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女王伊莎贝尔》 无名氏 约1490年 木板油画，21×13.3厘米 现藏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天主教女王伊莎贝尔》 胡安·德·佛兰德斯 约1500年至1504年 木板油画，63×55厘米 现藏西班牙马德里王宫
    去年我在西班牙访学时，发现电视上热播一部叫做《伊莎贝尔》的古装剧，其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甄嬛传》在中国。与我同住的委内瑞拉人也看得很起劲，因为对于拉美人来说，电视剧的女主人公与他们的民族身份有着紧密联系。在委内瑞拉舍友的带动下，我也看了几集。和《甄嬛传》相比，《伊莎贝尔》的服饰、道具乃至布景都要寒碜得多，能博得今天西班牙国民的热情追捧，实在是与历史人物伊莎贝尔女王的崇高地位分不开的。她是统一的西班牙联合王国的缔造者之一，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政权，资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通过在外交和军事上的精心谋划使西班牙成为欧洲霸主，进而成为全球性的帝国。伊莎贝尔女王代表了西班牙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岁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像，是伊莎贝尔女王最广为人知的画像之一。“天主教国王”的头衔，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6年授予伊莎贝尔和她的丈夫斐迪南国王的，旨在嘉奖他们为保卫罗马天主教廷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对夫妻共治日渐强盛的西班牙，一面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维持秩序，痛击侵入那不勒斯的法兰西人；一面在欧洲国家中带头抗击穆斯林，“光复”了西班牙全境，从而结束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近800年的统治，为正处于奥斯曼土耳其步步紧逼之下的基督教世界争了一口气。很多历史学家都指出，论治国才能和历史贡献，伊莎贝尔都远远高于她的丈夫。老派的西班牙人敬重她、纪念她，首先因为她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基督徒，时刻以天主教的利益为重，而西班牙帝国的百年辉煌，在西班牙人看来正是建立在对天主教狂热而坚定的捍卫上的。
    我们在这幅画像上看到的，就是一个虔诚信徒的形象。或许“圣洁”是最能与这一形象相匹配的形容词。全黑的背景和白色纱巾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使得人像仿佛被圣光照亮，即使与其他的肖像画并置一处，也能突出地显示出来。这幅画像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就是一道耀眼的白光。女王的白底衬衫延伸了白色的区域，远远望去仿佛女王头像的基座。衬衫外面披裹一身的袍衣是深色的，与周遭的背景几乎浑然一体，如此达到的效果，仿佛圣洁的女王是从一片幽暗中浮现而出的，又好像是女王的光辉照亮了四周。背景的简略乃至趋于空无，是西班牙肖像画逐渐形成的一个传统。精心描绘人物背后的风景，或是人物周围的物件，自然会分散观者的注意力。西班牙画家在略去人物背景时，努力呈现所画之人的独特个性，欲使观者深入所画之人的独特气质之中。从委拉斯开兹到戈雅再到20世纪的苏洛亚加，我们在西班牙肖像画中经常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人物仿佛出现在一块毫不显眼的幕布前，好似是在梦幻里浮现，脸部特征和眼神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这幅载入西班牙艺术史的画作，其作者却不是西班牙人。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宫廷画家胡安·德·佛兰德斯（1465-1519）生平的记述。“德·佛兰德斯”这一姓氏既已揭示了他的出生地：佛兰德斯，大致相当于今天比利时的部分地区，此地的民族被称为佛莱芒人。当我们谈起文艺复兴艺术时，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意大利，是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其次才会想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佛莱芒人的绘画是北方文艺复兴艺术的杰出代表，相比于意大利人的画作呈现出很不一样的风格。贡布里希曾提供了一种区分文艺复兴南北绘画的简便办法：只要以表现花朵、珠宝或织品等事物的美丽外观见长，大约就是北方艺术家的作品；以鲜明的轮廓线、清晰的透视法、美丽躯体的准确知识见长，大约就是意大利人的作品。在回溯西班牙艺术史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西班牙在地缘上属于南方，更靠近意大利，其文艺复兴绘画却更多受到佛莱芒画家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是历史原因。因为穆斯林的长期占据，而穆斯林文化又杜绝对画像的崇拜，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古希腊罗马的绘画传统即古典传统几乎彻底中断了。佛莱芒画家比意大利画家更早旅行到伊比利亚半岛并对那里的绘画产生影响，而西班牙王室特别是伊莎贝尔女王又对佛莱芒绘画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佛莱芒画家在西班牙服务于宫廷和教会的同时，也将技法传授给当地的学徒们，西班牙艺术史上由此诞生了一种被称为“西班牙-佛莱芒”的独特风格。不过，佛莱芒画家在西班牙也不得不适应当地主顾的需要，改换一下画风。比如，画作的订购者多为教会人士，他们需要的是摆放在教堂里的巨幅祭坛画，用以远观，如此一来，佛莱芒绘画精心描绘物件表面细节的优势就不得不打折扣了，并且因之带上了更多的与宗教情绪相关的悲怆意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像，从女王衬衫的纹样和她佩戴的首饰上，仍可见出佛莱芒绘画的特点，尤其是首饰上镶嵌的一圈珍珠，粒粒圆润有光泽，这是佛莱芒人的拿手好戏，但这些细节并不会让我们注意太久，因为比这些更具意味的，是女王的面容。
    站在胡安·德·佛兰德斯画笔前的她，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力的女人。此时的她差不多已过天命之年，完成了她作为一国之君的所有壮举。然而在画像上，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丝成功的喜悦，反而是难以掩饰的哀愁。克斯汀·唐尼在她引人入胜的传记《伊莎贝拉：武士女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女王的最后岁月的：“战争让她变得冷酷，生活让她悲伤，她自己也变得更加僵化、更缺乏宽容。”对天主教的虔诚驱使她完成了光复大业，也驱使她做出了饱受后人诟病的举动——推动建立臭名昭著的宗教异端裁判所，以及下令驱逐西班牙境内所有不肯改宗为基督徒的犹太人。由此我们不禁可以感到，女王的“圣洁”也是带着某种冷酷、恐怖的意味的。为什么“生活让她悲伤”呢？因为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她接连失去了三个至亲：1497年，她惟一的儿子、王位继承人胡安去世；紧接着，1498年，胡安之后顺延的王位继承人、她的长女伊莎贝尔去世；再接下来，伊莎贝尔公主诞下的幼子即女王的外孙、按照女王的设想将继承西班牙与葡萄牙王位的米盖尔又在1500年不幸夭折。下一位继承人于是轮到了女王远嫁佛兰德斯的二女儿胡安娜，但胡安娜的情商并不能让女王放心，她为自己身后西班牙帝国的事业而焦虑。
    女王的另一幅比较著名的肖像画创作于约1490年。该作曾长期被认为也出自胡安·德·佛兰德斯之手，后被艺术史家的考证所推翻。这幅画作同样有着明显的佛莱芒风格。与头罩白纱的女王画像相比，10年之前的女王自然要年轻许多，一头秀发，眼袋不是那么明显，皮肤更为紧致，面色更为红润，而不变的是虔诚的信仰——她的左手食指插在一部经书的书页间，仿佛是在掩卷沉思。
    无疑，暮年女王的画像是更具悲怆意味的。作为绘画体裁的一种，肖像画是与死亡相联系的。用西班牙学者维森特·加林的话说，肖像画的创作就是为了战胜死亡。肖像画所呈现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时刻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终有尽头的人，画家的本事，是把这个人的所有独特之处、所有的生命性情凝结在平面上的线条与色块中。斯人已逝，肖像长存，后人睹之，如见真人。这是肖像画的使命。伊莎贝尔女王在自己的人生走向终点之时，得到了权力世界的一切，又遭受了家庭生活的重创。与此同时，她积极地预料身后之事，为此费尽心机。这种种复杂的情绪、生命的悲剧意识，被画家捕捉到，定格在画作中，直到今天仍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在比较10年前后的两幅画作时，我们不由得会想起杜拉斯的名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