在那个觉醒与选择的年代，能够像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担负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忠实“传播者”职责的，正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有文论史著作已指出：“‘五四’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3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五四运动确实“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4，而这其中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朽功劳。他们强调文艺必须面向平民、面向现实、面向革命，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5党的初心和使命，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态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先锋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和文艺追求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高度吻合。换个角度说，是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文艺宗旨和价值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艺术解放和美学权力的思想武器，其他政党、团体和学派是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的。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的“先锋的作用”，是历史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它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宣传，多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文艺的社会阶级属性，呼吁文艺要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文艺反映劳动阶层的生活，强调进步文艺家要投身于革命，提出建立“革命文学”，主张共产党要“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7。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和主脉的。同时，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8。周扬说：“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旺盛起来的，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伟大运动。”9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当时诚然还未能大量直接地被译介过来，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还不够完整系统，论述也不免有些模糊和粗糙，“但这些主张毕竟是从‘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来的，也是他们把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文学建设上来的尝试，在中国初步播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种子，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10。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翻译宣传的主力军 考察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不难发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最积极、最热忱、最真挚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37年），中国共产党就把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作为文化战线上首要的工作，迅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面貌与格局。这一工作的开展，同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亟须解决文艺和文化领导权问题是分不开的。特别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译介工作，是在国民党严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进行的。1929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1。“文委”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加强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端。1930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方协调，在上海领导创建了联合众多党内外进步作家的第一个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中共党组织在会上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发言。鲁迅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文艺界要出现“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12的希望。“左联”在其纲领中明确宣布，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经过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斗争，“左联”翻译出版了大量文艺理论著作。1930年夏，“左联”东京支部成立。1930年11月，“左联”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13“左联”一成立，便直接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方针之一14，很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并“由之前间接地翻译日本作家论述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为系统、规模、深入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15。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三套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艺术理论丛书”。“据有关资料记载，‘左联’时期，翻译文艺理论的书籍，约计一百三十九种。”16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较之前有了一个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文艺论著成规模、成系列地被译成中文，苏俄一些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论著，也译成中文出版。17“历史地看，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1929—1930年冯雪峰主编鲁迅等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到1932—1933年瞿秋白编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列宁论托尔斯泰》，再到1936年东京质文社出版的‘艺术理论丛书’，中国左翼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接受走的是一个追本溯源的逆向过程，经历了一个从混杂逐步走向清晰的发展过程。”18 中央“文委”直到1936年10月左右才停止工作。19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文委”并非只此一家。据现有资料记载，各苏区几乎与上海同步建立了“文委”，并在各级政府建立了完整的“文委”系统，而且是一个参与苏区政府运行的管理部门，多数直属于政府，部分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有声有色地开展了全面的苏区文化建设。20譬如，1930年3月在龙岩召开的闽西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做出的《文化问题决议案》，第一条就是“区政府县政府闽西政府应组织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21。这充分说明党对整个苏区文艺与文化工作是有统筹规划、有战略布局的。 在总结这一时段中国思想文化特点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过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在首先指出这一时期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的之后，紧接着讲“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22我认为，这里可以“深长思之”的地方，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起到领导作用的地方，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和宣传运动在文化上是怎样起到了振聋发聩、深入人心的地方。 鲁迅称此时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23。因之，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只能掌握军权、政权、财权以及对出版物的控制权，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24。为什么会这样？依照毛泽东的说法，那是因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25。这可谓是“深长思之”后给出的最正确的答案。从这些话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中国共产党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对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左联”成立后，鲁迅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要批评家》。他了解此时“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的情况，特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26。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对于革命文艺和文艺批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是看得很清楚的。 瞿秋白和冯雪峰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在比较广泛系统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中也是功勋卓著。1930—33年的冯雪峰是党在左翼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瞿秋白作为中共早期负责人，在鲁迅的支持下，一方面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一方面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面临的实际问题。早在1920年，瞿秋白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作序时指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27此一时期，他在许多文章中不仅无情地揭穿了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假面，剥出了他们理论的反动实质，驳斥了他们对左翼文坛的污蔑攻击，而且还正面阐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如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文艺大众化等问题。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由于其鲜明的战斗性和严密的科学性，当时就受到鲁迅的称赞，后来茅盾更认为这篇文章可说是“到那时为止的一篇最谨严、说服力最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28。可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结合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1930年代“国统区”的文艺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留下不少需要深层次加以解决的理论问题。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及解放区文艺的发展，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文艺课题。在浴血斗争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了广大作家艺术家积极投身文艺抗战的洪流，而且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宝贵的精神食粮。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体机关的影响……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29。延安的中共中央“文委”，就是在1939年下半年成立的，吴玉章为主任。1940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召开中央“文委”委员会议，洛甫（张闻天）、吴玉章、周扬、艾思奇、陈康白等到会。1941年9月30日，中央“文委”发出关于组织文艺小组的通知。据记载，到1940年，“抗大”等45个单位已成立了85个文艺小组，成员660多人。30另据统计，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自1936年11月至1942年5月间，相继成立的各种文艺社团组织就超过了100个。31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领导革命文艺工作的重视。 这一时期，最值得写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光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诚如周扬所讲：“如果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了。”3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给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创造性的发展。 1936年11月2日，在陕西保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33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价值与特点。34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批驳了“艺术至上主义”，强调“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强调要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强调“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强调文艺家要“到群众中去”等问题。35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主张“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36。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37尤其是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革命文艺论争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回应了当时延安文艺界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实际，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38，对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的几乎所有学理和政策问题，都作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述，初步构制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文艺问题第一次做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从而呈现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清晰面目。在此讲话之后的第五天，即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再次详细地论述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论述了“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39的问题，使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更为透彻与完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1年来领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从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上具有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像一座灯塔，照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它像一面旗帜，带领和指引着一批又一批作家艺术家奔赴前线和敌后，在硝烟炮火中同广大军民同呼吸共命运，以钢铁般的意志和燃烧的激情，揭穿敌人的滔天罪行，鼓舞同胞的勇气信心，谱写出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奋力御侮的雄壮战歌，雕塑出民族抗战的英雄群像，为中国文艺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和落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工作 从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40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和进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才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文艺，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正因如此，中国的文艺理论才有可能跨入马克思主义文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阶段。这种情况，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变得更加明显。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及和落实，而且把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和编写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出席并讲话41，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朱德在开幕式上恳切地讲道：“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胜利以后，将要把主要力量用在建设方面。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42文代会期间，全国文协创作部起草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43。“这份《建议书》的第一部分说明了‘创办文学院之意义’：‘按文学艺术各部门来说，文学是一种基础艺术。目前我们有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恰恰缺少文学院，所以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艺运动以来，除延安的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而外（经验证明他们是有成绩的），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数是单枪匹马，自己摸路走。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文学人才，我们接收以来，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人才，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44文代会上决定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取法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有学者这样指出：“创办于1950年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为新中国‘培养实践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组织、编辑、教育、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干部’（见《人民日报》1950年8月10日第3版）的专门机构，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文艺方向、领导的文艺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45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专门培养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优秀的青年干部，使他们能够忠实地执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进一步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文学院”和“文研所”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19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文艺理论界曾有一个相对集中学习和效仿苏联的阶段，在文艺理论上也实行过“一边倒”政策——向苏联学习。这是因为当时“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6。请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讲学47，办文艺理论研究班，翻译苏联文艺理论教材和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落实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必要手段。这种学习与借鉴，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与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对中国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初步了解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尽管它是“苏式”的文论系统，但确实同新中国成立前那种旧式的文论格局严格区别开来了。其直接效果，或可说是“借助苏联的文论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文论教材的结构核心”48，扭转了先前欧美文论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这对正在建立自己学科系统的中国文艺理论来说，无疑是有指路功能的。 在具体接受和学习苏联文艺理论过程中，中国学者也清醒地意识到苏联专家及其教材“所讲的只能是从苏联方面出发，所能运用的也多是苏联的文艺理论成就”，因之我们“必须避免教条主义的搬用”49。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讨论最后一次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会上提出，我们要进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0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51为了这种结合，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还特意分析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状况，认为“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52这些论述，不仅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国情文情，而且告诉我们照搬照抄外国文艺理论是行不通的，只有同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普遍真理性才能真正显示出来。由此，便触发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力量编写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想法和尝试。 周扬是我国文艺战线贯彻党的文艺精神的负责人之一。1958年8月，他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做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讲话。同年11月22日，他又在北京大学举行关于“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讲座。他认为：“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往往首先在文艺方面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思想要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前哨战往往是在文艺方面。延安整风前后是如此，建国以后也是如此。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生动反映；文艺理论批评是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有力工具。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重视文艺工作，不只是简单当成文艺现象来看待，而是当成整个思想战线，甚至整个革命战线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看待的。”53 很快，1960年9—10月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便确定了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周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54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有计划地组织调动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力量编写文科教材，这在中国高教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认识这次党委托我国文论家编写教材的理论意义和变革价值。譬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我国构建有自己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达到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形象一点地说，是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两座高峰”55。这两部教材，“突出了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还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两部教材不仅打破了苏联教材的结构模式，而且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吸收传统思想和优秀理论成果，一方面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从而在书中形成了独特的逻辑结构”56。总的来看，“这批教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吸收外国文化，观点比较正确，材料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充实，革命性、科学性结合得比较好，不仅解决了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而且对高校文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证明是一批好教材”57。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加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根本原则，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在改革开放、大量西方学说涌入、理论认知逐渐多样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文艺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放在文艺理论建设的首位。 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擘画了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蓝图，总结、吸收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而且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58从此，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之路。 随后，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文艺界的同志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特别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两篇讲话，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59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胡锦涛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说“一切有成就的文艺家，都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都注重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60这些讲话，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 从具体语境看，可以说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是从纠正多年存在的“左”的倾向，恢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开始的。随着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激发了理论和创作的活力，使我国文论研究很快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未曾出现过的中外文艺理论大交汇、大交融、大碰撞的局面。西方文艺学说——无论是近代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都接二连三、大张旗鼓地被引了进来，一时间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1980—9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变革、突破与更新，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拓展，极大地转变了原有的思维模式，催生出文艺理论的多样形态和各种分支学科。 从反思的视角看，这一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也存在明显的欠缺与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引进西方学说和探讨文艺理论问题时不能很好地同中国文艺和中国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二是相当一部分文艺理论研究在哲学根基上出现或整体或局部偏离唯物史观的倾向。面对这种情况，进入新世纪不久，党中央在2004年组织实施了号称“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和“生命工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该工程“重点教材”之一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开始起步编写的。几年间，七易其稿，到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教材可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马克思主义来统领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最大项目。61从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教材对扭转之前一段时间文论研究存在严重混乱和“西化”倾向起到了遏制与校正的作用。这就再一次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才能走上正路；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针，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才能实现科学化。 2009年，教育部党组又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编写。从全国各高校抽调来十几名文艺理论教师组成编写组，历时近十二年，几经修改，特别是增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相关论述，到2020年才基本完成全书的编写与修改任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继《文学理论》之后又一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大工程。这部教材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前提下，首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化构建。这种构建，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包含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尤其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部内容。它把170多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状貌有机地组织在一部教材当中，并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基本轮廓。这个首创之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论家们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的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视，是载入史册、有案可稽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62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63习近平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努力，我们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64在党的文献中，接连而反复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性，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的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那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代表的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探索；如果说前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那么后者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了新形态。这两个讲话虽说时间前后跨越72年，但其思想和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相互印证的。这两个讲话分别产生于不同年代和不同语境，可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则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方面是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 习近平的《讲话》，面对的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的历史方位”，面对的是新的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面对的是发生了巨大变迁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现实。《讲话》在理论上要总结几十年来我国革命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当下文艺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思考如何构建21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职责和使命，决定了它必定会极大扩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工具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谱写新的篇章。 这篇《讲话》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放置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恢宏壮阔的时代背景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65 这篇《讲话》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元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譬如，“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66所有这些，都是贡献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成分。 这篇《讲话》纠正了文艺界一度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和倾向，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的创作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讲话》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实际。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67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对“三俗”、反对文艺唯市场化倾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鲜明态度。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在新历史条件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声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不可替代的功能。《讲话》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68文艺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69。《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70这就有力地遏制了文艺理论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趋势的蔓延。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关于文艺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倘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是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外，习近平还有《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71，《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部分，《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2017年11月21日），《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的信》（2018年6月25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2日）72，《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2018年8月30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2019年3月4日）73，《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2019年7月16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22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2020年10月23日）。这个“清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论述涉及文艺问题的方方面面。这些论述，不仅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而且高瞻远瞩地规划了新时代文艺理论和创作的未来发展；不仅揭橥了新历史条件下文艺活动的普遍规律，而且鞭辟入里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新的愿望和诉求；不仅探索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方法与路径，而且充满自信地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文艺的时代课题。这些论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境界，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了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在传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功绩是清晰可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出现，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实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的结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1世纪的新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这个简略的概括，可看作对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功绩的一个大致归纳。 如果再说得具体一些，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取得的进展与劳绩，可做如下表述：中国共产党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盗火者”和播撒者，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构建者和践行者，成为历史大变局中直面21世纪的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者和创造者。从纯粹学理的角度看，这些功绩至少还能概括出这样几个方面：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严谨科学性的人文学科；在学术体系的构建上，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74；在话语体系的构制上，中国共产党吸收古今中外文论的精华和营养，使充满马克思主义话语元素的话语形态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的主体与灵魂；在文艺的使命与宗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放在核心位置，从而占据了人类美学理想和道义精神的制高点；在文艺领导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把这种领导作为根本原则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范畴，从而保持了党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动力。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功绩，实际上昭示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与特征。中国共产党从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高度，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次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跨度的辩证的矛盾运动。中国共产党既摆脱了外来文论的束缚和影响，又透射出俯瞰新世纪文论发展的敏锐目光；既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自主的中国化的理论，又使之靠近了世界文艺理论版图的中央。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和理论财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这些贡献，就是放在20世纪至21世纪世界文艺理论之林中，也是理念先进、根基深厚、方法科学、光彩照人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了世界文论舞台上一支新鲜的旺盛的创造性力量。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75，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又提出要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76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召唤和要求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同样是适用的。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是历史交给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责无旁贷的任务。 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在持续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张力结构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展现出它的独特姿容，已经获得它的特有身份，已经为人类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我看来，经验和成绩总是一对“双胞胎”。成绩是历史中的“亮点”，经验是对历史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懂得，“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77。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经验，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引领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前行的经验很多，究其要者，我认为可以列出这样几条： （一）善于总结经验本身就是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就是我党总结1930年代论争和抗战时期文艺活动经验的结果；邓小平文艺理论的产生，就是我党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文艺运动的经验的结果；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就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工作经验的结果。总结经验是理论推进的主航道。总结经验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是在不断反思中成长的。只有总结经验才能不忘历史，只有“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78。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总结经验，像火炬接力手一样，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吸取教训，汲取智慧，把握方向，努力创新。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薪火相传中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代风采和思想魅力的秘密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思想之旗，之所以不怕风吹雨打，不怕天寒地冻，永远挺立，高高飘扬，这与它始终坚守人民本位，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头，始终使“人民性”成为核心理念是分不开的。高举“人民本位”的旗帜，既是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本质与精髓的表现，也是不断取得文艺理论胜利的法宝。价值观是文艺观的核心，文艺价值观决定着文艺理论的属性和优劣层次。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明了文艺“为人民”的道理，并把它同党的宗旨和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79“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80“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81这些掷地有声的表述，正是中国共产党注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永不落伍、永不褪色的东西。而这一点，恰是任何其他政党想学也学不了、想做也做不到的。 （三）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稳实地安放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始终将这一哲学基础作为理论发展的方法和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又一条经验。这样讲，看起来像是“同义反复”，其实是不然的。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有学习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同诸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假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划清界限。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势必会走到歪路上去。重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学习问题时就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82他认为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83。邓小平说：“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84习近平则主张，从事理论研究“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85。他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看家本领”86。毋庸置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的一切成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总结党在这个领域的经验，万不可忽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条。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就失去灵魂，就没有了方向。所谓文艺理论建设上要“守正创新”，“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正”，“创”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应该当外国文艺理论的“留声机”或“二道贩子”的。这是经验，这个经验丢不得，丢了就丢了魂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依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同各种腐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念和学说作斗争，“积极地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87，保持其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8。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而这种创新的驱动力则是文艺实践提出的课题。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百年历程，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过的道路，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断深入和加强的历史，就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领下，从具体历史语境和文艺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有自己特色文艺理论的历史”89。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方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废止洋八股，反对教条主义，“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0，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诉求。所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结晶。正是通过不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亦可称为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才造就了我国文艺日益繁荣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又一条根本性经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觉与自信。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和新阐释处再集结、再出发，发掘其蕴含的思想动能，以实际行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贡献力量。 简短的结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百年史，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辛备尝的探索史。总结这一段历史，能够得出的最大的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领导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最根本保证。至于如何研究这段历史，还是毛泽东说得好，那需要对“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91。也就是说，我们要从长时段来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全面看待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大历史观”，不被细小所迷惑，不被碎片所遮蔽，不被曲折所误解，这样才能抓住党在文艺理论事业上奋斗的脉搏和律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清醒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路，实质上是一条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之路。它用实绩证明，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经验并不是由欧美国家所垄断的，每个国家都有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文艺理论现代化之路的义务和权利。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走过的道路，已经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理论话语的模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92中国共产党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乘风破浪，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注释： 1 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5—186页。 2 宋建林、陈飞龙：《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页。 3 吕德申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5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7）》第2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 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7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 8 泓峻：《中国共产党与最早的两个现代文学社团》，《文艺报》2021年4月2日。 9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页。 10 吕德申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第401页。 11 《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12 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13 颜维琦、任鹏：《“左联”这个名字，为何至今让人心怀敬意》，《光明日报》2021年1月27日。 14 《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载《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15 刘勇、杨志、李春雨等：《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16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5页。 17 季水河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2页。 18 宋建林、陈飞龙：《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第34—35页。 19 冯雪峰：《关于“文委”、“左联”的组织情况和有关穆木天的一点情况》，《冯雪峰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20 王锡荣：《从上海中央文委到延安中央文委》，《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21 汪木兰、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2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2页。 23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第292页。 24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2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26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第245页。 27 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俄国文学史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8 茅盾：《纪念瞿秋白，学习瞿秋白》，《人民日报》1955年6月18日。 29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30 同上，第175—176页。 31 张哲浩、杨永林、王语晗：《“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光明日报》2021年2月5日。 32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33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34 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44页。 35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0页。 36 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同上书，第24页。 3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698页。 3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9、848页。 39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6、429页。 4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41 参见毛泽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31页。 42 《朱总司令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6页。 43 据鲁迅文学院院存档案，《创办文学院建议书》标注的日期为1949年10月24日。 44 程远图：《延安经验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办学方向》，《文艺报》2020年10月26日。 45 同上。 4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 47 1950年代初，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分别邀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柯尔尊来校讲课，帮助培养高校的文艺理论教师。 48 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49 杨晦：《后记》，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528页。 50 《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51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46、148页。 52 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同上书，第167、169页。 53 参见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54 郝怀明：《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55 董学文：《中国文艺理论70年的嬗变与发展》，《华夏文化论坛》2019年第2辑。 56 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57 郝怀明：《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忆周扬》，第360页。 5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1、209—210、210、213页。 59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60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0日。 61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克服这部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2018—19年中宣部又组织力量对该教材做进一步的修订。 6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6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2页。 6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6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66 同上，第13、13、21、26、26页。 67 同上，第9页。 6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3页。 69 同上，第30页。 7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71 见2015年7月6日新华社通稿。 72 见2018年8月22日新华社通稿。 73 该讲话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为题，刊发于《求是》2019年第8期。 74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75 见《人民日报》2015年1月24日。 76 见《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4日。 77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78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79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页。 80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211页。 8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3页。 8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83 同上。 84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8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86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5期。 87 列宁：《怎么办？》，《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88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89 董学文：《中国文艺理论70年的嬗变与发展——以教材的编写为考察重点》。 9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91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同上书，第399页。 92 习近平：《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1年1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